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与农民现代性的获得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郭正林 周大鸣 时间:2010-08-10
〔摘要〕本文依据实地调查资料,通过对华南一个以外出务工为主的村落的剖析,揭示了外出务工对原住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个人性获得的社会背景和条件,阐述了外出务工对农民获得现代性的作用及过程。我们的结论是农民跨区域自由流动,既促进了村落的,也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获得。

〔关键词〕外出务工个人现代性生活方式转变

外出务工是我国内地劳动力转移的一种主要形式。外出务工既给务工地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使劳务输出地发生了社会变迁。农民观念现代性获得的过程,就是变化之一。本文从一个村落农民外出务工的行为,探讨了人口流动对农民观念转变的影响。

农民现代性获得的社会背景

钟水村隶属于湖南嘉禾县钟水乡,本村由3个村构成,分成5个小组,共163户570人,其中劳动力352人;耕地面积352亩,其中旱地82亩,人均口粮田只有0 52亩。此外还有150亩茶山,30亩山塘。钟水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疾、资源贫乏,可以称得上是“穷山恶水”。1994年本村人均年收入629元,没有达到嘉禾县的人均收入水平(920元)。这个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

“现代性”(modernity)与“传统性”(traditionatity)是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性是个人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一种新状态标志,获得现代性则是一个过程,是从传统性较多的个人向现代性较多的个人的状态转变。这一过程也就是人的现代化。

钟水村是个发展中的村落。传统性特征比较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如下3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从姓氏结构来看,传统性色彩浓厚的村落,村民姓氏比较单纯,即使是一个复姓村落,也存在一个大姓占主要地位的状况。同姓的家庭一般构成宗族,村落内部存在一种同宗共族的认同感或文化同质性。而不象都市社会,姓氏复杂,人们不会因同姓氏而产生认同感。钟水村共有163户,161户是郭姓,只有两户姓李,而且其中一户已改姓郭。在人口变动方面,除婚嫁关系外,本村呈封闭状态,人口的增减主要取决于生老病死这些自然原因。

第二,从辈份关系来看,传统村落社会,一般存在宗族关系与观念。体现这种观念的一是划分辈份,二是用族谱明确辈份关系,三是依辈份的高低确定个人在宗族中的地位。在钟水村,人们的宗族观念明显淡漠了,村民的地位并不决定于辈份的高低,但是,辈份关系仍然可以明确地划分出来。传统性较强的人趋向于依族谱规定取名。通过分析不同辈份村民的姓名可以发现,辈份越低的人越趋向于不按族谱规定取名,这就体现了村民的现代性增强的趋势。依郭氏族谱〔1〕,我们整理出表1。
表1钟水村辈份分析表

辈份 按字辈取名 不按字辈取名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朝 6 60.00 4 40.00

廷 38 60.32 25 39.68

有 38 41.30 54 58.70

高 7 12.28 50 87.72

合计 89 40.09 133 59.91

上表显示出,字辈越低的人,越不根据族谱规定取名。“朝”字辈与“廷”字辈两代之间,对辈份的认同基本保持不变,而从“廷”字辈发展到“有”字辈,对辈份的认同明显降低(降低19个百分点),而从“有”字辈发展到“高”字辈,这种认同迅速降低,87 72%的人已不按字辈取名。表明“有”字辈的人比“廷”字辈的人的现代性程度要高的多。

第三,从产业结构来看,钟水村没有,是一个纯农业社区。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种植稻谷、饲养生猪和一些传统小手工业。(见表2)

表21994年钟水村经济收益统计表(%)
收入项目 农业收入 牧渔收入 林业收入 外出收入 其它收入

占总收入比重 58.98 24.85 0.94 11.81 3.42

本村的传统手工业制品是水勺和竹筷等。这一手艺已相传7代。1958年“大跃进”村里的树木、竹林被连根拔除,这种“草根工业”由此衰败。1981年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手工业者都自立门户,村集体办的手工加工随之瓦解。现在,村民家庭加工生产的主要有竹筷、水勺、高梁扫帚、豆腐等。

以上分析表明,钟水村是个传统型纯农业村落。但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本村现代化的步伐。从整体上来看,电力、公路、大众传媒、体制变革、外出务工,特别是外出务工成为促使村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重要动力。

