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

　一、导言　　
1.1 　这里所说的中近期，指的是未来十年。作为时间标志转换的“世纪之交”，就将发生在未来这十年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从长时段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经历了上半个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下半个世纪的探索、迷途和改革，非常规化的时代即将结束，而进入一个常规化的时代；而就眼下而言，改革中屡次被推迟的那些最棘手的问题，则必须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内被面对，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社会与制度安排需要在这个时段开始建设。可以说，未来的十年，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所要经历的历史长河中非常关键的一段。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基本走向，甚至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在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短暂的历史时刻中的思考、选择和作为。本报告所面对的就是在世纪之交即今后约十年时间内中国社会将会面对的一些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走向以及这个走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1.2 　理性使人类产生预测的偏好，但预测的结果往往成为人类理性的玩笑。 1997 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 ---- 为什么权威评论家们对中国去向的预测总是那么糟糕？》。事实上，在最近一些年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预测，其中有些是乐观主义的，有些则是悲观主义的。但这些研究和预测报告发表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证明，现实往往与预测大相径庭。而且一般的情况是，这些预测越是具体，其与现实结果的距离也就越远。究其原因，除了预测本身的困难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预测者往往对在过去近 20 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运行机制所发生的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变化缺乏敏感，反而往往是在缺少这种敏感的情况下对社会趋势进行直线的推断。
因而，本报告的侧重点并不是对未来十年中国社会或社会结构演变做出具体的预测。本研究的目的是力图通过对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生长和演变、在此背景下社会生活机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以及影响社会走势的变量的分析，描述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基本趋向，以及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中国社会在中近期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概念框架，从而为今后更为具体的研究和预测奠定一个基础。
1.3 　这样的分析思路表明作者的一个基本假设：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以及由人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力量，是影响社会走势的重要力量。我们将这种社会力量的构成看作是社会结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经常被滥用的概念。在本报告中，我们所赋予这个概念的是一个特定的内含，即社会结构是指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目前的中国社会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和基本的时代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基本背景之下，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力量在崛起，哪些力量在衰落，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影响或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势，这些力量自身的变化及其结盟和冲突的可能性如何；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具有什么样的趋势，特别是影响这些趋势的变数有哪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如何在结构、制度和组织的层面实现中国社会的历史性重建。在这些问题中，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一个社会是用什么样的制度构架来组织社会生活。　
1.4 　在这里首先应当交待一下本文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家、民间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的结构因子。由这三个结构因子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里所说的国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特指国家机构。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即将国家看作是某些利益集团或其联盟的代表。因此，国家的决策，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达。但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研究表明，国家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是有着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民间精英则是指身在民间 ( 或者说是处于国家机构之外 ) ，在公共领域中起到领导、整合、组织、管理、协调、仲裁等社会作用的力量。民众则是构成社会成员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这是一支以潜在方式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力量。本报告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分析，将主要以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线索。
二、前提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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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49 年后大陆建立起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即一种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 国家对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 、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重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总体性社会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 : 第一， 国家对大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垄断。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生产资料， 也包括如城市中的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 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也就是说， 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 而且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 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第二，社会政治结构的横向分化程度很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意识形态是总体性的，政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生活是高度政治化的；第三，从纵向角度看，消灭了统治阶级，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精英的位置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从这一意义上说，总体性社会也是一个“无统治阶级的国家”。
