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上）
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民主化经历了一条极其曲折和艰辛的道路。本章所要探究的是，其原因主要是内因还是外因；在内部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与当事人的选择。
一、 中心与边缘
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大多知道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话：“社会的，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但在毛泽东随后主持写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又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2在这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主要因素似乎又是外因——帝国主义列强了。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呢？出路是引进“世界体系论”，把“社会内部矛盾”的“社会”由中国扩展为世界，把内外之别变为中心与边缘之分。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中心观”
世界体系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他们没有使用“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这样的术语。《共产党宣言》中说：“大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3
世界体系理论的提出者沃勒斯坦，通常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着大片地域的单一体系”；一种是“世界体”，“在以前，各个世界经济体是极度不稳定的结构，不是转变成各种帝国就是解体了。”“有一个世界经济体已经存在了500年而仍没有转变为一个世界帝国，这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资本主义能够一直兴旺，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政治体系”。4资本主义原来只是“欧洲世界经济体”，但在500年中已扩展成全球范围的、唯一的世界经济体。1840年以来，中国便逐渐地融入了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成为世界体系的内部矛盾与冲突。
“我们已经为世界体系下的定义是具有广泛社会分工的实体。这种分工不仅仅是功能上的——即业务上的——而且是地理上的。那就是说，各项经济任务的区域分布不是均匀地分布于整个世界体系。”5中心、边缘、半边缘都是指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心区是拥有一套复杂经济活动的地区——如那里有市场广阔的工业，由当地资产阶级控制的国际与地区间的商业，比较先进、形式相对复杂的农业等；边缘地区则是单一形式的、在大地产上强制劳动力生产经济作物的地区；半边缘正处在非工业化的过程中，它们所采用的农业劳动控制形式是自由契约制和强制性奴隶制与农奴制的中间形式，大部分是分成制，处于过渡之中的半边缘还暂时在国际银行业和高成本、高质量的工业生产中保留了一些份额。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世界经济体除了直接决定政治体的产生外，还影响着政治体的结构，经济体与政治体的结构在空间上是高度一致的。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国家率先建立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民族国家，成为政治体的中心；经济体中的边缘地区在经济边缘化的同时，在政治体中也沦为边缘。与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中国在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都沦落到边缘或半边缘的境地。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将内因、外因统一起来，强调二者的共生关系，内因、外因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体系内的因素，而然地融为“内外因结合的动力论”或“体系动力论”。正如吉登斯所说：“已开始被称为‘世界体系研究’（特别与沃勒斯坦的著作有关）的一个主要诱人之处，就在于这些研究特别反对所有的内发模式论”，“因为发达国家和依附国家都是全球性的，……它们的发展途径应根据作为一种整体性现象的世界经济发展动态来解释”。6费正清“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说的提出要早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但在理论上能够很好地与后者相契合。费正清在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中，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文化、历史和政治传统，认为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之后，事实上已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而19世纪西方的海上入侵则是对这个庞大文明体的有力冲击，通过对这种冲击的反应，一部中国近代史才变成了世界历史的有机部分。
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认为其师的学说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并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他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7陈明明指出：这种偏重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外来因素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向方法”（internal approach）很自然导向对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判。然而，柯文的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尽管它为一部分中国研究者所支持和追随，但只要细心阅读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著，不难发现在大历史观方面，他们根本无法埋葬“冲击-反应”模式（例如在许多批判这一模式的中仍广泛使用“早发内生”、“迟发外生”这类现代化分类概念）。毕竟，19世纪列强的入侵确确实实导致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便柯文本人也不得不把中国问题作分层处理，承认至少在“最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兵工厂、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总理衙门等等的出现是对西方冲击反应的直接产物。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积极清算“西方中心论”的多为西方学者，中国学人至多只怀有意识形态的义愤，至今很少见有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述，这是耐人寻味的。8
柯文所说的“中国中心观”是指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组趋向”，包括以下四种特征：⑴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那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⑵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⑷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9这些研究取向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或者社会史无疑是富于启发性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或放在中国局部地区，或放在十九世纪（此时西方初来中国，尚未渗透到中国生活中去）”。但是，“中国中心观”并不适合于研究中国民主发展史、中国发展史或者中国现代学术史，因为“当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上层社会（不仅包括诸如外交一类的中央政府活动，还包括具有全国声望的文化思想界的上层人物）或放在比较广泛的地区（特别是沿海或包括重要中心城市的地区），或集中在二十世纪时，则引起变化的外来决定因素就很可能显得远为突出”。10
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非可以涵盖所有的领域。在近现代的中国业中，存在着明显的“中心与边缘”化，中国传统钱庄因为西方银行的进入而没落衰亡；而在餐饮业中，传统中餐却没有因为西餐的进入就沦为边缘，反而走向了世界。中国的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或者依附于好莱坞或者依附于莫斯科的边缘境地；而中国的戏曲则一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国剧”的说法没有流行多久就改称带有地方性色彩的“京剧”。然而，就民主在中国的发展而言，“中心与边缘”说是比“中国中心观”更值得借鉴的研究模式。
中国的边缘化
柯文说他“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11而中国中心主义或者说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正是19世纪以前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中国作为东亚范围内的原生国家，与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等周边的次生国家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华夷秩序理念。12作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滨下武志归纳了朝贡秩序的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滨下认为：以中国为核心，密切联系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和西北亚，以及同印度经济圈交错的地区，在亚洲全境存在的朝贡（册封）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反复思考中才能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13