电的导入是促使钟水村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1978年以前,村里年年靠吃返销粮、救济粮度日,原因就是缺乏电力,不能把村边的河水抽上来灌溉农田。1978年政府投资解决了生产用电,几年后摔掉了吃返销的帽子,而且每年还上缴1万斤左右的公粮。1979年,政府又投资1万元,解决了本村的生活用电,有了照明电,人们晚上可以看电视、听收音机、读书、打牌聊天等等。电的导入是村民开始获得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物质条件。

条件的改善是本村走向的另一重要条件。过去,村民进城赶墟,要乘渡船,路也全是石板小经,不能通机动车。1982年有了公路和桥梁以后,村民赶墟、走亲戚改乘“乡村巴士”(手扶拖拉机),十分便利,扩大了本村与外界的联系和开放程度。

过去乡邮每星期才送1次信件,现在每两天就送1次信件报纸。过去农民搞副业、“抓现金”,有一定的制度约束,个人副业收入的一部分要上缴集体,同时农民也没有外出流动的自由。因此外出搞副业的人很少,当时钟水村就只有3人。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家庭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利,政策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增加副业收入,因而从1984年开始,外出务工、抓副业的人数逐渐增多,到1989年出现高潮。初时,村民只是在县城或附近一带找事做,后来逐步流向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据嘉禾县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员5 6万人(主要南下广东), 仅邮寄回的钱就达1 6亿元。现在政府支持农民外出打工,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管理和服务,维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生产组织形式的更新,政府管理职能和观念的转变,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这是农民能够外出务工,从而增强现代意识、获得个人现代性的条件。

二、外出务工与个人现代性获得

在一个长期封闭的纯农业社会,村民不投入外界的化浪潮,就不可能直接体验我国社会迅猛的脉搏。外出务工就是村落农民体验现代工业和都市生活的行为。

笔者从以下方面,分析钟水村外出务工对人们获得现代性的作用和表现。

(一)离开村庄的频度

传统人趋向于固守家门,不愿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新观念。而一个具有较多现代性的人,则愿意远离家园,体验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谋求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美国学者英克尔斯曾经描述了这两类人的特征〔2〕。

钟水村农民的外出地主要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离开家乡有500多公里。调查发现,许多人1年多次往返。一是他们大多不能丢掉家庭的农业收入(参见表3),需要兼顾两头;二是本村许多外出务工者主要在厂外干苦力,大体上属于英克尔斯所描绘的城市非工厂工人。与进厂打工者(即英克尔斯所谓的工厂工人)相比,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比较差,但不受过于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约束,拥有更多的流动自由。因而,他们往返村落的频度大,既在家“抓粮食” 又在外“抓现金”〔3〕。

表3钟水村人口与劳动力调查统计表

项目 人口 劳动力L 外出劳力FL FL/L(%)

础徕脚 112 40 38 95.00

新屋场 237 140 66 47.14

老屋场 213 117 44 37.60

合计 562 294 148 50.34

(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适应性是人的潜在能力。传统人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规范,对新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关系的适应能力比较差。现代人则不仅能够理解和尊重传统,更重要的是他具备较强的适应新生活方式的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钟水村打工者的经历表明,在外经历的时间越长、越复杂,就越能适应当地的社会生活环境。

(三)生活方式的转变

调查发现,本村在衣食住和闲暇生活等方面,外出打工前后变化很大。就穿着而言,妇女的穿着开始讲究式样和花色,四季比较分明,一改过去那种四季不分的篮黑遮膝传统服装。女孩子的穿着与城市姑娘趋同,讲究新潮与式样。男人的服装也开始讲究布料的质地和式样的季节性,很少人再穿家织的粗布衣。年轻人大多穿西装、夹克、皮衣等新款式服装。过去村里人主要穿家制的布鞋、草鞋和“解放鞋”。现在家制布鞋很少见,草鞋几乎绝迹,“解放鞋”主要是中老年人穿,年轻人主要穿皮鞋和“波鞋”。

住房变化在钟水村最为明显。建房是农民家庭的大事,农民年积月累就是为了建房。调查资料表明,靠外出打工攒钱建房的有58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5 58%。本村建房出现了两个高潮:一是1981年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的二三年,所建房子的式样比较陈旧。1989年本村外出打工出现高潮,80%的家庭都有人外出打工,随着收入的增多,出现了第二次建房高潮。因农民们在外见多识广,这批新建的房屋,结构合理、美观卫生,区分了客厅、卧室、厨房、储存室,有些房屋建得还有点“广味”〔4〕,体现出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