2.5 　上述结构性质决定了总体性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社会动员能力极强，可以利用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达到某一国家目标，特别是经济建设、争光项目和应付危机；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 国家直接面对民众，中间缺少缓冲； 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 当国家控制受到削弱时， 社会具有一种自发的无政府、无秩序倾向； 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中间组织不发达， 控制系统不完善； 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 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 支配不同功能系统的是同一运行原则； 共振效应， 任何局部性的矛盾或紧张状态都蕴含着全局性危机；社会中身分制盛行， 赞助式流动转变为指令性流动， 结构僵硬； 总体性意识形态同时承担社会整合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功能，由于功能要求的矛盾性， 产生一种互相削弱的效应；由于精英的缺乏， 民众抗拒运动水平低， 冲击强度大， 而建设性因素少； 缺少自下而上的沟通， 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 因而与政策层次有较大的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换言之，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体制，显然有利于解决 1949 年前后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并适应了早期的以扩大规模为基本内容的外延型化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就由此而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2.6 　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为改革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的成份远远多于客观的分析。公正地说，既使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国民经济也没有到崩溃的边缘。真正的问题是，原有的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这突出表现在，为原有体制维持所必须的代价的可处理性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以重新配置资源和重新建构社会生活运作机制为目标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发生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含义，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如何配置。正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的以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配置体制为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一个无意中的结果是，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在开始重新出现。这里所说的社会中间层，是指身处国家之外的社会精英。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精英集团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家阶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包括部分国营企业家，特别是较大程度实行了新的经济体制的企业中的管理者。二是知识分子集团，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形成了对中心具有越来越大离心力的地方行政精英集团。后一种精英虽然其身分是政府官员，理论上并不属于我们这里要研究的民间精英，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其主要特点更多地具有地方社会含义，日益成为地方社区的代表人物。
2.7 　除了社会结构演变的这种脉络之外，还有几个最基本的背景，也是我们在分析社会结构演变时必须关照的。首先是改革的背景与阶段。就一般意义而言，改革大体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的改革过程，特别是就的改革过程而言，这三个阶段大致表现为：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这个阶段大体可以称之为侵蚀阶段；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这个阶段可以被称之为转型阶段；最后的重建阶段，则是全面的社会重建，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构重建、制度重建和组织重建。中国改革的侵蚀阶段始于的经济体制改革。然后推进到一些次要经济领域的改革。侵蚀阶段是旧的经济体制（包括某些社会体制和组织形式，如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阶段。但这个时期的改革基本是局部性的。一些蕴含着新的体制因素的非正式的因素在增长。次要经济的领域。过渡到城市进入转型阶段。体制上的典型特征是双轨制。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现在。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转型阶段尚未结束。而从转型阶段到重建阶段的转变，将发生在未来的十年中。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
2.8 　其次，转型与重建阶段中几个重要社会过程的交织。苏东等国家的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在分别完成化和城市化过程的前提下进行的。与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相伴随的是如下两个过程：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从“经互会”的狭隘区域市场进入国际市场。尽管苏东的改革也面对种种的问题，但如果与中国所面对的问题相比，还是比较简单的。而在中国的情况下，则是将几个不同的过程交织在一起。这几个过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工业化中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到技术密集型经济的过程，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由闭关锁国到进入世界市场和国际社会的过程。这几个过程的交织，将使未来的中国社会面对极为复杂的局面。因为从历史上看，这几个过程往往都是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分别经历和解决的。
2.9 　再次，中国社会运作机制的变化。在过去十几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运作机制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在分化与放权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对中国社会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局部化过程。中国社会正在由过去那种高度统一和集中、社会联带性极强的社会，转变为更多带有局部性、碎片化特征的社会。这种变化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更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它导致社会危机发生和解决机制的变化。一方面，社会的脱节现象在增加，不同演化阶段的碎片无规则地交织在一起，社会张力在蓄积。另一方面，社会的弹性也在增大，局部性危机演变为全局性危机的可能性也在缩小。