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是介于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体之间的一种世界体系。一方面，中华帝国并不像波斯帝国或罗马帝国那样向附庸领地派出总督，实行直接治理，而是满足于一种名义上的宗主国—朝贡国关系；另一方面，虽然在朝贡体系的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长期存在着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稳定，时断时续。由于皇室力图垄断对外贸易，迫使民间贸易商变成了所谓的“海盗”、“倭寇”。朝廷不时下达的禁海令，造成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限制了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限制了海外贸易、投资、移民的规模、广度和深度，致使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中后来居上，掌握了主导权。
在十几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东亚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如果按照弗兰克《白银资本》中的说法，1400—1800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14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久已形成的分工关系和贸易关系被打破，中国自身也逐渐沦为西方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输入国和初级产品与白银的输出国，也就是说，成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或半边缘。
蒋廷黼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5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故事，意味着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及其在东亚的统治地位提出了第一次严肃的挑战。在欧洲人眼里，马戛尔尼使华暴露了清廷对外部世界惊人的无知，因为它把马戛尔尼视为来自英格兰的朝贡者，而且企图让他向乾隆皇帝行叩头礼。由于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与中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的要求，马戛尔尼的使命以失败而告终。以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为开端，中国与欧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1854年）、《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英中美通商税则善后条约》（1858年）、《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等。直到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清廷才被迫同意与西方国家交换常驻使节。1864年，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资助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出版了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于1836年出版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书，中文书名确定为《万国公法》。这标志着中国从“天下秩序”的中心国家沦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刘禾指出：在1860年代的危机之后，由官方出版的这些国际法著作，标志着中国政府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此外，日本以及和朝鲜未来的命运也在这里埋下伏笔，因为《万国公法》在中国出版仅一年，日本人就把一个抄本带到京都。这本书以及1876年《万国公法》的日文新译本在日本掀起一个解释和讨论万国公法的热潮，这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有着显而易见的直接影响。16
在孔子之前，中国古代学术即已存在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分类，到孔子定型为所谓“六艺”，后人又称之为“五经”（“乐经”无书传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之学兴起，西汉末刘歆著《七略》时突破“六艺”框架，将学术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分。魏晋时期的荀勖在《中经》中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别经、史为二，兵书、数术、方技等皆合入诸子一部。此后从《隋书·经籍志》到清朝编制《四库全书》均沿用了这一学术分类体系。唐代以后举办国家和国家（科举），算学、律学、医学、书学等科目也曾纳入其中，但始终不受重视，考试通过者不被士人视作“正途”出身，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地位。当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时，在思想和学术上不可能不受到触动。外来的“科学”很快便占据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中心位置，而传统的“中学”、“国学”则沦为边缘。
张之洞虽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又主张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而在民族存亡之际显然要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世事”之上，即其所谓“今欲强，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中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存古”之学，只需“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而多数专力于西学者才是“学堂教人之学”，是整个学制的主体方向。张之洞在武昌省城创设存古学堂时申论其“保存国粹之苦心”说，“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若以新学为足救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已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大局何碍”？171903年张之洞参与修订了新的《奏定学堂章程》，不久正式颁行全国。章程确定设立经学科、文学科、政法科、医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科和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完全取代了传统学术的“四部”体系。其中的经学科后来又并入了文科，使得中国的学术和体系显得比西方更加“”化，因为西方学术和教育体系中还保留着独立的神学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中共的马列主义研究与教学，取代了张之洞所拟定的经学科在学术和教育体系中的位置。
当章太炎、邓实等人鼓吹“国粹”、“国学”时，他们“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那时许多人根本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18邓实给“国学”下定义说：“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故“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19但他又说，“国之不强，在于无学，而不在有学”；“国必有学而始立，学必以粹为有用。国不学则不国，学非粹则非学；非学不国，其将何以自存矣”！中国自秦焚书坑儒“而君学之统以成，国学之统以绝”。“安见欧洲古学复兴于十五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二十世纪也？呜呼，是则所谓古学之复兴者矣”。在此意义上，“国学”又基本等同于“古学”。20沿着这一思路，“国学”就成了“国故学”。
毛子水提出了学术研究的“正当”与“合法”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故“不是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法门”，因其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所以“不能算得合法的学术——只可以算得未成形的科学”。21吴文祺提出，国故学是一个“总名”，包括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和训诂学；国故学不过是研究中国的文学、、学、学等都要“借重”的一种特殊基础学科。曹聚仁注意到吴氏的看法，他说，有人“以为国故学乃暂名：国故之资料，未完全整理以前，其名尚可存在”；“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许啸天便正式提出，要使国故转变为学问，就需要“后代的学者肯用一番苦功”从“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中一样一样地整理出“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农业、数理、格物”，并一一“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里，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22