(四)对子女的期望

具有意识的人比较重视子女教育,期望子女有所作为。钟水村民对子女教育很重视,1994年学龄儿童入学率98%,在校小学生69人,初中生14人,高中生2人。一般家庭都要求子女读完初中,能考上高中的,家里尽量送子女就学。如子女能考上大中专学校,家里和村里都会引以为荣,前来祝贺。村里人都意识到了,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参军招工,都要有文化的。正如村支书说:“没有文化,走向社会就会吃亏。”

本村的子女教育问题也是影响村民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村民外出打工的经历也提高了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不少的父母,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成长才出去打工的。在子女升学的关键时期,身为父母的外出打工者一般都选择放弃在外攒钱的机会,回家照顾子女的学习。一位曾外出打工的妇女说:“在家苦点也要把孩子培养出来,把书读完,不能因外出赚钱耽误小孩的教育。”另一位则说:“1995年我大儿子要考高中,小儿子要考初中,这是我们家最大的事情,我外出打工虽然每月都可以寄回300~400元钱, 但小孩教育成长更重要。我决定今年不再下广东打工。”这些朴素的话语折射出村民现代性的增强。

(五)获得新技术与个人成就感

传统性强的人,往往满足于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和生产技术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缺乏学习新技术的愿望和动力。在钟水村,这样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外出务工者都想习得一门技术或手艺,获得更多的谋生手段。据调查,他们所学到的技术,主要有建筑装修、果树载培、养殖、鞋样设计、制鞋、裁缝、车工、机车维修等等。笔者由此看到了钟水村的前途和希望。

就整个嘉禾县来看,5 6万个冲出“农门”的外出打工者,25%以上已成为所在、厂矿的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人员。他们不久将成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人才和生力军。这些获得新技术的农民工,其现代性特征如计划观念、信息观念、技术观念、市场意识、自我实现感等综合素质都较强。毫无疑问,这些现代观念和素质是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起来的。

(六)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传统妇女,由于在农业生产中扮演辅助性角色,因而家庭地位次于男人。过去钟水村男性的地位明显高于女性。表现在:1.在获得教育机会方面,男孩优先,家有余力,才供女孩念书,所以本村女性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于男性;2.在姓名方面,男性一般要求按字辈起名,而女性则没这种要求;3.家庭重大事情由男人决定,妻子一般只能参与意见,没有决定权;4.女性很少外出远门,只是赶墟回娘家才出门。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外出务工出现高潮现象以后,本村妇女地位明显提高了。表现在:第一,男女平等观念增强。现在无论男孩和女孩,家长都给予平等的上学机会,没有性别歧视。第二,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因为男人外出之后,留在家中的妇女要农活与家务一肩挑。她们在家中的劳动收益并不见得比外出打工的丈夫少。因此,随着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就随之提高。第三,妇女外出远足的机会增多,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本村被调查的72户核心家庭中,夫妻一同下广东打工的有39对,占本村核心家庭的54%;一方外出(主要是丈夫外出,妻子在家,只有两户是妻子外出,丈夫在家)的家庭有33户,占46%。如果条件许可,本村夫妻一般都会一同外出。因此,46%的家庭夫妻没有一同外出,并不意味着这些家庭的男女不平等。夫妇能够一同出去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老父母健在,愿意和能够帮助照顾孩子生活;二是孩子未达到入学年龄,可以带出去。而夫妇不能同时外出的主要原因则是孩子需要上学而家里又无人照顾。

总的来看,本村外出务工的行为,提高了在家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也就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外出妇女与现代和都市社会的接触,也就使她们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获得了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

三、简短的结论

钟水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于电力、公路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开始了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现代性获得过程的核心,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基本的途径和动力就是外出务工。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参加1995年1月调查的,除笔者外,还有谭深、李盳、冯小双、金一洪、邓薇。调查中得到郴洲市和嘉禾县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刘城熙同志的帮助,特此鸣谢!

〔1〕郭氏族谱如下:“筠应天生凤新汉。柱万君班聂小念。四代八九千万愿。文思启绍常祖宗。富贵显相忠。(下接字辈)聪明成智慧,朝廷有高风,国泰永昌良,家雅礼仪通,贤能先达士,福德振祥功。”

〔2〕本表根据不完全调查资料统计分析,“风”字辈组缺数据,但据笔者历年的了解,“风”字辈的人很少按字辈取名。

〔3见英克尔斯与史密斯著:《从传统人到人》,第五章:两个案例研究。

〔4本村人称外出打工为“抓现金”,外出务工是目前本村的主要副业。

〔5〕“广味”,当地湖南人一般称广东人为“广佬”,形容广东风格为“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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