改革开放下广州社会结构变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2
从远古到,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化的总体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即社会系统由承担多种功能的单一结构发展为分别承担单一功能的多种结构。
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即人们所说的社会现代化,不仅是的高速增长,也是社会结构分化、结构变迁、结构转型的过程,当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计划体制逐步向市场机制转轨,改革开放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促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反过来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涵盖、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因而结构变迁是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交织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同时,“人口多、地域广、发展不平衡”这一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各省、市、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时间先后、深度广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扩大了结构变迁的城乡差异。此乃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总体特征。
广州是华南最大的中心城市,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连接海外,是我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作为广东省省会,自1978年以来,在中央政府改革开放总体方针的指导下,广州市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文化传统,抓住机遇,积极把握和利用政策倾斜的优势,从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先行一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日益分化,社会运行机制出现转轨,社会利益得到重新调整,社会观念发生急剧转变,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应的新的规范整合体系,奠定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网络。
本文拟从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成员的分化,以及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等方面对广州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状况进行一定的社会学分析,以期更深入地探究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一、 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
改革开放前的广州,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行政一体化结构。所谓“行政一体化结构”,简言之,就是政府行政对社会生活具有超强的控制力量,社会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没有分离。个人依附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又依附于国家政府,特别是政党之下,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并以行政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即将资源单位化,形成资源的单位所有制,由此而将个人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单位这一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中。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旧体制下,整个社会无论内外都处于封闭的体系里,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运行,缺乏反馈系统,更缺少横向沟通和协调,权、责、利模糊混淆,效率低下。
在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绝对垄断的前提下,个人对单位组织,单位对国家政府的关系表现出了强烈的行政性依赖。所谓行政依赖是以主动——被动的关系代替互动关系,以行政主体代替多个互动主体,其最大特点是非契约性,这种依赖并非交换双方因占有资源的不平衡而形成的暂时均衡状态,而是行政关系所预先规定的状态带有很强的先赋性,不可变更性,在行为上则突出了行政化冲动。
由于个人依赖单位的实质是两者共同依赖于国家,因此,无论是单位组织,还是个人,其独立都相当低。就单位组织而言,由于国家垄断资源,单位依附国家,失去了组织的独立性,任何单位都有一定的行政血缘关系,隶属中央,或隶属地方,条块分割使单位组织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和管理,没有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决策程序大多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组织的利益配置获取均受到相应部门的掌握,组织的功能活动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控制,各级单位作为一个微观组织的效率须服从于国家宏观目标的追求。从个人来看,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甚至人身所有权也属于单位,其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生老病死、职业调整全由单位组织统一安排,作为个人,其义务就是服从,更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性和独立利益要求,个人被置于单位的控制网络之中,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人身上被动服从依赖,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
