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理的角度深刻领悟“三个代表”的新意蕴—兼谈“拒新致思”趋向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和危害
【内容提要】拒新致思趋向主要表现为拒绝承认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学说。拒新致思趋向对学界和政界都会产生一定的危害。克服“拒新致思”趋向，从学理的角度深刻领悟“三个代表”的新的理论意蕴，对增强学习“三个代表”的思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蕴/学理
【 正 文 】
如果愿意正视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代的学界、政界和由之所影响的一般民众中，广泛地存在着一种自觉地拒绝承认新思想、新理论和新学说的致思趋向。这种致思，我称为“拒新致思”，这种趋向，我命之为“拒新致思趋向”，而这种致思趋向的心理根源我管它叫“拒新致思”定势。
拒新致思趋向在学界的表现主要是拒绝承认国内外学者的新观点、新理论。这种拒绝承认的直接表现是在学术交流、学术中，不肯定、不宣传、不引用别的学者的新术语、新概念、新论点。在自己的学术和著作中把本来是别人早已提出或阐述的东西写成让人看起来纯是著作者本人的东西，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梳理和交代学术的纵向和横向的源流，不能使人清晰地看出谁有创新或著作者在谁的什么文献基础上的哪一方面、层次和系统的创新。这种致思趋向的直接危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影响学术范式的认可。由于拒新致思“本能”地拒绝对新见解、新观点、新术语、新范式的承认，不但严重地挫伤那些确有见地的、确有依据的新思想的学者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同时不容忽视的是，纵或是在同一学术圈内，也没有基本的、共同的学术范式、术语和观念，严重地影响了新的学术范式的社会认可。
二是影响学术新人出现。不可否认，没有学术功底随意杜撰新观点、新思想者有之，而只从国外引来当作自己的新观点、新思想者于今也不在少数。这种状况固然干扰了人们的学术视眼，也影响了部分人的学术情感，但是一概拒绝对有思想、有见地的学者的成果的承认，客观上就阻碍了新成果的承认面，影响了学术新人的出现。
三是影响学术规范的建立。正因为学界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及新的范式得不到公认，就难免有人将人家的据为己有，而这种现象的恶性循环，将导致理论研究严重失范，致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研究规范迟迟建立不起来，客观上制约了我国社会科学的。
四是影响学术权威的形成。科学研究无疑要不断超越权威才能促进发展，但目前中国的状况更多的是泛权威或无权威，如同要承认“新”也只承认国外的是“新”的一样，要说权威，由于拒新致思的影响也只承认国外的权威或研究国外的东西的权威。这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有着不可低估的阻碍作用。
“拒新致思”在政界的表现，主要是对任何新的理论的提出都不以为然，甚至由于任何新的理论本身都必然包含原有理论的真理要素的原因而借口原有理论要素的存在从而否认新理论之“新”。正因为这种“借口”似乎很有“依据”，所以很能让一些理论功底并不深、理论思维能力并不强的人容易接受而形成了“拒新”致思趋向。这种“拒新致思”的直接危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影响接受新理论的快捷性。对本来是新的理论却认为没有新东西，认为只是原有的理论要素的简单组合，加之人们本来就内在具有的趋新心理的潜在作用就直接影响了接受新理论的快捷性，使新理论不能迅速产生吸引人、激励人的理论魅力。
二是影响了学习新理论的自觉性。一个新的理论，要成为改变人们原有观念的理论力量，使理论创造者的个体观念转变为社会观念，是需要有一个被接受者认真学习领会的过程的。然而，有“拒新致思”的影响就会产生学习的惰性而直接影响学习新理论的自觉性。
三是影响领悟新理论的深刻性。大凡新理论之“新”，总是有一个新的理论格局，有新的理论思维的切入点，有新的理论系统的整体性。，其间必有新的理论元素，以及这些新的理论元素和原有的理论元素一起构成的新的理论意蕴。特别是政治理论方面还有新的理论背景所必含的新的理论针对性以及由此新的针对性所包容的新的理论指向……这一切，都是在领悟新理论时，必须认真研究才能得出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从一些理论家到宣传员，从一些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都缺乏这种理论思维的习惯以及由此习惯所影响的理论思维的能力。这样，严重地影响了新的理论本来具有的理论魅力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影响了人们深刻领悟新理论本来具有的深刻性。也正因为如此，严重影响了本该具有权威的权威理论的权威性，以致于常常出现对权威理论的肤浅的、应付式的或表态式的文章。久而久之，也就会严重影响权威在人们心中的权威性。
四是影响运用新理论的积极性。正是因为对新理论的领悟是肤浅的，学习是应付式的，文章是表态式的，所以，对本来应该成为人们的群体意识和共同意志的新理论的贯彻执行就难免是被动的没有积极性的，因而，在实际的社会动作中，就使辉煌的理论在这种“软绵”的惰性的精神空间里消减了它应有的光芒。
更有甚者，由于这种非积极性的层层影响和相互感染，必然影响新理论在改造客观现实世界时本该具有的理论穿透力以及由之具有的客观效用性。