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思想学术的基础之上。由于中国没有成熟的本土宗教体系作为精神文化的中轴，意识形态的“西化”比在其他文明古国更加迅速而彻底。任剑涛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切入中国文化语境的时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双双紊乱的时候，一方面传统的整合两种秩序的经典权威依托——儒家经典，显示出了全面的疲惫。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对于不同立场上的中国志士们发生了共同的吸引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不但是志士仁人们的志愿选择，甚至成为一种时尚。一流头脑的思想者与一流组织能力的社会活动家们，大都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或则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作品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被认为是转型中国的思想指引。从第二个方面来讲，思想精英的自觉选择以及这一选择对于经典的处境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思想精英在数量上的有限性和质量上的差异性，使得一个时代内部对于某种（主流）思想体系进行阐释的精英数量会相对集中，而与之并存的思想体系所获得的阐释者就会减少。与此相关联的是，那些具有一流头脑的思想者相对集中到一种思想体系的阐释上面的时候，与它同时的其它思想体系就缺乏有创造的头脑来对之进行合乎时代要求的阐释。23
当中国在经济、政治、学术、意识形态领域均沦为世界体系的边缘后，唯独在民主问题上假定其能够保持一种基于传统的主体性选择，是缺乏说服力的。
二、 潮流与激波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向国人大声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4一个世纪后，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面对国内国外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要紧跟世界进步的潮流，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由此可见，认识和紧跟世界潮流，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念兹在兹、贯彻始终的一个中心思想。
反潮流与赶浪头
首先应当说明必然性与世界潮流的区别。前者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和“客观真理论”，据说一旦掌握了它，就可以保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后者只是表示一种当下的趋向性，因此需要不断认识，时时“紧跟”。
一说到潮流，自然就会想到主流与支流、正流与逆流、源流与汇流。毛泽东诗云，“茫茫九派流中国”，长江在一些地段分为许多河道，主河道经常在变动之中，黄河更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入海。什么能够成为“世界潮流”，取决于错综复杂的众多因素，甚至可能取决于某种“蝴蝶效应”。“先发”肯定能够取得一定的优势，现在流行的许多技术标准并不一定都是最好的，但往往是最早的。暴力和残忍性在历史上曾经是潮流的驱动力。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铁骑扼杀了欧亚大陆上许多文明的萌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宋代的政治文明，比元明清的专制主义更具有“现代性”。然而，“进步性”或者说“先进性”始终是世界潮流的基本属性。希腊成为古代文明的奇葩，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都是与各自时代最活跃和最丰富的思想碰撞、学术争鸣、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可视为社会技术的创新）以及人才荟萃密切关联的。
世界潮流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激烈竞争的产物。因此，反潮流便是一种正常与合理的现象。没有反潮流，就不会有新潮流。但是，反潮流的力量往往是新势力与旧势力的一种合流。更没有理由认为，每一次反潮流都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流。反潮流不是升华为时代的新主流，就是沦落为时代的逆流。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反潮流与新潮流均产生在中心地区或准中心地区，前者如当代欧美国家，后者如一战前的德国与一战后的俄国等。汪晖曾描绘过边缘地区“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25也就是说，以“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面貌出现，骨子里还是以中心国家的现代化为赶超目标。在中心地区的潮流之争胜负尚不明朗时，边缘地区紧跟世界潮流往往会成为“赶浪头”，或者美其名曰“迎头赶上”。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学理上，边缘、半边缘地区的知识分子都容易倾向于中心、准中心地区反潮流的一方。狂飙运动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选择法国启蒙思想的“非正统派”代表卢梭，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
民主的世界潮流始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一方面丰富了民主的内涵，一方面也使民主潮流出现了曲折与反复。美国内战前后，现代民主的思想体系与制度框架已经基本成型。此后一个多世纪中，曾出现过多次民主问题上的反潮流的新模式，但最终都没有成为历史的主流。中国在20世纪中屡次“赶浪头”，而没有从普世价值和基本学理上领会民主的精髓，在现实生活中点滴积累民主的实践经验和逐步推进民主的制度建设，结果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走了一段又一段弯路，到21世纪还是要从头学习民主，回归世界民主化的主流。
笔者曾指出：在诸文明汇聚为全球文明的过程中，有些特征是可以兼容并存的，有些特征是不能兼容的，不能兼容的传统就面临着选择的压力与淘汰的命运。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多样化的、层出不穷的制度创新，同样也存在一个选择与淘汰的问题。当历史尚未对这些传统与创新作出最后选择时，便会呈现出一种分流的景观；一旦历史作出了选择，主流与支流的判别便立见分晓，向主流回归便成为后者无奈的结局。在现代化运动的全北方阶段（19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上半叶），就一度出现了历史的分流：一方面是英美法所代表的原生型态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德国模式和俄国模式的现代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后雅尔塔体制的崩溃，德国模式和俄国模式先后被历史所淘汰。当然，它们在制度上的一些独创也被原发型国家汲取。德国模式对现代化运动有两大特殊贡献：理工科大学的教育体制和现代科研体制，以及国家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前者旨在培育科技英才，后者旨在安抚社会大众。俄国模式对现代化运动的直接贡献尚待进一步研究，但至少可以肯定它通过对现代化主流的刺激所造成的一些间接贡献：所有制多样化，凯恩斯革命，工人参与管理，人民资本主义（股份分散化），等等。不同形态的现代化模式中相互对立的特征，总是要决一胜负的，或者通过战争，或者通过经济竞赛，但最终还是取决于人心向背。26
德国模式：国家主义与有机民主
从16世纪到18世纪，德意志诸邦的学术思想与社会风尚受到法国的支配性影响，贵族和中产阶级的醉心于法国的生活方式，凡尔赛宫廷是他们心目中的榜样，连国王也不例外，腓特列大帝自我承认：“自我青年时代起，我就没有读过一本德语著作，我讲德语还不如马车夫好。”27操德语的知识分子阶层一直在寻求摆脱这种“法国化”，实现民族精神上的独立与自主。在法国启蒙思潮席卷欧洲大陆时，他们既爱且恨。28当“文明”作为一种普世性话语在法国和英国流行时，赫尔德和他的同代人推出了“文化”，作为“文明”的对立命题。洪堡写道，“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包含着其特有的世界观”。在赫尔德看来，每个民族有机体独特性的形成是由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外部因素为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内部因素则为每个民族内在的有机力量（用现在的话说即遗传基因），而这是决定民族特性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生存方式，它们“并没有相同的文化”。“任何个人、国家、人民、民族的历史都彼此不同，所以，在他们看来，真理、美丽和杰出也各不相同。如果人们不去寻找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盲目地把另一个民族视为模式，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枯萎而死。”29如果把在英美法等国形成的“政治文明”模式概括为自由主义与宪政民主的话，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德国所选择的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所谓的“有机民主”、“领袖民主”。
拿破仑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费希特在1807年《告德意志人民书》中详尽阐释了德意志民族的种种优秀品质，它是一个本源的、有着活生生创造力的民族，是一个拥有哲学理解力、文化是向着内在层次渗透的民族，它优越于非德意志民族包括正占领着德意志领土的法兰西民族。在理性本能已经熄灭的自我主义的时代，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都是狭隘的、与人类为敌的，惟有德意志民族将承担起实现人类目的的重任。30曾经热烈拥抱世界主义的席勒这时也说：“‘世界精神’把德意志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参加永远引导人类的斗争，不是让他们炫耀于一时或只起短暂作用，而是要他们征服时间的伟大进程。每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辉煌时期，但德意志人的辉煌时期是所有时代的收获期。如果世界上还有任何计划，如果人类生活还有任何意义，那么，权力最终将落在真正由精神形成的人的手中。”31