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体制转化,社会商品有了长足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涌入市场,按照市场流动,以国家对资源垄断为基础的行政大一体化结构逐渐发生了分化,由单一结构承担多种功能转为多元结构发挥多种功能,政府、组织、群体和个人之间出现分离。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行,以“分灶吃饭,权力下放”为标志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发生转变,向下倾斜;“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最终导致各专业部门的分化,各级政府组织和各部门组织的独立性扩大;“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则削弱了行政控制,一句话,以往行政大一统的结构分化为在结构功能上相互关联以相对独立的体系,市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改革开放促成了计划体制外的另一块自由活动空间的形成,即完全由市场规则调节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产生了大批不由国家———单位体制控制的自由流动资源。体制内以计划和行政为取向的调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体制外,组织与个人行为则完全以市场为取向,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日益破除了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资源依附型制度开始瓦解。与此同时,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进一步促使行政大一体化的结构产生分化,政府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过去,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采取行政的方式进行调配,行政部门得以统领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运作,而今,随着社会资源在市场中的重新配置,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不仅仅摆脱了单一结构的束缚,而且同一种资源的所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也不再局限在单一个体上,简言之,社会资源的配置在结构多元的基础上既相互关联,又相对分离,最终导致国家垄断,行政调配的削弱,政府以行政统领一切的职能逐渐弱化,顺应此变化,政府的职能出现的萎缩的趋势,宏观协调成为政府部门最主要的职能,行政部门更多的是运用人力、财力、物力来协调政府、组织、个人的行为,确保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循环。
从广州市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大一体化结构逐渐分化,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转变。1979年,广州市列入计划管理的产品有208种,均为指令性计划,国家统配物资1980年有256种,表明在计划体制下,政府部门对资源配置拥有绝对支配权,体现出行政大一体化结构特征。实行计划体制改革后,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逐渐扩大,据统计,到1992年,指令性计划已减为64种,而今,除人口、占用耕地等少数几个指标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直接与生产有关的已全部取消指令性计划。国家统配物资也减少至仅有8种,属于市场调节的部分已达90%以上。与此同时,广州市通过价格体制改革,逐步放开价格体系,目前,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部分只有10%左右,生产资料价格已放开90%以上,生活资料已基本放开,行政部门对物价的控制大大放松,市场调节机制基本形成。而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增强了地方自筹资金的能力。在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财务拨款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由1979年占75%减为1993年仅占2 27%,自筹资金由4 4%提高到40 5%,利用外资由零上升到4 51%。投资体制的改革,使广州地方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的实力大为增强。在搞活流通,培育市场体系的同时,广州市通过体制改革,形成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多形式的金融体系。在外贸体制改革和改革中,广州市逐步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实行简政放权,打破垄断,打破分配的平均主义,转化经营机制,组建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企业集团,试行企业股份制,初步建立了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内外向并举的经济体系。上述全方位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一切由国家政府统包统管的行政大一体化结构,行政部门的支配决定作用相对减弱,权限范围逐渐缩小,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对市场实施的宏观调控得到强化,基层部门的自主权大为提高,各部门横向联系得到加强,日益分化的结构体系正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1〕
行政大一体化结构分化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社群组织得到了。改革开放前,在行政一体化结构之下,社会资源由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统一配置和使用,支配社会生活的是围绕行政体制运转的一系列机关、团体、学校、、事业“单位”,即人们就业于其中的社会机构或组织。它们在社会中承担着各不相同的社会功能,并具有现代社会组织的一切特点。不过,的单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组织类型,是由国家直接建立起来并受其直接控制,相当于庞大的国家组织内的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可以这样说,整个社会就是通过单位被组织起来的,个人对单位存在着全面的依赖,单位则依附于国家,单位是个人与社会、国家联系的中介,是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由于行政一体化结构的作用,任何单位与国家都存在着条条块块的行政血缘关系,在人事管理、企事业社会活动,利益分配等各方面均受国家行政的管理控制,组织及环境的人、物、信息交流只有国家这个唯一的对象。一句话,与其说单位是普通的社会组织,不如说它是国家组织的外延物更为恰当,其结构、功能、运作均类同于党政机关,这也就是外国学者所谓社会主义组织的“总体生存”〔2〕。在行政一体化结构的社会里,只能生成行政依附性强的单一的单位组织,而不可能造就有广泛社会联系,独立性、会社性的现代社群组织。