三、社会力量的重组：中产阶级还是两极社会？
3.1 　在过去十几年关于改革的讨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将走向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这个假设的出现是基于如下的两点理由：第一，一个经历了较充分的工业化，且经济体制是市场取向的社会，往往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某些现实，如私营的发展，白领阶层的扩大等等，似乎也在预示着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出现。然而，这就意味着一个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吗？
3.2 　以资源配置体制变迁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力量的生成。改革前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而且也包括社会活动空间，即人们从事社会性活动的具体的场所和领域。而二十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基础上，新的社会力量才能得以发育。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个体经济开始在我国城乡出现。尽管在官方而言不过是为解决“知青”返城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且数量也极为有限，但这实际上标志着新的社会经济力量开始形成。从 8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后期，个体和私营经济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允许请“帮手”和“学徒”，实际上默许了私人雇工的存在，尽管对数量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私人雇工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到 1988 年国务院颁布私营企业管理的暂行规定，私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初期，个体和私营经济出现了暂时的萧条和萎缩。但自邓小平南巡开始，民间的经济力量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下海”潮当中，许多过去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弃官从商、弃学从商，不仅直接壮大了民营经济的力量，而且使民营企业家的素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三资”企业的发展，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增多，专门的管理人员或白领阶层的数量不断壮大。就是在改革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有企业，其经营管理人员与以前作为国家官员的企业管理者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些新的经济力量的发育，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原有的单一经济中增添了新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造就了经济领域中新的社会行动者。换言之，是在“谁在组织这个社会中的经济生活”这一点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实质是社会结构的变动。
3.3 　除相对独立的力量之外，还应注意到的是知识分子自主性的增强和具有强烈社区取向的地方官员群体的独立性的增长。随着国家对研究和文学活动直接干预的减少，以及思想解放的推进，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已有明显的增强。在目前的知识界中，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研究人员，已经有相当多不再或者不再完全依靠国家的科研经费。国际性的基金会和国内外提供的资助已经成为其经费来源的重要甚或主要组成部分。这使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大大减轻。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以及其他产业中科技含量的提高，使得技术专家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随着行政和财政制度改革的进行，地方政府过去单纯的国家代理机构变成独立的利益实体的代表，或者本身就是利益实体。在这种制度背景之下，地方官员开始具有更多的地方社区取向，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比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更多地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一个地方政府仿佛成为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董事会。
3.4 　在新的社会中间层出现之后，目前的社会结构中面临着两个最基本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是中间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从社会中间层与国家的关系来看，目前中间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特别是在最近几年进入中间阶层的那些成员，大多来自权力中心（或是前政府官员，或是拥有官员的家庭背景），或是长期受官场文化的熏陶，与权力中心具有一种较大的亲和力。由于这个中间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权钱交换，在某些中间阶层成员与某些官员之间存在着较好或利害相关的个人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间阶层与国家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资产的迅速流失加速了中间阶层的成长，但却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和利益；在经济过热或面临危机的时候，国家无疑要加强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而中间阶层大多对这种调控不表欢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互动虽然是频繁的，有时甚至是密切的，但两者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几乎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而没有有效的制度化的通道。中间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更是显而易见。虽然在个人的层面上，中间阶层与民众中的某些人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多少年来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使人们具有一种与精英“天然”的对立情绪，而更现实的因素则是普通民众对中间阶层在道义上的不认同。由于中间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权钱交换，而且在其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是为富不仁的一群。而中间阶层的某些不明智行为，如炫耀性消费、炫耀财富、奢侈荒淫、以及对贫困阶层的外露的轻蔑和羞辱，更起到了一种为这种紧张关系火上浇油的作用。