与崇尚个人权利和市民社会的英法自由主义相对峙，德国的保守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以国家主义为基调的政治意识形态。黑格尔认为：国家并非只是历史生命的一部分、一个特殊领域，而是其本质与核心。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不但是“世界精神”的表现，而且是它的化身。他写道：“国家是自主的绝对精神，它不承认什么绝对的善与恶，可耻与吝啬，阴谋和欺诈的法则。”“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事情”，根据这种新的价值标准，便不再有任何对国家的道德约束；如果说国家有什么义务的话，那就是自保。黑格尔反对“机械论”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靠一种社会契约把一堆个人意志凑合在一起；他坚持认为国家具有一种“有机的”统一性，在这种“有机统一体”中整体优于部分。“世界精神”“在作为世界法庭的世界历史中，对这些（体现各民族精神的）有限精神行使着它的权利，它的高于一切的权利”。体现了“世界精神”的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一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32
在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德意志民族作为“统治的民族”还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在俾斯麦先后担任普鲁士王国宰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期间，就把国家主义从政治学说变成了施政方针。1862年9月，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的首次演说中宣称：“德国不注重普鲁士之自由主义而重视她的实力。普鲁士必专注她的实力，以等待有利的机缘。因为她的边疆对政治体系发展不利，有好几个如此机缘已被放弃。当今的问题不由演讲和多数来定夺，只能决定于铁与血。”这位“铁血宰相”领导普鲁士接连打赢了普丹、普奥和普法三场战争，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统一了德意志诸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33德国政府采纳了与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李斯特国民经济学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以贸易保护主义来取代贸易自由主义，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经济放任主义。一方面通过发放补助金、减免税收等办法扶植民族工商业；一方面又率先实施“社会经济政策”，包括工厂立法，劳动保险，劳资纠纷仲裁，孤寡救济，干涉劳动契约法令的厘订；若干垄断性资源与产业如河流、森林、矿产、铁道、、银行和一些工业的国有化；城市土地私有权的限制等等。34
在威廉帝国时代，德国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获得所谓“阳光下的地盘”和世界强国地位。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继承帝位，他怀着成为“世界主宰者”的野心，宣称要向“世界帝国”全速前进。一方面，他既眩惑于英国海洋上卓越的地位，又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大力推动建立一支能够与英国相匹敌的帝国远洋海军；另一方面，他资助和支持文人学者、团体协会、报刊杂志鼓吹民族扩张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制造舆论。《新德意志》杂志发行人阿·格拉博夫斯基宣称：“今天，没有什么比征服世界的德意志更加迫切地吸引全体德国人的了。这样才能把我们从不大自觉的世界强国上升为显然自觉的世界强国，即帝国主义强国。”35据赫尔曼所说，当时几乎“所有德国学者（知名的学者和年轻的同事）都信仰国家主义”，只有爱因斯坦等个别人除外。36根据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当竞争中的一方采取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策略时，另一方如果坚持世界主义和和平主义，就是非理性的行为。这样到了19世纪末，用帝国主义的生存竞争取代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就成为世界性的反潮流。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政运动是以德国为主要榜样的，而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变法、新政又是以日本为系，也就是间接地“以德为师”。因而，中国学习“西政”从源头上引进的就是国家主义而不是自由民主主义。在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欧洲国家思想的最新发展。“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37 两年以后，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罕·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论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38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党章第一条即是：“取国家主义，建设求强善政府。”39“任公曰，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40 他在《中国立国大方针》这篇大文章中进一步解释说：“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故人民能建设完全国家者则日以荣，其不能者则日以悴。”“于是保育政策尚焉。何谓保育政策，对放任政策言之也。”“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正当内阁，则求得强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41 梁启超有时又把国家主义称为国权主义。“国权与民权之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谓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我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42此时，自由主义大师斯密、穆勒等人的经典著作虽然也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但其翻译和诠释者严复由于深受国家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将书名分别译为《国富论》与《群己界权论》，表明他本人关注的重心是“国”与“群”，而不是私人的财产和一己的自由。
埃利亚斯指出，德语中与“文明”相对立的“文化”概念在1919年以及这之前的几年里又重新活跃起来，因为英法等国以“文明”的名义对德国进行了战争，而在凡尔赛和约以后所出现的新情况中，德国人必须重整自己的信心。43这股西风刮到东方，在日本就表现为左右田喜一郎和桑本严翼等倡导“文化主义”；在中国则是梁启超、梁漱溟等一班名人在五四运动之后鼓吹“文化”及“东方文化”。孙中山晚年在《民族主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固有的道德与文化；戴季陶在孙中山的挽联中称他“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强调孙中山思想中新传统主义的成分，也是与梁启超重新评价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思想界的这些新动向从源头上说都是来自于一战后欧洲尤其是德国思想界斯宾格勒等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与否定。青年毛泽东同情德国“国民精神所感痛苦”，赞美德国民族“有一种崛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德国的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44则充分表现出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知识分子对于中心、准中心地区“非正统派”思潮的特殊好感。
大众民主的实行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否定代议制民主思潮泛滥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就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勒庞的社会心名著《乌合之众》，到1921年已印到第29版。熊彼特在评价该书时认为，勒庞最早有效地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群体中的个人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这种精神统一性的倾向，造成了一些重要后果，如教条主义、偏执、人多势众不可战胜的感觉，以及责任意识的放弃。他断定，未来的社会不管根据什么加以组织，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凡是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总是类似于宗教运动。在人们对惟一神教已失去信仰的时代，最有可能对组成群体的个人发挥巨大作用的，是“民族的荣誉、前途或爱国主义”。45德国战败后的社会大转型使大众心理严重不适而强烈动荡，使原先维系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习俗和组织体制无可挽回地削弱或毁坏，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凭借其广泛的认同感，给新生的大众社会注入了相当大的凝聚力。
阿明·莫勒在其《德国保守主义革命：1918－1932》一书中，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思想界的主流命名为“保守主义革命”。他认为，“保守主义革命”作为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精神思潮和文化运动，共由五个不同的派别组成，分别为：⑴民族派，强调种族论，捍卫民族共同体，代表人物有汉斯·君特、赫尔曼·维尔特等；⑵青年保守派，核心思想不是语言或民族，而是帝国概念，主要人物包括汉斯·格林、容格、凡登布鲁克、施米特以及斯宾格勒等。⑶民族革命派，政治上主张激进主义，主要有容格尔、所罗门等；⑷联盟派，是一个青年运动组织；⑸乡民运动，是德国北部石荷州爆发的农民起义的产物。其中后两派处于社会的边缘，因而意义不是很大，前三者中又以青年保守派最能代表“保守主义革命”的精神实质。凡登布鲁克曾强调指出，“我们所谓的反启蒙，实际上就是要反对整个自由主义传统”。反对自由主义传统，主要是要批判其建立在自然法和契约论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议会民主制。与此相应，“保守主义革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民主话语（有机民主），用以取代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解（代议民主）。他们认为，代议制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天然或必然的联系，自由主义的民主可能只是一种斯多葛主义，表现出来的就是议会中无休无止的争吵和谩骂。德国需要的不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契约观念基础上的民主，而是一种有机民主。46