改革开放后,行政一体化结构日益分化,传统的单位组织体系发生了变化。权力与利益由高度集中转为分散,并由向上倾斜转为向下倾斜,行政控制减弱,行政组织和专业组织产生分化,组织的独立性大为增强。由于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状况的改变,组织逐渐摆脱了国家零部件的地位,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体,其利益日趋独立化。过去,单位组织依据所有制、行政级别和部门类型从国家获取社会资源,而今则依据各个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地位高低市场竞争能力大小而获取资源,围绕着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取胜;组织的目标、人员、制度、设施等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组织行为的独立性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放宽了对所有制的限制,对外开放产生了许多新的所有制形式,在体制外空间,伴随市场经济机制的生长和发育,逐渐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和合资企业等不同于传统单位的组织形式,即以功利为目标的契约形式的组织。这类组织的成员由无到有,由少至多,据1992年统计,广州市该类组织成员人数已超过35万人(这还不包括劳动者中的那一部分人),占全市社会劳动者的10%,这一类组织的出现和增加、扩大表明社群组织已由单一类型转向多元结构,独立性越来越强。
社群组织进一步发展的明证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了大量的社团组织。改革开放前,在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下,整个社会形成了高度统一、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格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毫无例外地被纳入了这一结构之中。改革不仅引起人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分化,还导致了国家群体组织和个人的相对分离,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分化必然带来利益分化和组织的分化。随着市场机制的导入和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的改革,传统组织体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团组织的兴起正是依赖于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首先,当国家政府和单位组织之间控制和依赖的关系出现根本改变,国家逐渐将对单位的管理由直接转为间接,政府的行政职能淡化,经济管理职能外移,单位组织开始以主体地位拥有独立的利益和权利,原有的行政联结纽带断裂之后,怎样建立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非行政渠道来沟通政府和单位组织的互动关系并使相对独立的各个组织单位建立互动的横向联系?而对于那些新的体制外的组织要素来说,与原组织体系产生互动的范围更是涉及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这就需要新的组织来扮演中介角色。此外,社会成员层的利益分化导致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并进而强化了社会成员的群体观念、群体认同和阶层分化,促使人们重视群体组织的价值,通过这种“类”组织而联合起来。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深入发展,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参与的内容及形式都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单位和部门参与,而是扩展到寻求更加专门特殊的渠道来满足各种不同的多元化社会参与的要求。简言之,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为整个社会带来了更宽更广的公共空间,换句话说,就是在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和个人相分离的边缘地带,一种新的介乎三者之间,协调各方利益,缓和冲突矛盾,沟通相互联系的组织形式———社团组织开始显示出它特有的功能与作用。
社团组织的概念应是多维的,即从互益性、同类相聚性、民间性、非盈利性和组织化程度等五个维度加以界定。〔3〕它是一种类组织,即其成员因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如性别、职业、身份、行业、专业知识、兴趣、理想等,而结合为一体,同时它又是一个中介体和组织,实现非行政的纵向沟通和横向联系。它的建立既有自下而上的推动(多为科技、文化、团体),也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在现阶段二元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多带有半官方半民间的特性。
依照其主要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社团组织大体可分为、、技术、文化、健康与卫生、社会福利与社会援助、宗教、联谊以及公共事务等不同类型。主要形式有各类协会、行会、学会、联会等。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已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广州市市级社团组织超过100个,其中,经济、科技、文教类社团的十分迅速。广州是东南沿海开放城市中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商业城市,在经济类别中,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协会、外商联谊会、企业家协会等社团组织的作用和地位相当重要。此外,国家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加快了广州人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近一两年,同许多大城市一样,专业职业组织发展很快,尽管受行政部门的影响还很大,但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类社团组织正逐渐脱离单一的行政支配,日益成为沟通政府、行业、个人的中介组织。〔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团组织将趋向功能多元化,形式多元化,自发志愿性将大大加强,社团组织所涉足的领域将由学术活动、共同志趣等扩展到政治参与、经济互助、群体利益维护以及其他互助、互惠、社会公益、自我服务等社会、社区生活的领域,城市生活的有限空间无形中得到了拓展。
总之,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最终使社群组织由单一发展到多元,从依附性转变为有组织的独立性,产生了具有广泛社会联系、初具城市大众社会端倪的社会性社团组织。