3.5 　还有一种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就是社会中间层内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于未来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是企业家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一种近乎献身式的热情支持。虽然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态度也有某些差异，但就总体来说，知识阶层是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对改革的支持最明确的一个阶层。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知识阶层支持改革的原因，就不难发现，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对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的学术气氛的向往，二是其知识背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当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对自身物质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的判断为基础的，而是基于一种关怀社会进步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时期，对于市场取向改革的残酷性，特别是可能对知识阶层利益造成的负面的影响，整个知识阶层并没有一种清醒的估计。但在改革进行了十几年之后，知识阶层突然发现，随着市场改革的进展，自己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之中。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除了下海经商从而也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高收入阶层，变成今天的低收入阶层。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在改革的过程中遭受利益损失的阶层。同时，随着市场化的进程，“金钱崇拜”铺天盖地而来，知识阶层历来奉为神圣的知识在一夜之间大贬值，甚至受到轻蔑和奚落。在这种情况下，从 90 年代开始，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改革的热情明显下降，同时，对不同的改革措施开始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批评开始增多。与对改革的保留和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腐败现象的激烈抨击。当部分经济精英为“瓜分国有资产”这条中国独有的"私有化道路”辩护的时候，知识阶层明白无误地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激烈抨击的腐败现象之中。经济精英更加强调的是“瓜分国有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知识精英更加强调的则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及社会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3.6 　精英之间的冲突与联盟。在 80 年代，当体制外精英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曾经使得体制内精英感到极不适应。怀疑和恐惧构成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内容。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事实上与这种怀疑和恐惧是有直接关系的。怀疑和恐惧减少了对话和沟通的可能。但到了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双方关系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复杂的联盟与冲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下的几个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 80 年代末开始形成的“稳定话语”，形成了精英与精英联盟的基础。 80 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共同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因此，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第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八九事件的基本背景之下，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中层政府官员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在地方和基层的层面上，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在“下海”过程中，一些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促进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亲和性。第三，新保守主义的形成，则标志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加入。
3.7 　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上述精英的联盟中， 90 年代以来，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联盟的趋势。在任何社会中，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都是社会常规运作的基本前提。当然，任何阶层或集团之间的结盟都是利益驱动的，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常常具有显而易见的利益一致性。然而，改革以来，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80 年代，当市场机制刚刚被引入时，最先和市场相结合的是处在社会外层、边缘层的体力劳动者群体，而处于社会内层、核心层的知识层、技术层、管理层都还难于进入市场。体力劳动者层与市场结合的结果是他们从市场中获得明显的利益，知识技术层由于远离市场，而难以获得利益，从而产生了心理上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脑体倒挂”时期。 90 年代以后，市场已侵蚀到了社会的核心群体中来，知识技术层出现了下海的浪潮。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也使得市场向高档产业。于是出现了知识技术层与市场结合的新局面，知识技术层进入市场后，立即从市场中获得了利益。这在收入结构上表现为从“脑体倒挂”转为“脑体正挂”。而这一阶段，体力劳动者层由于无法和知识、技术、管理层相竞争而处于明显的劣势。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动下，知识技术层开始与统治集团形成联盟，而体力劳动者层由于利益上的损失，产生了对于社会变迁的极大不满情绪。　　知识技术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知识分子中的“新保守主义”思潮。 1994 年以后，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以主张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文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之所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第一，流行这种思潮的主体是中青年人，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主体是老年人；第二，适应这一思潮的人，很多都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了解发达国家的情况，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很多人不了解外面的情况；第三，流行这一思潮的人，在主张民族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地倡导改革开放，而不是象旧保守主义那样往往对抗改革开放。当然，在此也应注意有一部分做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进入市场的。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这部分人的利益由国家通过再分配给予补偿。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很不健全。因此，在没有得到再分配补偿的情况下，被市场抛弃的知识分子出现了走向平民主义的趋向。
