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被颂扬的缔造民主飞跃的英雄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1
在广受好评的著作《资本主义与民主》中，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 第141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对于民主的决定性飞跃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同戈兰·瑟伯恩（Goran Therborn, 1977）先前的分析一样，1 他们也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功经常依赖于他们与其他阶级如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联盟。 三位作者强调，他们得出该结论所运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政体变迁的过程性分析”（第33页），尽管这一框架并不完全忽视过程。然而，由于对结构性因素的优先考虑，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过分地描绘成事先决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倾向。从他们给出的解释来看，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其它下层阶级，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 （第6页）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人运动的总体评价中指出的，“罢工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和将雇主阶级（‘资本家’们）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87，第127页）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包括同其他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识的领导和组织，即主观能动性。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两个人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么，由此推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正相反，没有哪两个人对民主的飞跃所做的贡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虽然他们对民主的历史贡献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记录、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 Gilbert, 1989）, 本文却首次明确地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主张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飞跃联系起来。为了论证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哪怕是象本文这样的初步尝试，也有必要超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视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描绘，从而认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们视为结成一个政治团队的革命活动家。2 我将按时间顺序考察他们的实践活动，以说明他们对于民主飞跃的贡献绝非是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
第一部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要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就必须看到，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环境中接触的团体虽然思潮庞杂，但却至少具备一个共性，即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普遍轻视。实际上，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而不是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教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4 更具体地说，是宪章派为争取政治民主，即通过其六项纲领（男性普选权；秘密投票；取消财产限制；年度议会；议员支薪；及选区平等）来扩大公民权和公民的自由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对两位年轻的德意志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意志读者，恩格斯还同时强调，宪章派中的无产阶级派别需懂得他们要求政治民主的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要求社会平等的手段。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既在这里。”（1845，第524页）
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资产阶级对在1832年改革法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的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一历史经验并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较激进的英国无产阶级忘却。5 下面即将讨论的1848年革命高潮中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则书写着沉痛的教训：工人阶级唯有通过自身独立的政治行动才能得偿所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赋予这一结论以革命性的内容。
还要记住的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很早就得出了只要社会不平等，也就是阶级社会存在，真正的民主 即“人民主权”就不可能产生的结论。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和自诩的共产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与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相联系时寻求社会正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就是民主革命， 争取政治民主是被压迫者准备掌权和自治的最佳阵地。 德雷帕（Draper）的洞察力几乎是无以伦比的，他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把为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的社会主义者……他首次把以彻底的政治民主为目标的斗争和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斗争融为一体”（1977，第5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和动力去实现“人民主权”的阶级，并以此为基石，第一次为共产主义派别，即在广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通常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那一派制定出明确的纲领，从而澄清了它和民主斗争的关系。以恩格斯撰写的草稿为借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融入了这一立场的精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标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接下来，正如这一部分随后所说，“争得民主”。（1848，第498页，第504页）6 因此，对于他们所描述的“民主政党”中最“先进”或者最“激进”的派别共产党人来说，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必须强调的是，在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抛弃前者。恰恰由于他们从来没有将政治民主本身视为目的，他们便毫无疑虑地支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手段。 马克思在1847年的一篇论战式文章中写道：和宪章派一样，德意志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1847，第333页）对这一观点的澄清把共产主义者同其他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如同恩格斯在它的草稿中指出的，即使是后者中最先进的派别 – “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理解“假如无产阶级（当其掌权时）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这一转变，“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1847，第350页，第355页）。7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政治民主虽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却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佳手段，因此，必须为此而斗争并捍卫它。当1892年一位批评家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民主统治的形式时，恩格斯反驳道：“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第271页)