私人空间领域的形成是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分化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在旧体制下,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行政主线贯穿在这三者之间,并将三者紧密联结为一体,在这种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中,单位是主体,个人几乎所有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单位中进行,甚至个人的人身所有权也属于单位,没有隐私权,也没有独立个性和独立利益。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由于资源的单位所有制,个人一旦进入单位,其社会经济需求只能在单位中获得满足。单位代替社会为成员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并包揽一切社会事务,而个人的身份地位、角色行为均由单位预先确定,个人只能被动接受,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单位成员的角色认定远比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定重要得多,这就是所谓角色的单位属性。
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分化导致了行政控制的削弱,个人与单位的关系开始从一种完全被动依附状态向契约性关系转变。同时,社群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为个人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广的自由活动空间。也就是说,个人逐渐摆脱国家、组织的强制性行政束缚,个人与社会产生了分离,私人空间领域从无到有,并日益拓展,在私人领域,个体拥有较大的自主性,并作为个性化的主体与外部环境进行直接的互动,获取个人的社会资源,拥有独立的利益。当然,在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私人空间界限仍然具有相当模糊性,并时常为国家、单位、群体所侵入和干忧,而且,在许多时候,个人对群体的依赖还相当普遍,不过,这种依赖更多是自愿的,基于利益考虑,而非被动的行政依附。这实际上正是体现了转型期的过渡性。而在私人生活领域,个人的自由度的升高表现得尤为鲜明,一个人的隐私权受到维护的认可,生活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私人领域的出现,促进了人的个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冲击了社会成员单位角色。单位已不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性多功能组织,更不再是人们满足需求的唯一场所和生活的全部空间。换言之,面对着广宽的市场,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和更高的流动性,社会角色也由单一趋向多元。社会角色的多元化意味着角色的开放性扩大,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在不同的环境中极有可能扮演多重角色。角色丛的出现,在特定的条件下往往导致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并对角色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改革开放的成就正逐渐使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认同接受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对市场体制的认同一旦化为价值准则,就会成为支配个人角色行为的规范,从某种角度而言,多重角色的出现实际是角色分化的结果,为了在市场经济中获取有利地位,人们在行为取向上就表现为以各不相同角色去尽可能多地占有社会资源。面对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多重角色体系,需要整个社会提供更宽广的空间来容纳新角色及行为,并协助社会成员对角色进行适当的调整与协调,只有这样,新的多元角色体系才有可能获得社会最终的承认。由于私人空间领域出现于结构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发育还很不成熟,面对着众多角色选择,对着转瞬即逝的机遇,人们的价值判断常带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因而导致角色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加重了个体心理压力负荷。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迁,价值规范和角色行为的一致性程度将会极大提高,一个更加合理合法,机制健全的私人领域终将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空间。
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它促进了社会的。不过,这一过程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和困扰仍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是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特别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直接控制的相对削弱,地方政府相对独立性的提高以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加深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对于全国的整体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的影响,矛盾的解决有待于各方的坦诚沟通和协调。
二是在社群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影响组织效率的问题。
行政大一体结构的分化,导致了组织、个人的相对独立,经济利益成为组织最重要的目标,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促使那些直接进入市场的组织群体有机地联结起来,获得最佳的市场效率。然而,那些原来依附国家的单位组织,过去靠行政命令进行协作,现在,由于行政控制的削弱,单位独立性相对增加,单位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出现了断层,新的中介性的社团组织的发育尚欠完善,群体组织各自为政,为了自身的集团利益而产生矛盾冲突,利益分隔影响了沟通联系的畅顺,就如同一排栅栏远看是整体,近看却是许多相互分隔的独立架构,在这样的相互隔绝封闭的结构中,沟通的弱化势必造成整体效率的低下,这就是所谓组织结构上的“栅栏效应”。如何打破利益阻隔,建立以社团组织为核心的良好的协调、沟通合作的渠道?这对于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是至关重要的。
二、 社会成员的分化
社会成员的结构日益分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社会结构变迁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其中,以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化和属地性分化较为明显突出。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与单一公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单一的社会成员构成。行政一体化的体制,特别是严格的户籍制度又从根本上限制了不同属地的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在这样一个社会成员的同质性高、流动性低的社会里,社会成员的财富、权力、声望仍相对重合,群体分化简单,不存在复杂的阶层分化和属地性分化,社会成员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中。