3.8 　阶层利益的急剧分化。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的重新调整。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就阶段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利益分化阶段，第二是利益整合阶段。目前，我国正处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折的关头。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做大蛋糕”开始的，普遍受益成了改革初期阶段的基本特征。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居民在改革中的普遍受益，是以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为前提的，那么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今后的十余年中是否还能得到保证？因为，我国社会各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或心理期望，认为改革一定会带来利益均沾。因此，今后十余年中，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我国民众对于改革能否继续给予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给多数民众带来利益，能否使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继续保持上升趋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从目前的经济分析看，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第二，改革十余年来，社会各阶层获利的程度不一样，由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利益结构和分层结构之下，已经开始形成“社会分化的动力系统”，在这个动力系统的推动之下，在未来的若干年中，社会阶层将会呈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并由此构成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3.9 　在此仅对特殊受益阶层、普通受益阶层、相对被剥夺阶层和绝对被剥夺者四个阶层作一分析。 (1) 特殊受益阶层，即新富阶层或暴富阶层，他们是改革在上的最大受益者。这个集团包括私营主、拥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企业承包人、一部分暴富起来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层以及各类的明星、经纪人等。目前，富有的企业主中，资产在一个亿以上的已不在少数。这个阶层一方面希望现行政策能朝着更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另一方面也对政策的能否持续心怀疑虑。因此，目前已出现了一部分人将资产向国外转移、本人或子女去国外定居的倾向。 (2) 普通受益阶层。这个阶层人数众多，构成极为复杂。传统的身份群体，诸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普通受益者。普通受益阶层是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群体本身的分化也是明显的，从而使得改革的社会基础发生明显的变化。 (3) 相对被剥夺阶层。改革十余年来，从绝对生活水平上看绝大多数人都有上升。但如果从相对的角度看，则有相当一批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目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的职位，是人们追求和向往的工作，而今却一落千丈。近年的的调查证明，有很大一批不景气国有企业职工，认为自己收入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 (4) 绝对被剥夺阶层，指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中国的绝对被剥夺阶层，比较突出的是集中在中国西南、西北，以及一些山区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苦农民。改革以来，这些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目前，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总数仍有 6500 万左右。由上述可见，中国的阶层利益分化，主要表现在暴富阶层与相对、绝对被剥夺阶层之间的分化。目前，更令我们关注的是城市中的暴富阶层与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之间的分化。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远非系统化的保守情绪开始在利益受损的阶层中蔓延。在最近的几年中，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态度明显趋于保守。宁可慢点改革”的问题时，持同意态度的占 43 ． 4% ，持不同意态度的占 38% ，另有 17 ． 6% 的人回答“无所谓”。可见，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也与改革初期那种对改革的近乎献身的热情有着明显差别。他们宁可放慢改革，也不愿加大自己的生活或心理压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对“三资”企业职工进行的调查，却表明了更明确的对改革的支持态度。
3.10 　中产阶级社会还是两极社会。从社会结构图上看，中产社会是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两极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社会。对于未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许多人都认为会形成一个中间阶层。近些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最近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过程，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然而，另外的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地域上与我们更接近的泰国社会，也有两极化的特征。泰国这次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折射出了它特有的社会结构。现在，在泰国存在的是一个以曼谷为中心的商人层，另一个是广大的、由贫苦农民组成的社会下层。由于没有中间阶层，社会消费是畸形的，产业结构也是畸形的。到危机发生的时候，所有的房地产都垮了，整个经济也就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中间阶层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首先，要有较长的产业化阶段。在产业化阶段才能形成有规模的中间阶层：管理层、技术层、商业层、职员层等白领阶层。泰国就没有经历象样的产业化阶段，产业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第二，这实际上是一个职业变迁的问题。社会中，就是现代职业结构形成的问题，即一个庞大的、不直接操作生产劳动的阶层的形成。第三，与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在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没受过正规教育。而在现代的发达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进入了大学教育，这样，一个中间阶层也就形成了。大学是造就中间阶层的机器，大学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使人接受社会主导规范或中产阶级的规范。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很多国家，恰恰缺的就是这个。所以说，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是造就中产阶级的途径。还应当注意到的一个因素是化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从近代史来看还是从今天的情形而言，日本是商业化重于工业化，中国是工业化重于商业化。就我国近些年来的发展情况而言，在改革的最初阶段上，可能很像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但从过程的角度来看，今后所面对的，可能是中产阶层发展和定型的过程，也可能是富裕阶层进一步暴富而贫困阶层进一步贫困的过程。与拉丁美洲和泰国相近的是，这个阶层往往不是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过程而诞生的，而是用垄断条件的再生产来聚敛财富。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竞争，而是充满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拥有总体性资本的“不落空阶级”。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的重要目标。总起来说，今后的五到十年将是不平等的两极化加剧的过程。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群之中。