“有机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所谓的“领袖民主”。在“保守主义革命”形成气候之前，晚年韦伯便表述过这方面的前驱性观点。由于对议会民主制的软弱（屈从于集团利益和某方利益）感到失望，韦伯要求德国在“直接诉诸民意的”“领袖民主制”或“凯撒式民主制”与“无激情的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之间做出取舍。“领袖民主制最重要的类型——超凡魅力人物统治的正当性，便是蕴含在因为被统治者的意志而产生的、并且仅仅由于这种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当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现实中提供这种类型的，是那些“古代的和现代人的革命独裁者”。47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施米特把民主从自由主义假定的抽象人性中分离出来，民主必然附属于在人民欢呼的专政者领导下的民族统一体，把民主引向法西斯主义的Fuhur-demokratie（领袖民主）。”48
施米特认为，现代国家已经从自由国家“变质”为总体国家，因而自由主义的观点过时了。自由立宪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由社会转变而来的国家成了经济国家、文化国家、看守国家、福利国家和供给人；二是作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干预，因而取消了国家与社会传统的二元对立和区分，使得自由的、中立的国家变成了有机的、总体的国家。49所谓有机民主，其基础在于“种族归宿”，在于“血浓于水”的文化认同。因此，在德国的有机民主体制中，必须用“认同”代替“代表”。施密特在《宪法学》中写道：“所谓民主，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认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认同，命令者与服从者之间的认同。一切国家形式的区别……都可以还原为认同与代表这样一对基本的矛盾。”他在《议会民主制的思想史状况》中断言：“没有议会制，同样可能存在民主；没有民主，也同样可能有议会制；独裁与民主之间并非水火不容……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都反对自由，但并不反对民主。”50
沃特金斯指出：法西斯式的极权主义的吸引力比极权的布尔什维主义来得更大。对那些几乎绝望的中下阶层，属于“主宰种族”，加入永久性政治精英团体的想法，都十分诱人。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消灭犹太人会使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立时改善，帝国扩张的远景更能为“主宰种族”带来无数的行政管理及其他白领工作。上层阶级显然也认为法西斯主义比共产主义更为可取。511930年代初德国政治角逐的结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戈培尔曾说：“我们进入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武器库中用它所具有的武器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将要成为国会议员，以便用魏玛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玛民主。……我们是作为敌人而来的。”52希特勒上台后便一手埋葬了议会民主制度。1933年12月1日通过的党国合一法宣称：纳粹党是德国国家思想的代表，它不可分割地同国家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公法实体；党和国家的这种统一要由把国家的高级职务授予在党内承担高级职务的人的形式来保证；地方首脑要在党的领导人中进行挑选；党不仅应该提出和阐述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且应该通过不断的教育工作来创造一种一致的公众舆论，以便使德国人民变成一个能够创造出德国人的道德和英雄典范的共同体；所有的结社团体（包括职业性团体）都是党的一部分；德国的公民都可以加入党的组织，但公民权只给予属于德意志血统的人们；政治权力完全属于作为党的领袖的元首，而且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也集中在他的身上。53纳粹体制的核心是所谓“领袖原则”。“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人民统治的真义是指一个民族应被它的最有能力的个人，那些生来适于统治的人所统治和率领”。54
德国的纳粹主义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1930年代的中国都被视为取代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新潮流。当时，不仅蒋介石嫡系的由黄埔军人组建的复兴社等“法东斯”（郭沫若语）团体将其奉为圭臬，一些曾留学英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政治上转向，成为“新式独裁”的鼓吹者。1935年前后，思想上得到“法东斯主义”支撑，军事上得到德国顾问和装备支持的蒋介石曾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如果不是中日战争爆发以及随后的中德亲密关系破裂，左右翼极权主义在中国究竟谁主沉浮，尚在未定之数。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德国模式的走红，民主化国家从1920年的约30个降到了1942年的12个。55
俄国模式：民粹主义与苏维埃民主
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开创的俄国模式有两个理论源头，一个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本土的民粹主义。虽然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民粹主义的思潮，但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56从表面上看，苏维埃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从精神气质和施政方针上说，民粹主义的底蕴更厚、渗透更深。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有不少一致的地方。它们不像自由民主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那样立足于全体国民，而是明确地站在社会中下层——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平民阶层或者工农大众的立场上说话；它们都把社会平等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唯物史观，不仅仅把工人阶级视为被剥削和被压迫者，而且把他们视为先进生产力的体现者；民粹主义者的理性思考较为薄弱，但他们的社会正义感和同情心似乎更强烈一些。“全部的俄国民粹主义都起源于怜悯与同情。在70年代，忏悔的贵族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走到人民中间，为他们服务，并与他们汇合在一起。”57“民粹主义的中心目标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人与人间若无最大程度的平等，就不是公正的社会。”58
然而在以下两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市民社会”、“自由竞争的社会”）演进的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共产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个人自由充分实现的基础上；后者认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直接从前资本主义的村社进入到无阶级、无剥削的新共同体。前者认为，工人阶级政治使命的第一步是争得民主，并以民主的方式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后者则主张采用暗杀、恐怖活动等直接暴力方式颠覆政府，由职业革命家的密谋组织夺取权力。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民粹派最著名的领袖特卡乔夫曾说过大意如此的一段话：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少数人强迫大多数人接受前者所赐予的幸福。59民粹主义并不十分在乎“众意”，只想着如何实现他们自己心目中的“众福”；在林肯确立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大目标中，他们抛开“民有”和“民治”，直奔“民享”。可以说，民粹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秦晖指出：1905年以前的俄国，它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实行公社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专制。这时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四种思潮，一种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即乌瓦洛夫称之为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种是下层的代表反近代化的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是好得了不得的东西，沙皇政府的一切弊端就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瘟疫，本来沙皇政府只发扬民族传统时，就是好沙皇，不幸的是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歪门邪道。