新成立后,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等大大小小的运动,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奠定了社会成员的基本构成。即以社会成员的社会身份和社会职能的一致性为前提,依据行政一体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社会成员被划分为“干部”、“工人”、“农民”三种身份。商品粮制度区分了农民和非农民。在非农民中,“干部”由国家人事部门管理,“工人”则由国家劳动部门统一管理。不同的社会成员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能,有着界定明确的角色身份和权利义务。由于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可自由流动的资源相当少,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由国家按预定的模式进行统一的配置,无论是群体间还是群体内部,其分化都相对简单。社会成员的差异体现在城乡差别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局限和国家人事管理体制的影响,城乡壁垒在农民和非农民之间设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从整体上来看,城市居民无论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声望等诸多方面都普遍高于农民,二者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资源配置的“权力本位”是计划体制下的另一个特征。改革开放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政治的或是行政的因素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即所谓“政治挂帅”,它导致了普遍存在并被认同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政治地位和权力是核心资源,决定着其他资源的配置,行政上的权力越高,其社会地位、声望、经济收入或财富也就越高,反过来,个人在其他社会资源的有限角逐中获胜后,仍渴望借此提高其政治权力与地位,而政府也以更高级别的行政职位作为对那些杰出人士的奖励和认可,因为对个人来说,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就意味着社会身份的提升,意味着在社会阶层结构中踏上了更高的台阶,意味着从此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获取更大的成功。从政府角度来看,被国家认可的个人的成功无疑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由于角逐政治地位的竞争存在起点上的不平等,存在着特权阶层,而在竞争过程中,又缺乏相应的公平机制来杜绝为捞取政治资本出现的不择手段行为,这些弊病最终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社会流动性低下,形成封闭性高,等级森严、结构单一的社会阶层体系。
随着广州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深入,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动和调整,加剧了职业流动和分化,形成新的体制内外两大空间,并导致了收入、权力、声望三者产生了分离,阶层结构越来越复杂,结构变化越来越快,社会成员的阶层化不断向纵深。
体制改革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确立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结构,换言之,就工人而言,按所有制划分,可以分为国有工人、集体企业工人、合资合营企业工人、外资企业雇工,以及私营个体等。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相互分离,参差不齐。就农民而言,由于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和起点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多元化;与之相应,农民也开始分化,形成若干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社会阶层。过去所说的农民,即农业劳动者相当于农业人口,而今农业人口仅仅表示户籍地域的群体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职业分化,所谓的农业人口已不能用简单的农民二字来概括,它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雇工、农村文教科技医疗工作者、农村个体工商业者、农村私营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干部等。上述每个群体又可按收入(财富)、地位、声望等差别分成若干次级群体。总的来看,农业人口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比重明显下降,农村其他阶层群体的比重逐渐增加。据统计,截至1994年9月,广州市户籍总人口为626 7760万人,其中,市区总人口为367 2万人,市区农业人口67 6万。预测1995年广州市本地劳动适龄人口372 69万,市区劳动适龄人口197 8万,全市城镇社会劳动者273 4万人。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广州市全市第一、二、三产业人数分别为98万、141 3万、134 3万人,分别占全市总人数的26 2%、37 8%、35 9%。第一产业人数大幅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大幅增加,从市区来看,第三产业人数已跃居第一。预计1995年,随着股份制、企业嫁接外资以及部分企业富余职工流入社会,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可能会有所减少,而其他经济类企业以及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人数会随之增加。同时,第三产业人数继续攀升,在全市范围内超过第二产业人数跃居首位。而随着全员劳动合同制以及新的就业机制的逐步确立,社会保险救济制度的完善,劳动者将逐渐摆脱终身在一个企业就业的状态。失业人数将会增加(据测年末超6万人),外来劳动力仍将继续膨胀。所有这一切将会加剧社会职业的分化,加快收入、权力、声望的分离。
体制改革打破了以往社会阶级和阶层单一结构的均衡,客观上造就了社会阶层的多元结构,这种多元结构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社会身份、职业群体、从业单位、受程度等许多先赋条件和自致条件经一定组合后在社会成员身上形成的折射,体现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和市场配置中,人们认知和行为的综合取向,据此,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在不同的社会分层体系中为自己重新分类定位。