3.11 　中产阶级的欠缺。中产阶级占据社会的主体，是社会走向稳定的重要结构因素。原因是，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会减缓。这是社会稳定的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思想和冲突论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原因。改革以来，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利益分化，这是一种新的两极结构。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如果将中国居民收入做成人口金字塔的话，那么，中国总的收入结构是中层比较小，但中下层比较大，这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明显，而中间偏下层人数众多。因此，还是具有两极社会的特征。 1994 年我国居民的收入情况中，最高收入的 1/5 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 50.13 ％。高收入层占有的高收入显然是侵占了低收入层的利益，但同时，它也侵占了中间层的利益。中间的 1/5 家庭占有总收入的比例为 15% 左右。这就是说，连中间的 1/5 家庭都得不到相应的 20 ％的份额。这样，中间阶层，实际上已被推到了中下层的地位上。
3.12 　“类中产阶级”所受到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虽然没有中产阶级，但是，却有一种中产阶级的替代。中国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他的界线，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实现了阶层之间的社会屏蔽，由此产生了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替代。这样，就在中国造成了一种类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之所以称它为类中产阶级是因为，一方面，它与财产分层中的中产阶级不同；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居民在地位上明显高于居民，即使是一般市民，也高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而居于社会的中间层地位。中产阶级的替代同样可起到社会稳定的作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类中产阶级的存在，是中国“阶级斗争年代”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结构原因。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城乡分野的界线被打破，数千万农民流入城市，城市有限的社会资源被更多的社会群体分享，这已对类中产阶级的利益形成了威胁。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国有经济不景气，大批国企职工下岗，这更导致了国企职工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一些社会调查证明，不少职工中有一种失落感、自卑感和被抛弃的感觉。在城市中，“工薪层”竟成了低收入层的代名词。总之，传统的类中产阶级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其结果是社会中间层的萎缩和社会下层的膨胀，这些都预示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3.13 　总体性资本与两极社会。研究后共产主义转型的著名学者撒列尼和特雷曼等人认为，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精英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于中国社会资本转换类型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种与撒列尼的转换类型相当不同的资本转换类型。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如前所述，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 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化性，这就是 "不落空” 现象，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 的几次高潮（ 70 年代末的高考、 80 年代初的出国、 80 年代中期的官倒、 80 年代末的第三梯队、 90 年代初的下海、 90 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总体性资本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众多社会阶层的利益。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
目前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总体性资本对和社会决策的影响和左右。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 90 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然而，由于这个阶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集团，社会利益狭隘，很难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该集团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不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相反却容易激化社会矛盾。我们知道，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多元参与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反映意愿的渠道，特别是社会中间层，由于它处于中间地位，易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总体性资本影响决策是对于中间层参与决策的最大威胁。
3.14 　两极社会对意味着什么？两极社会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冲突和对抗的发生，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于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近年来，中国已出现了底层社会并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改革以前，中国居民普遍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因此，低收入的底层社会反而不明显。改革以后，由于利益分化，差距拉大，在社会出现新富层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庞大的贫困层，这是中国经济上的底层社会。底层社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长期以来就是中国的贫困层，如中国西南、西北集中联片贫困地区的贫困层，另一种是近年社会变迁中新产生的贫困层，如下岗职工、衰落的职工以及由流动人口组成的城市底层社会等。如前所述，由城市中的失业和下岗工人组成的贫困层是从中层、中上层跌落到底层来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失落感。据近年的一些调查，在这种新产生的贫困层中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流动人口中的底层社会，往往是违法犯罪的大本营。
反社会倾向可分为不同层次，我们暂将比较温和的称为“社会不满”，将比较激进的称为“社会仇恨”。社会不满是底层社会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情绪。底层社会因在资源分享中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是，其它阶层的社会不满与底层的社会不满有很大区别。底层的社会不满是一种主导社会情绪，而其它阶层的不满则是非主导的或偶然发生的。社会仇恨则是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它一般伴有反社会行动。近来，在少数底层社会群体中出现了破坏行动。例如，有的企业中出现生产破坏，又如有的在公共场所进行破坏，近来更是出现了城市恐怖活动。
四、社会碎片化与社会自组织的发育
4.1 　改革前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与总体性社会组织。 ( 略 )