不必讳言，在当前，“拒新思想”的表现和危害在我们学习“三个代表”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讨论应如何从学理的角度深刻领悟“三个代表”的新的理论意蕴就显得非常必要。
我们知道，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个密切相关、辩证统一、有机联系的逻辑整体。只有从新的有机“整体”的角度认识和领悟“三个代表”的思想，才能真正认识到“三个代表”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新要求。但是在学习“三个代表”的过程中，有些同志不理解“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的新要求。认为“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词句在马列经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有过，没有更新的东西。那么“三个代表”的思想到底“新”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从理论生发的角度看，“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一个新的理论整体；从理论结构的角度看，“三个代表”的思想具有新的理论元素；从理论效用的角度看，“三个代表”的思想具有新的理论功能。只有这样认识，才能真正领悟“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深刻意蕴，才能增强学习“三个代表”的思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提高贯彻执行“三个代表”的思想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其次，从理论结构的角度看，“三个代表”的思想具有新的理论元素。只要我们仔细考察马列经典著作家的原著，而又认真领会江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强调“三个代表”的原文，我们不能发现：在“三个代表”的有机理论整体中，由“忠实代表”这一红线所贯穿的建党学说的链条上，在“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这三大要素前面都冠有“中国”这颗耀眼的智慧明珠，并且“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也是不容忽视的新的理论单元。这样，在“三个代表”的思想整体中，除了“忠实代表”这一理论思维切入点是其新的要素外，构成这一整体的重要理论元素还有“中国”、“发展要求”和“前进方向”等具有国家特色和时代要求的新元素。我们知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新的理论元素的增加就自然使原有理论要素的自然质在新的理论系统中产生新的系统质，构成新的理论课题，具有新的理论功能，因而也就内在地具有新的理论意蕴。具体说来，如果说“先进社会生产力”等是原有理论要素，那么“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什么？“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什么？……而这些又该怎样“忠实代表”呢？显然，一旦深入思考，我们就不难发现新理论中的新课题和新意蕴。
再次，从理论效用的角度看，“三个代表”的思想具有新的理论功能。由上述可知，在抽象意义上讲，这种新的理论功能由构成新的理论的新的元素、新的结构所内在地决定着。在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到，由于理论对实践的客观的指导作用的缘由，这种新的理论功能也就外在地表征为新的实践功能，而“三个代表”的新的实践功能则是在目前我党所处的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所客观要求的新的指导功能。在当前，国际上的敌对势力继续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和“溺化”战略的新的环境中，在我们国内的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等日益多样化的新氛围里，怎样才能使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头脑清醒”地发挥“领导核心”和“先锋模范”作用？这是新的实践向我党提出的新的课题。正是在这一新的环境中、新的氛围里，面对这一新的课题，江总书记高屋建瓴，构建了“三个代表”这一富有新的意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的指导性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于“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意义。这，就是“三个代表”这一新的理论整体的新的理论功能。
我们认为，从理论生发、理论结构和理论效用的角度深刻认识和领悟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是一个新的理论整体。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而不是浮泛地、内在地而不是外在地、内容地而不是形式地把握“三个代表”的新的深刻意蕴，也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增强学习“三个代表”的思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切实提高贯彻执行“三个代表”的思想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