而改革开放后阶层分化的最大特点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地位的影响力大大削弱,随着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分化,职业分化的加剧,行政权力不再是起支配作用的核心资源,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经济势力等发生了分离,并形成了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多元结构。人们已无法再象过去一样通过提高政治地位来赢得其他社会资源,而必须依据自己对社会价值、个人能力和人生期望的判断做出选择,由于不可能包揽所有的资源,因而这一选择就隐含着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当你选择经商以获取更高收入,更多财富时,很可能必须以牺牲“仕途前程”、“政治地位”为代价,诸如此类。结果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资源总量各不相等,拥有的资源类型也千差万别,在新的阶层体系中的位置也因人而异,成功者往往通过调整资源的类型和数量,选择最佳组合,获得最大效用。
从全国范围来看,广州地区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经济机制也较为完善,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势力的重要性,十分注重财富的累积,社会成员在市场竞争中逐渐拉开了收入或资产的档次,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1994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为7187 83元,比上一年增长44 21%,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实际增长20 17%。其中,60%的居民户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约有5%的家庭主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用标准线,10%的家庭多为富裕水平,年收入达5万元以上,最高收入户与困难户两者月人均收入相差5倍,收入与财富差距日益扩大。财富的分化对阶层分化的影响较大,“金钱本位”主义有所抬头,此外,利用政治权力捞取金钱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产生的误区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职业声望直接影响了社会声望的排列次序,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别又决定了人们的职业选择。
改革开放后产生的阶层分化是社会带来的结构变迁,它打破了封闭单一的结构体系,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社会成员的属地性分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广州形成的。外来人口流动是地区间、等差异导致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引发经济发展缓慢地区的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的移动。造成广州市外来流动人口大幅增加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广东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广州地区在人均收入,就业机会,生活水准等多方面较内地更为优越,对外地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吸拉力量,而内陆许多地区则由于商品经济的欠发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人力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率较低,对社会成员造成了一股外推力,推拉作用一经结合,导致内陆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向广东地区。而广州市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的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本省其他地区和外省、市的体力脑力劳动者。
据1994年统计,广州市外来流动人口达170万,其中,80%左右为生产型的常住流动人口,即以经济和谋求职业为主,以务工、务农、经商、服务业居多,其余则是消费型和中转型。由于生产型外来人口数量多,居住时间长,直接参与广州社会经济生活,因而对广州地区经济和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这些外来人口以省外人口居多,其中男性居多,年龄结构上以年轻人为主,农业人口居多。他们分布面广,散布于全市各行各业,较为集中的有建筑、纺织、轻工、服务等行业。地域分布上,城乡结构部及县级市的比重较大。他们的经济状况可分为四类,一是有稳定职业,经济收入足以维持生计;二是有良好职业,收入高于本地普通市民;三是职业基本上有保障,但经济状况属于中下水平;四是那些居无定所,食无定点,行无定向的盲流人员,属经济状况甚差的群体。其中,第三类群体的人数所占比重最高,大部分为务工、务农人员。外来劳力促进了广州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广州本地人与这些外来人口的分化,即因属地或者因户籍地域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
早在1979年,广州市流动人口才23 5万,即使到1984年,也不过50万人,10年后却增加到170万,其中,100多万已变成常住人口,成为广州的“事实居民”,现在在市区,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是外来人口,从这一点上说,广州市人口的结构和社会结构均因外来人口的剧增而日益分化,流动性、异质性越来越高。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定意识,这里有心理因素的影响,有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社会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属地的差异造成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利益差别,不同群体对这种差别表现出了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一句话,属地性分化是基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并带有一定城乡差异。外来人口为广州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加重了广州城市管理的负荷,对广州市民切身的社会经济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为这些外来劳动力有权分享广州市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这是符合社会和经济原则的。至于利益如何分配?却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现今,人们争论最多的是什么样分配原则是适当的?