4.2 　分化与分权的双重分割。中国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社会具有高度的总体联动性，社会高层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会引发全社会的动荡，因此对于总体性危机的担忧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担忧不仅往往成为政策制定的优先考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对政策创新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二是窒息社会的活力，它是以损害社会全体成员的活力为代价的。而中国的改革，尽管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但这种改革所触及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社会的社会结构。应该肯定，由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和分权是巨大的社会进步，此后 2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就是由此而来。 1979 年的改革以后，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级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等。分化使中国从一致性社会变为多元社会。与此同时，在行政领域中也发生了从集权向分权的过渡，决策权从过去的只集中在最高部门和少数人手中，变为基层部门也广泛地享有了决定自身事务的权力。问题是，这两种变化同时发生，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的片断甚至是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具体说来，国家在面对和城市这两个方面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面对农村社会时，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因而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农民成为一个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如何建立新型关系遂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在此种新型关系没有建立以前，农村中日益发展的基层自治与现有体制之间的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加。在面对城市社会时，由于自我利益中心的法团主义的发展，使那些准利益群体组织既不易于纳入国家整合框架，又会弱化市场机制的调节，因此造就了国家、市场和企业之间独特的不匹配性。社会碎片化并不是个贬义词，碎片化也有它的正向功能。社会碎片化是高度集权的总体性社会走向自组性社会的过渡，它避免了总体性社会的两个重大缺陷，即总体联动性和窒息活力。碎化了的社会组织避免了总体性危机的出现。由于国民行为失去了总体联动性，从而降低了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的可能。
4.3 　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与的组织真空。在广大农村地区，在人民公社解组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民公社的解体是构成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的重大变迁，首先，它标志着过去行之有效的从公社到生产队的纵向控制体系的瓦解，这样，国家开始直接面对无数的个体小农。为了填补这种组织真空，近些年来开始实行乡村自治，即建立农村自治组织 ---- 村委会。但在象粮食等重要资源仍然是按照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抽取的情况下，基层社会的自治性与国家对农村资源的抽取方式开始形成尖锐的矛盾；其次，农村家庭单元管理的井井有条，与农村公共事物管理的混乱和无人负责形成尖锐对照，因为在国家从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撤退出来之后，并没有形成相应的组织农村公共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再次，农民在获得相对自由的同时丧失了组织的保护。而集体这种保护性缓冲层的丧失，使农民更容易屈从于中央政府的命令。更确切地说， 集体缓冲层的丧失， 使得农民不仅在面对市场时是脆弱的， 而且在面对国家的代理人的时侯也是脆弱的。再次，农村、乡镇到一定阶段后，以家庭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已成为向企业制度迈进和提高管理水平的障碍。
4.4 　单位制的解体。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单位制解体之后，这些“单位”的演变方向如何，是否朝着市场中的“厂商”的方向演变？从目前的情况看，很难得到确定的结论。相反，由于内部人控制等种种原因，出现了“无主管企业”或“所有者缺席”的情况，严重者是作为出资者的国家对于企业完全失控。在此情况下，出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企业日趋福利化以及腐败现象的产生。
4.5 　社会自组织的发育与发展。在总体性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是他组织性，不具备产生带有自治特点的民间社团的可能。改革后中国社会的一大变化，就是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性有所增强，表现在若干城市地区发育出了多少带有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从总体上看，这类社团组织的特点是：第一，官办色彩强烈，其组织架构基本上是官僚机构的拷贝，领导成员基本上是赋闲官员等等；第二，盈利取向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说，很类似于上述的准利益群体。现代社会中的社团组织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功能：一是协调个体行动者与国家的关系，二是协调个体行动者与市场的关系，三是充当利益表达的工具。就此而论，它们显然还不是真正的自治社团。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近 20 年的改革已使民间积聚了相当的资源，可以预期，民间社团的发展及其独立性的增强，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由于民间社团的缺乏，以及在社会生活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一些在市场经济制度构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冲突和矛盾缺乏应有的解决机制。比如，在农村中，由于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因而就明显缺乏协调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抗拒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抗拒信息传达的延迟性（如用撂荒的方式抗拒粮食价格过低，但撂荒的问题需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二是爆烈抗拒发生的突然性。问题在于，在目前国家的宏观制度框架中，没有给民间社团以明确的定位，缺少将民间社团与其它制度要素连接起来的安排，因此民间社团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微妙、敏感的位置上。这种状况是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误解有直接关系的，即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是可怕的。但问题是，有时候无组织的力量要比有组织的力量更为可怕。
　　 4.6 　社区是中国社会新的生长点。 ( 略 )
　　 4.7 　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出现。 ( 略 )
　　 4.8 　民间集团和普通民众的自组织。 ( 略 )
　　 4.9 　局部化和地方化与自组织的发育。意识形态的局部化。地方势力的形成。 ( 略 )
6.6 　社会组织重建。在城市社会，建立组织，逐步而又稳妥地剥离单位组织的社会福利功能，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促进企业单位向现代厂商的转变；促进行业公会的发育和，使其承担其调节企业活动的作用，在企业和市场之间建立桥梁；在社会，建立和完善各种农民协会，用契约形式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成为农民一方面与市场、另一方面与国家建立关系的桥梁。 6.7 　在进行结构重建、制度重建和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可得资源，包括：传统资源、共产主义资源和市场资源，以建立多维度的、具有充分吸纳能力的社会整合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