唯有在此处我们才能够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把民主无国界作为前提，而这恰恰是因为“工人没有祖国”，如《宣言》所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自决 —— 如波兰和爱尔兰 —— 和民主的扩展紧密相联。同布鲁塞尔和其它地方的民主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样，他们早在1845年就已赋予这些立场以内涵。这与他们在1847年组建第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发表《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努力相关联。他们认为，建设共产主义组织应和推进民主斗争携手共进。正因为“民主之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先决条件，共产主义者必须在这场战役中被组织成最坚定的战士。在这一观点的武装下，他们立刻着手为欧洲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它的无产阶级部分提供能动力量。
第二部分：1848年的经验教训
随着巴黎、维也纳起义以及接踵而至的1848年三月德意志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把他们的战略付诸他们为之乐道的“的真实运动”的检验。他们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刚刚出版的《宣言》补充一个针对德国的具体的纲领，被称之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宣言》——在很多方面仅是一个预见性的声明——只是提出了德意志战略的纲要。在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无论何时只要它采用革命的手段，以反对绝对的君主政治，封建地主政治和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88年译文中的“无论何时”其原文是“一旦就”，这表明，如德雷帕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抱有很高期望。本文后面将论及，这种期望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不正确的。（1984，第255页）
《要求》为德意志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举了17种措施，包括了一些来自宪章派的纲领，为这一总战略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调整。8 他们没有将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势力中的一份子，而是号召这一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小农”联合起来为《要求》而战。将小农包括进来并要求结束他们的封建义务的号召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宣言》对待农民的方式使人们广泛接受一个神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起农民。这一被恩格斯在其早先的著作中称为“人民联盟”9 或在其它情况下称为“民主”的联盟正是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革命中为“赢得民主之战”而竭力打造的阶级联盟。如宣言中所解释的，在那场胜利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斗争即将展开”——这正是他们后来所说的“不断革命”。
在他们新的总部科隆，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实施他们的想法。一个直接的障碍是工人运动对人民联盟的宗派主义态度。受到在另一种背景和时间条件下会被诊断为“主义”的问题的困扰， 同盟的成员们——他们同时还领导着德意志虽小却极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该阶级的主要构成是手者，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问题的物质根源所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增进，因此认为与较广泛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没有必要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批驳了这条路线，他们仍然通过对德意志革命（及以后的事件）达一年之久的参与，不止一次地同这一倾向作斗争。这些都说明，工人们，至少在他们当时的阶段，必须被争取过来为民主而斗争。这一努力所要求的那种积极的能动力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提供。10
工人们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子所持的合理的疑虑是这一宗派主义倾向的基础。这样一种担心，即一旦资产阶级确立起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增进他们与封建贵族相冲突的利益之后，他们就会将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拒之门外，是可以理解的（看看宪章派的经历吧）。《宣言》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在最后一部分号召一旦赢得民主斗争的胜利，“立刻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基于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以及工人运动的实际经历，他们将能够对这一粗略的建议进行详细的阐述，以便在将来革命爆发时对付资产阶级。
在直接参与德意志事态发展的一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诉诸了各种战术和战略的转换——如暂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决定——以便创建人民同盟这一他们坚信将维持“不断革命”的联盟。他们的总的战略是推动民主革命尽可能地向左发展，从而为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培育最有利的土壤。他们的报纸《新莱茵报》和由马克思领导的编辑班子成为了逐渐被称之为“马克思党”的有效的和组织中心。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以“民主机关报”为副标题的《新莱茵报》——“德国最大的、读来最具激情的报纸之一”（Felix, 1983, 第84页; 参看 Sperber, 1991, 第212页）——是全德意志最坚定的争取民主的声音。到1848年深秋时，马克思已成为日益遭受威胁的民主空间的最富战斗性的捍卫者们事实上的领袖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疑资产阶级会试图将革命仅仅局限为一场政治革命，但在三月革命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连资产阶级是不是会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似乎都不太确定。事实上，是人民大众在三月充当了民主革命的排头兵。到1848年底，基于前八个月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结论：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完成这场民主革命方面并没有任何兴趣。正如马克思向《新莱茵报》读者们解释的那样，与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在开始觉醒的同时，不幸地发现他们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要求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具体而言就是要求解决社会问题。尽管法国工人阶级在那年六月举行的史无前例的起义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对在德国发生“不断革命” 的恐惧导致他们在民主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他们的犹豫使得普鲁士封建联盟夺取了主动权。
中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也表现不佳。他们优先考虑的一直是写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自由的宪法。然而，当面临是动员革命的群众捍卫宪法还是向反对宪法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四世投降的选择时，大部分的人都屈服于后者。他们的卑躬屈膝使反革命更为猖獗。到1849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命令离开科隆。几个月之内，剩下的民主斗士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召集他们，但没有成功——不是被杀，就是被监禁或者流放了。在法国，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着，尽管，像在德国发生过的那样，反革命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取得完全胜利。
流亡伦敦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去两年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提炼整理。在他们拿出的各种各样的清单中，有关德意志事态的当数《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最为重要。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已经恢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而写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只有通过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活动，“民主之战”才能获胜，才能确保“不断”进行下去。和开头一样，这篇以如下的告诫结尾：[德国无产阶级]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Marx and Engels, 1850, 第287页.)