俄国思想界的另外两种思潮是以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和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1900年前后这两派人合作编的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等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明确讲，这是双方的“文字联盟”。这个“文字联盟”就是针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到1905年以后，由于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激起的反改革思潮，形成了民粹主义的大复兴。在“回到村社去”的下层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发生了最重要的分化，一部分社民党“超民粹主义化”。最典型的代表是列宁，列宁基本上把1905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来了个大颠倒。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村社民主是最虚伪的，西方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后来他又讲西方民主一钱不值，是“清谈馆”，而民粹派的那一套公社主张才是“民主革命的最高形式”；1905年以前列宁认为俄国最大的灾难是农村公社，1908年却不断地强调对公社的破坏是俄国最大的灾难。十月革命的“土地纲领”是拿社会革命党的，而当时布尔什维克批评社会革命党，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俄国社民党的这一派走到了比社会革命党还要民粹主义的地步。60
秦晖与金雁进而指出，这种“超民粹主义”不仅具有一般民粹主义的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警察民粹主义”的气味。在民主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分强调“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在他看来，“民主主义”者注重的是消灭贫富分化和实现平均，而“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言论自由与立宪制度”；“民主主义”者认为为了实现平均“用什么方法来变更和维系新社会组织，在他们看来几乎横竖都是一样的”，换言之，是独裁抑或是立宪的问题并不重要；与此相反，“自由主义”者则把公民权利、言论自由、立宪制度“视为从绝对专制到公民民主之间的必要环节”。他指责自由派“把自由了解为极狭义的和纯粹形式的”“抽象的权利”，在车氏看来，这种“抽象的权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钱不值的，因为穷人没有物质条件来享受这些权利，所以他们尽可以“一点也不珍视这种权利，而愿意以一个银卢布或甚至更便宜的代价把这一权利出让”。警察民粹主义的代表人物Л·Α·吉霍米罗夫则认为：西方政党政治“有害于人民群众本身的利益”，立宪制只是“资产阶级组织的工具”，它产生的代议制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所以“社会主义者”们甚至可以认为：“对于人民来说，在两害中间，专制的沙皇毕竟比立宪的沙皇要好些”，因为他可以使那些“贪婪的私有者”害怕。另一位著名的警察民粹主义者Г·Π·萨宗诺夫，则干脆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幌子都不要，赤裸裸地为沙皇捧场，认为沙皇专制比只能为“富人”效劳的议会政治、比抽象的、形式的因而是虚伪的西方式自由民主权利更加“公道”。61因此，根据“警察民粹主义”和“超民粹主义”的逻辑，革命的结果就自然而然地导向以“为穷人服务”的红色沙皇取代“为富人效劳”的黑色沙皇。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从社会民主主义到“超民粹主义”的转变，最终完成于斯大林。这种蜕变的主要标志有两点：第一，改头换面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提出在像俄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可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第二，从“争得民主”变为“确立专政”。托洛茨基在与考茨基论战时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同于民主，共产党人不相信“民主的形而上学”及其人民政权、普选、个人自由的原则。各类“形式民主”机构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苏维埃政治制度不应当同它们相混淆。拉狄克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以民主的形式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将不会容忍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应当是“领导党”，也就是说应当由它来领导政治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统治权将通过严厉的纪律来执行。普罗卡奇注意到：军事用语在苏联党的政治语言和政治俚语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并侵入到经济和其它领域中来。据普尔对《消息报》的研究，1920年之后，“民主”一词很少在该报的社论中使用，即使使用，也几乎总是作为消极的东西。“民主的”这个词常常被用来减轻“专政”一词的道德份量，譬如说“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党的领袖们不再重申列宁关于苏维埃民主是“民主的一种最高形式”的论断，取而代之的是把苏维埃民主作为 “新型民主”来谈论。62
苏维埃民主最初作为“西方民主”、“形式民主”的对立物提出时，所强调的是阶级民主、直接民主、参与民主，而在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实践中，却通过所谓“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理论的阶梯，演变为空前庞大的官僚体制和无比残酷的领袖独裁。韦伯早就分析过工人政党的官僚结构，认为这类政党的变化进程与组织的僵化形成冲突，领导干部倾向于使党的结构官僚化。米凯尔斯则指出工人政党领导人的不可罢免性，势必导致组织内部的寡头政治，亦即民主的终结。63卢森堡和托洛茨基指出了工人政党执政后急剧官僚化的趋势，吉拉斯则透彻地分析了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组织架构如何塑造出一个“新阶级”。苏维埃制度有两大特征，其一，作为“警察民粹主义”的精神后裔，构建了规模空前、无孔不入的契卡和克格勃组织，例如服务于东德国家安全机构的“线人”曾达到人口的几分之一。其二，代议制度完全瘫痪和萎缩。列宁曾想用一种能够随时被选民撤换的、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有效开展实际工作的代表机构取代资产阶级的议会，结果却适得其反，苏维埃代表机构连“清议馆”的作用都起不到，完全变成了“政治花瓶”和“鼓掌机器”。实际的权力全都落到了党组织和行政机构的官僚们手中，仅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设的部门最多时就超过了一百个。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时，引进的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民粹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马思乐在其名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了在李大钊思想形成过程中民粹主义作为思想底蕴的作用。马宏进而指出，除了作为舶来品的“民粹主义”外，当时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还有土生土长的“拜民主义”。64民粹主义在中国兴起的智识因素甚多，但首要者当归中国无政府主义对劳动主义的宣传，这种宣传在“五四”运动前的若干年里就已蔚成大势。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大多对平民百姓的悲苦生活抱有极大的同情，自视为“平民”的代言人，欲追求一个奠基于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顾昕指出：虽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差别很大，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对这一差别不甚了了，他们一般都把阶级斗争理解为穷人与富人、劳动者与不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以这种民粹主义式的“阶级”观为基础，从道德上强烈地谴责不劳而获者以及不尊重劳动的整个社会等级体系。1918年11月16日，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极具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在致词中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李大钊则在另一次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讲演。他把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视为民主主义、劳工主义和庶民的胜利。他向听众发出了典型的民粹主义式呼吁：“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把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功劳独归于李大钊，事实上，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甚至也包括国民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已趋热烈，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的一些知识分子当时只是加入了这一时髦的“大合唱”而已。65
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民粹主义（当时流行的用语是平民主义、庶民主义）转向“超民粹主义”的过程中，当时来华的杜威、罗素等西方著名思想家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陈独秀曾引用罗素离中国最后的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面的话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因为求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罗素这……话，或者是中国政党改造底一个大大的暗示。”66