市场平等抑或是社会公平?从广州市各阶层利益分化的情况来看,本地人的利益分配大体上是依据市场平等的原则进行的,也就是说,各类劳动主体和投资主体在市场上地位平等,公平竞争,人们进入市场基本不受社会歧视或享有特权。换言之,决定个人获取社会资源和福利多少的主要是个人的努力和机会选择等自致因素,而不是出身、地位,身份等先赋因素。但外地劳工与本地市民相比,却存在着市场上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源自户籍属地的差异,由于外地劳工没有广州户口,因而,他们绝大多数人属于“打工阶层”,广州本地人所享有的住房、医疗、配偶调动,子女入学等地方性社会福利,他们均无法平等分享,同时,由于存在属地性社会歧视,导致部分外地劳工连一些基本的劳工福利与保障都无法享有;而在郊县地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也很普遍,在乡镇里,外来劳工很少能够入股分红,农村一些集体性的福利无权享受,在一些地区,即使外地男青年正与本地女青年结婚并在当地定居,他仍没有分田分地、承包经营、集资入股的权利。这些不平等使外来劳工的许多行为带有短期性和抵触性,加大了劳工管理工作的难度,外来劳工的增加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使原本存在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鸿沟更加扩大,属地性利益分化日益加深。
在现阶段,属地差别是先赋条件的差别,而它引起的社会歧视和利益分化同市场所要求的市场平等原则极不相融,从根本上说,属地性分化是阻碍市场发育和社会的,但客观上来看,它的存在也是社会变迁过程、社会结构分化结构冲突的产物,要消除它,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更要来自政府、社会、个人多方面的相互理解的协调。只有消除它,才能全面实现高效率的市场平等原则,并逐步达成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
三、 社会结构的整合
群体生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群体生活的维系离不开社会整合,即社会的凝聚力量,它协调着整个社会关系,使社会、群体、个人之间配合默契,使社会生活得以有条不紊地运作、发展。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整合基础,在一个结构变迁的社会,社会整合的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并带有转型阶段所特有的多元性、过渡性。
改革开放前,在行政大一体化结构的影响下,社会、组织、个人几乎没有分离,国家政府的意志超越于社会生活之上,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垄断和支配着社会资源,行政整合是社会结构整合的基础。在以行政整合为基础的社会中,各级行政官员,在其职权所辖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的作用相当大,其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当个人、群体、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行政官员往往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以行政手段平息和缓解各种社会冲突,当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支配表现为资源的单位所有制时,各级单位的行政官员则直接负责管理、组织、协调这些资源具体的配置和使用,充当着社会资源,特别是物质资源流动调配的组织者,从而确保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充分控制,并促成资源在社会、组织、个人之间的有序流动。在社会思想领域,行政官员担当着思想权威的角色,依照一定的准则来审视评判人们的思想观念,并给予相应行政褒贬,反之亦然。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行政的权威与意识形态是密切相联,互补互赖、相辅相承的,即所谓的“党政不分、党政一家”,行政官员的双重权威及其行为取向互为一致的权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控制的能力,提高了行政整合的力度。
另一方面,社会整合的持久和牢固依赖于社会价值观念、信仰准则伦理道德等社会规范体系的内化,改革开放前,在社会生活当中,意识形态已经泛化并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人们自觉地按照意识形态的准则约束和规范思想和言行,以此来评判是非曲直。政治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不仅仅是被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价值信仰,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还在切切实实地履行着它,实践着它,并以此为核心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奖惩制度使它真正成为社会凝聚力量的核心。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前,行政整合和意识形态的整合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整合的最重要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导致了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分化,国家政府、社群组织和个人产生了分离,它们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各自占据了一席之地。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形成了体制内外两个领域。体制内,以计划和行政为取向的调控不再起主导作用,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经济调节位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制外是完全由市场规则调节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充满了大量自由流动的资源,群体与个人的行为均以市场为取向,二元体制的并存体现了变革当中的社会结构的特征,它对原有的与行政一体化结构相适应,以行政整合和政治意识形态整合为基础的社会整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由于行政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二元体制的并存,社会流动的增加,阶层分化的加剧,社会资源配置的多元化,社会价值和规范体系,由单一变为多样,社会成员因社会阶层、群体组织、职业属性、利益所得等种种差异,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社会价值和规范。也就是说,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虽然还存在,但已不是唯一重要的整合基础,在行政整合和意识形态整合日渐弱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社会结构分化相应的多元化整合力量,现阶段,突出表现为行政整合向整合的过渡,政治意识形态向文化整合的过渡。