这一结论暗含了一个论断，即他们一直加以促进的人民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强大。经验表明，作为如果工人阶级不坚定的话，其盟友之一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左右摇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没有给予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以足够的重视——如暂停同盟的决定——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在文章中阐明了下一次高潮到来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特别有意义的是是他们有关选举程序的建议，这同样是基于过去两年的实际经验。工人候选人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同时参选，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同盟成员。“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样，工人也不应该被小资产阶级散布的所谓工人候选人会分散选票从而使得反动分子有可能当选的指责所欺骗。“无产阶级政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第284页）为了明确说明至少对德国而言选举道路作为工人夺权的手段是没有指望的，他们阐述了独立的工人武装运动的所应该采取的步骤。
本质上，《告同盟书》在实际经验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最后部分有关保持“革命的不间断性”的需要的粗略提议进行了详细的补述。这一路线不仅同他们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中的言论完全一致，而且，最有意义的是，它也将成为他们以后参与工人运动的永久性指导框架。
第三部分：工人运动的复兴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阶级斗争处于低谷的十年中，“马克思党”预计到他们这个小小的派别将被赋予为无产阶级运动再度提供能动力量的新机遇，并为此进行了准备。虽然这一阶段的优先任务是对政治学进行研究和写作，“马克思党”也不时地介入政治。例如，宪章派发起的“工人议会”运动——这是革命处于低潮时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治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创举——于1854年举行成立大会，马克思劝导英国工人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从而组织起“社会和政治力量”。（1854，第51、58页）
俄国农奴的解放和1859年美国约翰·布朗起义的失败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视为“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先驱，而他们宣称这个时代在1863年已经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在这两个运动中间，美国结束奴隶制的斗争对于民主运动在欧洲的复兴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在1864年祝贺亚伯拉罕·林肯连任的信中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1864，第20页）11
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致林肯的信是代表刚刚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撰写的。此外，它也是复兴了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团结林肯政府、反对怀特霍尔亲南部同盟政策的产物。他们对于把工人利益融入政府外交政策的要求是他们对于被排斥在之外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理智思考的开端——这恰是马克思信中的要点。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4年9月，宗旨是为各国的工人说话，帮他们积聚力量。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工作，但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这一新组织事实上的领袖。
马克思的总战略（由于恩格斯在1870年之前一直在曼彻斯特，马克思负担了最初几年的大部分工作）是使得最初构成组织的差异极大的各政治力量至少是在字面上接受他的两个最基本的信条并通过有耐心的斗争将它们变为现实。为了长期维持这一组织以把大多数成员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耐心是必需的。在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马克思指出了应当铭记的两个要点：“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以及“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864，第12、14页）。这些最初庄严载入“宣言”的信条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前提，这也正是1848年获得的主要的政治教训。
事实上，构成总委员会——协会的执行机构，也是马克思进行日常活动的舞台——的大多数派别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有两方面最为棘手：第一，英国工会领袖虽在口头上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但在行动上却与资产阶级领导的自由党站到一起——自由党－工联联盟由此而来；第二，则是对工人必须“夺取政权”这一信条持原则性反对意见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
例如，工会领袖企图使总委员会支持善意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客，但没有成功。马克思对此极力反对。他对恩格斯写到：“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否则）我们为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切监护而作的有效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1865，第92至93页）另一个例子是工联主义者不愿批评自由党首相格累斯顿对爱尔兰的政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马克思觉察到了他们和格累斯顿之间的“眉来眼去”，于是有意识地要在这两方之间打入一支楔子。在一场纵贯了三次委员会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抓住每一次机会揭露和谴责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的伪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项动议。（见IWMA, 1974, 第176至196页）由于不能战胜马克思对他们的政策的反对，英国工联主义者最终于1871年夏天之前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12 同马克思的乐观估计相反，他们的退出实际上预示着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这正是独立的工人政党迟至1893年才在英国形成的主要政治原因。
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和前边对宪章派的讨论相关——也解释了马克思的反对立场：