在中共成立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后，势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把苏维埃民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1930年前期，中共便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在根据地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中国和德国的经验来看，在相对比较自由的舆论氛围中，“苏维埃民主”的魅力还比不上“有机民主”。虽然同是强调敌我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前者的主要敌人在国内，后者的主要敌人在国外，划定的自己人圈子的大小不同。而前者的理论源头和指导中心均在国外，原封不动地照搬外国的话语和机构，甚至还在对外战争中号召民众站在入侵者一方（如中东路事件），更是授人以柄。因此，在毛泽东取得党内领导权和中日矛盾激化后，中共便放弃了苏维埃制度，开始提倡“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可以视为从“超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回归。“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有两个要点，第一是认为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第二是强调民主，“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671945年9月，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的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681945年以后，由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迫切需要来自苏联的援助，他逐步地从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后退，重新投入了斯大林主义的怀抱。69
在今日中国，民粹主义风头仍健。胡绳去世前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认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语言；而后来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70他的文章引来了左派理论家的一片反对声。虽然毛泽东本人曾多次批评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但是左派理论家绝对不允许别人批评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现在，“苏维埃民主”固然已经不好再提，但从那里派生出来的与“西方民主”相对立的所谓“新式民主”，仍然被不少人奉为宝贝。
东亚模式：威权主义与托管民主
标榜“有机民主”的德国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走入坟墓，纳粹主义的德国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在战后进行了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从现代化的歧途回归自由民主宪政的主流政治文明。标榜“苏维埃民主”的俄国模式在中苏分裂后从鼎盛走向衰败，1960年代后期全球性的左翼运动已经不再把“苏维埃民主”视为鹄的。1960年代以后先是日本接着是“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上的成绩，使东亚模式逐渐成型并突显出来。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之际，正是东亚模式顺风满帆之时。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和地区实现了民主转型，日本中断了自民党一党独大、垄断政坛的格局，使得“政治集权、经济开放”的架构走样变形，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东亚模式。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与美国的“新经济”拉开了距离；由于东亚危机的震撼，“四小龙”在经济上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导致东亚模式昔日的耀眼光环逐渐黯淡。
从对现代化与政治文明主流的冲击力来说，东亚模式与德国模式、俄国模式不在一个档次上。后二者旨在替代主流模式，而前者只是被视为主流模式的一种变型；后二者在其发轫时均代表一种革新力量，而前者始终是庙堂之上的保守型话语，带有自我防御和辩护的味道，局限于“亚洲价值观”的地区性视野，从未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自居。东亚国家的精英阶层在以西方为榜样，实现“赶超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上具有高度共识，因此，他们所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为威权发展主义（或集权发展主义71）。
索儒森把威权—专制的政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威权的发展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t regime)，第二类是威权的经济增长政权(Authoritarian growth regime)，而第三类是威权的精英致富政权(Authoritarian state elite enrichment regime)。第一类政权主要是利用国家政策、集中手段以发展为最重要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东亚国家可归入此类。在这类政权下，固然缺乏政治民主，对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保护也不够，但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并实行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第二类政权主要是以军人官僚集团代表的国家政权、跨国资本的利益代表、以及本国私人资本之间组成的同盟来统治的发展中国家。该类政权可以有效地在一个时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因政权的性质所决定，它不强调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因此大多数民众并不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在军人政权时期的巴西。第三类政权本身既不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也不推行社会福利和财富再分配，它们的中心任务就是中饱精英统治阶级的私囊。这种政权大都是极端独裁专制的政体。在索儒森看来，这是发展中国家中最糟糕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组合。其代表是马科斯政权下的菲律宾或蒙博托统治下的扎伊尔。72根据索儒森的分类，威权发展主义是三类威权主义中较好的一类，本文以下所说的威权主义均指威权发展主义。它有下列的一些特征：经济优先，政府主导，专家治国。
张蕴岭等认为，东亚权威政治重视经济现代化的理念可以称之为经济优先主义。首先，经济优先主义奉行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等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的指导思想，政府把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视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其次，经济优先主义奉行经济压倒一切的方针，它使政府摆脱了种种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全神贯注于制订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第三，经济优先主义作为一种实用意识形态，聚合了社会共识也增强了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富永健一指出：二战后“在日本价值体系中，以经济增长为契机，经济的价值开始上升为比社会的、文化的价值更为重要的价值。日本人在战后不仅经济的欲望空前地膨胀，而且和企业家的地位大幅上升，人才开始向经济领域集中。这是一次巨大的价值革命”。因而出现了日本是“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之说。73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也曾提出“经济发展第一”方针，鼓吹以“发展型专制”把韩国引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74
所谓政府主导，是指政府为了加速经济发展而直接干预经济，其手段除了实行国有制、控制战略性经济资源、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外，还包括在投资、外贸、税收、经济法规、技术引进、贷款上的区别对待和特别扶植政策。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培育和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下的政府行为。日本政府的经济省厅长期对产业实行行政指导，包括有直接法律根据的、有间接法律根据的和没有法律根据的行政指导。行政指导的意图是弥补市场的不足，帮助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化和调整供需平衡；其消极因素是导致“金权交易”等腐败性行为和市场的封闭性。75