随着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有关制度,包括各种法规、法令、条例、规划命令、判例,以及相应的执行机构等争相出台,并日益完善。自1979年末至1995年初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相继颁布了162项地方性法规,从内容上看属于经济方面有50余项,社会方面的有36项,属治安管理方面的约有13项,政权建设方面有13项,民族华侨方面的有5项,卫生方面约14项。其中,广州市制定报批的共有30余项,这些统计数据充分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广州市地方立法及实施十分活跃日趋成熟。法律制度已不单是国家制定认可并强制执行的社会规范,而且是市场经济中各类游戏规则操作的基本依据。〔5〕在新旧交替的转型社会中,常常出现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导致社会行为的失范和混乱,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降低市场经济的效率。合乎市场原理的游戏规则只有通过法律化才能获得保障确认,得到公平执行。在一个由人治转向法治的社会中,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进出市场,市场律法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协调着社会冲突,过去那种行政官员充任核心权威的行为整合,正逐渐被以具有相应法律权利与义务的法人及其代表为核心体系的法律整合所替代,“司法公正”“法律平等”“依法行事”等基本法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的深入打破了社会生活单一的行政色彩,高分化、高流动、高异质性的社会呈现多元复杂的结构,以往单纯的意识动态的整合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结构的变迁,一种新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多元文化整合正在形成。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构成了这种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其突出特点表现为兼容并蓄性,既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重视现代西方文化的吸纳,既包涵价值行为道德,也包涵工具行为道德。
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沉淀,作为社会内在的规范体系,从古至今就是社会得以凝聚整合的重要源泉。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道德伦理的形成都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而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牢固性,持久性,因而对社会对个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作为一种内化了的规范体系。它有着广泛深远的社会共识,因此,无论是道德自律,还是道德他律,人们普遍易于接受这样的整合形式,道德整合的作用成效也十分明显。基于此,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民间个人,都把道德伦理看作整合的重要内容,十分重视道德伦理在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意识形态整合力量超越性,道德体系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渗透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道德整合紧紧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整合之中,成为现实意识形态的整合的具体手段和辅助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唯有共产主义情操和道德才是合乎社会标准的,这种以利他性,牺牲性为本质的道德体系显然是受价值理性行为所支配的价值行为道德,它以追求社会终极价值和理想为目的,而不计较行为的功利代价。反之,受以追求功利后果和自我利益为目的的工具理性行为支配的道德则称为工具行为道德。在一个倡导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超越一切的社会里,价值理性是社会行为的基础,人们普遍追求政治上的高度纯洁,围绕着这一价值理性行为建立起来的价值行为道德,诸如“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等信条准则成为维系社会整合凝聚基础。而追求功利后果和自我利益的工具理性行为及价值观念被视为“自私自利”,是违背社会道德的。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在社会生活中,政治意识形态整合作用日益淡化,社会道德及伦理价值的整合作用越加重要。而在道德整合中,不但原有的价值理性道德体系有了新的扩展,而且,与新的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的工具理性行为的道德规范也逐渐显露出其重要的现实作用。
改革开放的深入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过去以单一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价值理性道德也增添了新的内容,一方面,国家政府大力倡导建设以利他性、牺牲性为本质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纯洁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道德情操,另一方面,则大力发掘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近来广东省委宣传部相继编辑出版的《新三字经》和《新增广贤文》,可说是道德文化教育的普及读本,它们以传统文化和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结合为特点,尝试和重建社会道德,并运用政府传媒推介宣传,获得了全国性的社会效应。
〔4〕 参阅广东省民政厅内部资料。
〔5〕 参阅《广东省地方法规汇编》1979～1995.1,陈兆中、程信和:《改革开放的轨迹———广东省十年地方立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蔡禾:《市场下的道德建设》,载《广州日报》1995年11月17日。
1 陆学艺.21世纪的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5(2)
2 李培林.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社会,1995(3)
3 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1)
4 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5 李若建.从黄金海岸到黄土高坡———改革开放中的沿海与内陆.广州:广东出版社,1995
6 威廉·大内.Ｍ型社会.黄宏义译,香港长河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