……宪章运动结束以后，在求助于自由党的过程中，以前的宪章派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曾经是这一运动实质性组成部分的社会方案，而仅仅关注于政治问题，从而与一直得到人数可观的议员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是宪章运动的内容使得同这样的一个集团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直到十九世纪末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再次复兴的时候，这已被埋没的社会方案才重新成为英国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Thompson, 1971, 第15页)
以前就曾受到宪章派的启发，马克思这一次的反对立场是为维护宪章派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的精神实质所进行的在当时的阶段下并不成功的尝试。
在马克思处理与工会领导人的关系时，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并且不时困扰马克思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人对改革同盟的参与。改革同盟作为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在群众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迫使国会制定了1867年改革法案。这一世纪中叶的改革将普选权扩展到了几乎一半的英国男性家长。（Smith, 1966, 第236页）改革同盟是于1865年在马克思的热情支持下由总委员会帮助成立的。（Marx, 1865a, 第158页）14 在他的敦促下，总委员会同意其在同盟内的成员只能支持普遍的男性选举权的要求。
然而一年以后，马克思报道说有两名工会领导人“已经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与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1866a, 第314页）他们俩向同盟内仅仅支持家庭普选权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屈服了。结果，马克思从同盟中退出，以声明同盟的选举改革运动事实上已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自由党－工联联盟得以巩固，以及工会领导人从第一国际以及工人阶级中退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联主义者的行动反映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他们无法超越工联主义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在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为工联主义这一疾病号了脉并提出了的方案:
“ 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工会应该向全世界（法文和德文版为“广大工人群众”）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已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1866b, 第191至192页）
马克思的分析预见到了五十多年以后列宁的《怎么办？》——工人运动中的“主义”问题——以及霍布斯鲍姆前面提到过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非不可避免性。他再一次清楚地懂得了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
为了反击巴枯宁主义者的“放弃主义”路线——原则上反对参与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于伦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当采取毫不含糊的立场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恩格斯反驳道：放弃主义听上去似乎很革命，然而它“将会把[工人]推向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他继续论述到政治运动对工人是必需的，因为它“为革命进行准备……和工人进行革命。”为避免“资产阶级政治”的致命圈套，“工人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纲领。”这样，工人不仅在捍卫基本的民主权利上存在着固有的利益，也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它们的存在给了他们进一步争取本阶级利益的空间。“政治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 (Engels, 1871, 第417至41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顶住了巴枯宁分子的强烈反对，赢得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他们被授权起草会议达成的决议，一个月以后，他们向总委员会提交了现今著名的“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这一决议融合了辩论中的多数派立场。决议重申并详细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与“章程”中的两个关键的信念：“……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路目标——消灭阶级”（Marx and Engels, 1871, 第427页）。一年以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在海牙召开——来自15个国家的64名代表与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最后一届代表大会——批准了这条路线。附随九号决议的另外两个伦敦决议也在海牙会议上被批准，号召国际工人协会各部门开始积极争取“农业生产者加入无产阶级的运动”和“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同上，第424至426页，第686页）15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促动下，两个决议均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运动既不局限于某一性别，也不和至关重要的工农联盟相分离。（随后论及）
伦敦和海牙决议的意义在于，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它们构成了第一个明确的要求最终成立欧洲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号召。虽然决议的附诸实施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它们以第一国际道义支持的权威名义鼓舞着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各派力量勇敢向前。
国际的遗产