所谓专家治国，也叫精英治国或能人统治。东亚国家的威权政府大都奉行专家治国论，尽可能地吸纳各方面的专家进入国家行政体系，以技术官僚的角色参与行政决策。在韩国，朴正熙上台后对行政系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和革新，目标是实现文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知识精英化。据1971年对全韩203个副道级以上高官中176人的调查，大学毕业者100人，研究生毕业者72人；100%的人会日语，75.5%的人会。李光耀更是一个直言不讳的精英治国论者，1970年代以来，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专家技术管理人员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高级领导层。76李光耀的接班人吴作栋说，“新加坡民主”的一个要素，就是“主流政党以彻底、有系统的方式在全国网罗干练、专注、诚实的男女人才为国服务。他们不需要先成为党员。”77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小国，由于人民行动党有系统地招揽优秀人才加入它的执政阵营，几乎每一个海外归来的高级人才都被网罗，新加坡反对党的发展首先就受到人才瓶颈的限制。
刘军宁认为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区别在于，极权主义不承认并拒绝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如自由的市场经济、共和政体、军队中立、代议政府、分权制衡、多党政治和公民广泛的经济政治权利；威权主义尽管用种种理由拒绝实施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原理中有关民主、人权的内容，在口头上却承认这种政治经济原理的正当性。78但是也有例外。苏加诺就公开宣布西方民主制不适合印尼的国情，而转向所谓“有领导的民主”。吴作栋表示新加坡要建设“托管式民主”，而非西方的“社会契约式民主”。79他说：“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长期政策时，有时难免会收到‘良药苦口’的反应。但是，正因为新加坡采取了这种‘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虽不讨好但有利于经济长远发展的政策。”80
“托管民主”也可以称为“监护民主”、“父爱民主”、“威权民主”。81总之，就是视民众为没有足够理性和自治能力的政治未成年人，需要在监护人或家长的指导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国家的大政方针则必须托付给“官产学”的精英们去决定。东亚的“托管民主”可以再细分为四个小类：第一类以日本为代表，既有直接选举和多党政治，又有充分的人权，但由于种种历史上的原因，导致了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局面；第二类以香港为代表，由于前英国殖民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特殊法律地位，没有直接选举，但有新闻自由和游行示威集会等公民自由，形成了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架构；第三类以新加坡为代表，有直接选举，但表达自由等基本人权受到相当大的限制，造成了人民行动党自建国以来对政治的绝对垄断；第四类是既没有直接选举、政党政治和代议制度，也没有充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只有所谓的“基层民主”。晚近中国大陆的威权主义者实际上只是在为最低档次的“托管民主”辩护。这样一种“托管民主”的发展趋势究竟是索儒森所说的威权的发展主义政权，还是威权的经济增长政权或者威权的精英致富政权，现在还很难说。
“托管民主”和威权的发展主义能够收效于一个时期的奥秘就在于：在“赶超现代化”阶段，由于“先发”国家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了充分的试验，已经摸索出相对成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经验，“后发”国家的精英只要具有“学习能力”，就不会在政策上出大错。而一旦东亚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面临其他国家也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三流政治”就不顶用了。大野健一指出：集权发展主义在东亚是短暂的政治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内在和外在的变化会逐渐侵蚀这个体系。在已实现高收入和工业化的日本，集权发展主义的残余现己成为进步发展的阻碍。82韩国前脚刚一跨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后脚就遇到了东亚金融危机。
中共领导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面临着确定新的发展方向的紧迫问题。既不能为1957年以前的“全盘苏化”恢复名誉，又否定了1957年以后的“大跃进”模式和“文革”模式，在经过短暂的一段时间中推崇南斯拉夫“自治”模式后，便把目光聚焦到东亚模式上来。早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就已经对新加坡的体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0年朱镕基访问新加坡，并与李光耀会谈，这次访问使朱镕基认为新加坡模式值得中国借鉴，他返国后向邓小平等人汇报了自己的观感。831992年2月，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正式提出要以新加坡为榜样，“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84于是，借鉴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就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80年后期起，就有学者鼓吹以中国式“托管民主”为理想目标的“新权威主义”，当时遭到知识界大多数人的抵制与批判。进入1990年代后，“新权威主义”演变为“新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并逐渐取代传统意识形态成为强势话语。85中国式“托管民主”在学界的代表人物有萧功秦、潘维、康晓光等人，后者在最近发表的《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等系列文章中，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方面的观点。
康晓光采纳了金耀基概括的“行政吸纳政治”这样一种政治模式。“‘行政吸纳政治’是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共治”是一个锁钥性的概念，由于“共治”原则的运作，精英人士逐次被吸纳进行政决策结构中，从而，在行政体系之外，很少有与这个体系站在对抗立场的政治人；即使有，其政治影响力也大都是微弱无力的。“行政吸纳政治”的另一个途径是“咨询”。“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制度设计：即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设有咨询性的机构，……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使各个行政单位能广泛地经常地接触社会各界的人士及他们的意见，以使政府的决定尽可能地符合公众的意愿和利益。” 金耀基把这一切称之为“政治的行政化”或“行政的政治化”，“行政系统被赋予了政治功能，使行政系统承担及发挥纯技术性专业性之行政以外的功能”，这与韦伯的“科层组织”的理型有所不同。康晓光认为，“90年代的大陆具有‘行政吸纳政治模式’的所有基本要素：一个不对任何社会阶级负责的政府，它致力于经济发展，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的联合，‘精英共识’的形成，对大众的全面剥夺。同时，也具有这一模式的主要效果，如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公众只能处于无组织状态，因此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其结果就是造就一个封闭政治。政治精英或党政官员垄断了政治活动空间，严格禁止其他人染指政治活动。政治领域对其他社会集团来说是封闭的。确切地说，这是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市场体制、权威政治、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协同发展，是‘行政吸纳政治’这一政治模式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86
然而，康晓光与金耀基的观点也有明显的区别。金耀基认为“行政吸纳政治”的适用性有限，仅仅是一种阶段性现象。“只有在一个政治层很小，政治化很低的社会中，精英的整合才能构成政府合法性的充分条件。一旦当社会经历了快速的都市化，特别是前述的‘社会游动’后，则政治化提高，原来属于‘非政治层’的羲皇上人都将进入‘政治层’，从而，‘精英的整合’将渐渐无力，而必须更通过‘精英与大众的整合’（亦即政治民主化）才能获致一安定的政治体系。”他进一步断言：“香港今天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已不可能纯从‘精英整合’的途径加以适应了。” 康晓光则认为“行政吸纳政治”可以在中国长期有效。它“可以为一个社会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仅能满足精英的需要，也能够关照大众的基本需要，具有向下扎根的能力。这意味着，实行这一模式可以提高权威主义政治对现代化的适应能力。”“而且，对中国而言，国家的影响力也许并不一定是‘短期现象’。两千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无数巨变，但是‘行政力量支配社会’这一特性从未改变。专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适应能力，不仅可以适应农业经济，也可以适应工业经济，不仅可以适应计划机制，也可以适应市场机制，甚至也可以适应全球化。”87也就是说，“托管式民主”或“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长时段”现象。在曾囊括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东亚模式已经萎缩为只包括两个城市社会的“新加坡模式”、“香港模式”88的情况下，对“托管民主”的辩护不能仅仅是乞灵于文化传统与历史惯性，显然还需要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论证。
由于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在“华夷秩序”中“天朝上国”的感觉，因而很难甘于扮演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边缘角色，哪怕是在一个暂时性的历史过渡时期；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屡屡在“赶浪头”中误入歧途，错失了发展的机遇，但依然痴心不改地企盼着创造“另类民主”、“另类现代化”的奇迹。是融入世界民主化的主流，还是另辟“中国民主”的蹊径，这仍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