根据他们在问题上的一贯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授权下立即把决议条文化并加以发表。当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工人独立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已经设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国家，也是为了抵制自由党－工联联盟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因此，保持海牙决议的纲领完整性是尤为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1889年恩格斯把整理完成尚未出版的马克思的两卷《资本论》（马克思已经于1883年逝世了）的任务向后推迟了半年。。到那时为止，工人政党的数量已经有了显著的增加。事实上，每一个欧洲国家——英国显然是一个例外——都有了这样的政党，虽然处于不同的阶段。16 可以理解的是，重建国际工人协会或者是一个新的国际的躁动正在增长着。虽然恩格斯并不肯定时机是成熟的，但为了捍卫海牙的成果他被迫参与到这场冲突中去：“就是这一点，而且也仅仅是这一点，使我对这件事情这样认真。……我们在1873年以后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夺得的阵地，现在受到他们的继承人的攻击，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1889，第277页）他的胜利最终导致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际或第二国际的建立——这一组织直接滋养了欧洲的群众性工人政党。
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把无数的时间用于指导德国、法国、英国、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和美国的马克思党成员和支持者们如何实施海牙决议。17 为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为马克思填遗补缺，成为世界各国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写信求教的对象。即使是在欧洲最后一个建立工人政党的主要国家英国，也至少是间接地受益于马克思党的活动。恩格斯给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埃莉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伦敦东区工人运动高涨的主要领导人——的建议有助于推进这场斗争。18 马克思和他已经预见到，一旦英帝国主义海外收益中留给工人阶级的面包屑开始减少，英国的工人就会开始行动了。之后不久，也就是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之前两年半，最终成为英国第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的独立工党的成立对恩格斯而言即是对他们展望的肯定。然而，恩格斯对于新政党的领袖并没有抱有任何幻想，他写道：“我将依靠群众使领导人恪守职责。” (1893a, 第248页)
在逝世前两年，恩格斯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受到了盛大的款待。这次大会是第二国际的前驱，来自18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以他的已故战友的名义接受了这些荣誉。“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1893, 第404页) 苏黎世会议是一个恰当的场合，因为就是在这里，反对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决定性地击败了。被采纳的决议“敦促所有国家的工人为政治权利进行斗争，从而赢得政治权力，进而把它从一个资本统治的工具变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工具。”（MECW, 第27卷, 第621至622页）。对恩格斯而言这证明了，正如他和马克思所认为的，海牙大会后第一国际的解散不是标志着衰弱而恰恰标志着强大。“各国的无产阶级得以以自己的形式自主地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 (1893, 第404至405页)
在仍然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最权威的评价中，两位作者科林斯和亚布拉姆斯基写道：“尽管存在的时间较短，这一组织改变了世界历史……国际是第一个对欧洲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如果说国际积极促成了欧洲早期劳工组织的形成和铸就，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一个人——卡尔·马克思。” （Collins and Abramsky, 1965, 第v页）
第四部分：德国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的积极活动和他们帮助建设第一个获得成功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作为总委员会中德意志运动的正式代表，马克思运用这样的关系在国际中推动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例如，在伦敦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特别引证德国党为例说明工人阶级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的优越性。(1871a, 第617页) 同时，建设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功也有助于他们塑造德国党——他们极为关注的全国性政党。
在马克思葬礼上，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 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党的缔造者。”（Engels, 1883）李卜克内西比党内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马克思的贡献。自从1862年他作为马克思派的代表回到德国参加新近复苏起来的工人运动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他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进行不懈帮助以及初期阶段在上进行资助的对象——尽管他们对他在政治上有很多保留。回顾过去，他对工人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1865年为马克思主义流派吸纳了当时24岁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大体上是他们俩一起在1869年的德国负责建立了自老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第一个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织。自1875年统一的德国党在现今闻名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建立以来，德国没有人比倍倍尔更紧密地和马克思恩格斯工作在一起，也没有人获得过他们更多的信任。
反对拉萨尔主义
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主要阻碍是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抱有的幻想，那么在德国则是对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所代表的封建贵族派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工人运动的这一缺陷归因于他们以前的盟友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他的思想甚至在他1864年去世以后仍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指望俾斯麦把帮助工人作为对工人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回报，以及独裁的工作方式，构成了拉萨尔主义的核心特点。通过国际工人协会，并和德国的支持者一起协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成功地建立起了以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为基础的新运动。
在1848年到1849年一系列的事件中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支援了拉萨尔所持的工人应该警惕他们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德意志革命所得出的清单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象拉萨尔那样由此得出容克地主中的“开明”派是应该依赖的对象的结论，则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个根本论断——拉萨尔对此也是表示同意的，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工人夺权的前提。与封建容克地主的结盟是倒退的一步。但是，考虑到德国工人阶级尚不壮大，因而自身无力夺权的处境，他们中很多人觉得如果资产阶级不可信赖的话，那么也许封建贵族中的一些人可以信赖的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走出这一困境的答案是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人民的联盟。恰恰因为拉萨尔主义者鼓吹工人与俾斯麦的封建主－君主联盟结盟，他们不是忽视就是贬低了与农民的结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传工农联盟的同时，尽其所能地让这一政党转向相反的方向。
他们塑造德国运动以消除拉萨尔主义影响的最公开的努力——他们大部分的参与行动是以私人通信或是偶尔的会议的方式开展的——是1865年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出版和宣传。这本被广泛阅读和讨论的小册子的核心，是倡导与“反动”派俾斯麦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两者相分离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但是，这两者中的后者对工人而言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它的传统纲领——公民自由和基本民主权利——是工人阶级“为取得最终的胜利所必需的”武器。（1865，第77页）然而，正如1848至1849年所昭示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推动其自身的纲领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不过，在任何条件下，工人政党都有义务为“资产阶级自由”而斗争。
为取得胜利，工人政党必须和农业生产者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有了这条建议，恩格斯的小册子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指导德国革命的《宣言》纲领的补充。189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党对农民问题最为详尽的阐述《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为两国工农联盟把农民中的小块土地占有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最终，任何来自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提议都要受到质疑。只要俾斯麦还想利用工人运动反对资产阶级，他就必须容忍工人运动的存在。“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十三年后，当德国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具有自己议程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时，恩格斯的预言因为这位首相以他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名义将德国党宣布为非法而得到了证实。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程度上在运动中取得了成功，但清楚的是，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接的前身）这一结果来看，被他们称作 "恶臭"的拉萨尔主义还没有消失。合并纲领——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未公开的备忘录的主题——在他看来“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 ( 1875, 第97页)，这一信仰就是对俾斯麦所抱幻想的基础。他尤其反对其中一条有关工人阶级的论述，“对它（工人阶级）来说，其它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虽然他没能说服他们的支持者删除这条政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压制了马克思的批判19——当这一条再次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采纳的纲领上时，恩格斯成功地把它删除了。
使得党的领导人尤为恐慌的是，恩格斯的策略是在代表大会之前首次公开了马克思的《批判》。他还直接写信给持同情态度的党的领导人。在给卡尔·考茨基的教诲信中，他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强调的各个要点。措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压缩了革命的进程，而没有看到必须经过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工人阶级在掌权以前必须参与的联盟。除了工人阶级，将所有其它阶级都视为“反动的一帮”是这个联盟的障碍。“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 (1891, 第409页) 最后纲领上删除了这一措辞以后，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告诉一位亲密的支持者，“拉萨尔最后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了。” (1891a, 第594页) 虽然他不能把他所有的期望都放进《爱尔福特纲领》中，如我们所已知的——纲领没有把他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号召融入其中——但它是对《哥达纲领》的重大改进，也得到了恩格斯总体上的认可。
改良主义的问题
与恩格斯希望的相反，拉萨尔主义继续困扰着德国党。没有什么比拉萨尔主义在选举过程中散播的幻想更清楚地表面了这一问题。根据拉萨尔派，通过选举，工人将能够从俾斯麦主义的政权中获得让步。早在1867年德国工人代表已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欧洲工人政党中的首例，从而无疑助长了该幻想。然而事实是直到一战结束，德国仍旧有一个非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不受政府立法机构的制约，也缺少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法保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绝不是对国家选举过程无足轻重的限制。
他们第一次明确反对“国会侏儒症”——即错误的假定立法领域构成的全部——的努力是他们1879年给党的领导人的私人备忘录——《通告信》。一年之前俾斯麦的禁党令激起了一场关于党在议会内的代表——豁免于此禁令的帝国国会党团——的作用，即其同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层的关系的内部争论。由于作为一个团体的议会党团倾向于党的队伍中的右翼，这一问题具有额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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