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严重滞后的村落：西部农村的社会环境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0
一、引言
20年前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给了农户种植和管理。为自己种地的积极性释放出来后农业产量提高了，农村温饱问题总算基本解决。20世界9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发展迅猛，但中西部农村仍然被贫穷困扰。农业和农民的状况虽有改善，但小康目标并非鞠手可得。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纯收入无增长，甚至连年下降。按国际贫困线而论，21％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只有2美元，53.7％还在2美元以下挣扎。[2]一些集录了农村种种“三农”问题，农民充满了沉默的忧怨，农村地区的状况令人担忧。中国在化进程中面临其它国家同样的困境，贫富悬殊加剧、城乡差异增大，不利人群缺少机会和资源成为核心问题。[3]审视中国从小农经济向现化过渡的，“三农”问题在过去一百年里，一直是发展的主要问题。因为农民没有自己的经济、文化和，在中国曾经形成了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4]民国时期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有过乡村建设运动的尝试，期望在化发展而农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振兴中国农村经济。梁濑溟尝试对农民推广乡村，主张对西方来的“现代化”要根本改过，在乡村中建立新文化。[5]晏阳初认为中国教育要与乡村发展结合，提高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知识技能。[6]陶行之认为改造中国教育的着眼点应放在乡村建设上……活的乡村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大计。[7]共产党的前辈领袖们指出：农村中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要改变工农大众被排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之外的不民主社会。[8]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建立他们拥有平等地位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9]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行动。
50年代中期后，新中国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了政社合一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管理体系，整合了农村社会的需求，包括乡村水利、医疗，救济和农业技术和教育等。这些社会公共服务依托于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结构发挥作用。但过分平均主义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挂帅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以平均主义的集体经济改造农村的实践以生产低效率而告失败。农民又退回他们熟悉的个体经济。吃是够了，但有个天灾人祸，一家人就陷入困境。
康晓光则主张从制度运行的角度对农村贫困成因进行分析。[10]他认为国家经济结构和政策对社会生产形成了不平等的收入和分配制度，形成了农村收入和分配之间的不对称，造成农村在经济体系中边缘化。霍尔和约翰斯（Hall and Jones）[11]对127个国家人均经济产值进行比较，发现有型资本和教育程度只能部分地解释每个人的单位产出。他们提出社会的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 ）——生产单位和政府的政策、生产组织形态、社会机构和培训等等，是导致各国资本积累、教育程度、生产力提高，以致于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些看法同前面提到的中国早期农村改革试验和中国革命理念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把农村发展问题指向整个农村社会环境和制度的改造。这与经济学家们主张的农业和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与科技的理念相异。[12]如何看待农村近十年来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农村和农民的现状如何呢？如果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是重要的发展条件，那它们在农村包括哪些主要构成呢？基础结构如何影响或制约农村地区的发展？本研究对云南省中部一个县（下称云县）进行田野案例调查，通过观察西部农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来探讨这些问题。
二、调查县基本情况和研究方法
云县地处云南红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人口49万，彝族、哈尼族占40％，农业人口占90％。全县85％地区是山区，海拔在1400至2300米之间。有15个乡镇，其中8个贫困乡（4个为全省级特别贫困乡镇）。除粮食种植外，县内有传统的蔗糖种植和加工业，烤烟种植和卷烟生产，以及新兴的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业。该县被认为在云南省经济水平处于中上等。表1是云县的财政收支情况。2000年，本地农产晶的加工业（制糖和制酒业）对本级的贡献为13.99％；糖酒的一部分利税为国税抽走，香烟利税全部被国家直接抽走。农业种植业（粮食、甘蔗、葡萄和烤烟）税收是28.72％。这两项收入共占总收入的42.71％；其它工商税44.2％。
烤烟种植和卷烟生产是云县主要的资金来源。烟厂以1.39亿元从农户手中购进烟叶加工。[13]2001年烟厂创造利税38.5亿，直接被中央政府以国税抽走。县财政获得转移支付补贴，本级收入1.26亿增加到本级支出1.93亿。表1右部显示89％的支出用于行政人员和教师工资。[14]在余下的11％的支出中，行政办公费用和还世行贷款利息用去5.82％，农业支援建设只落得5.18％，约1000万元，用于紧急支援、水利水坝、技术培训、购买畜牧良种、防治口蹄疫等等。这年为县城3万居民提供冻肉的工厂设备需要改装，从中拨走4百万元，县46万农村人口最终在财政支出中获得3.11％的分配，每人摊到15.4元，即使这微不足道的数额也在各级农科站被消耗了。
表2了4个抽样乡镇的基本情况。弥镇和虹镇海拔较低，地势平坦，种植的烤烟和优质水稻品种受到政府的保护。东镇和五镇地处高海拔的山区，少数民族农户多，人均耕地土地较多，但较贫瘠。总体来看，农民人均总收入1348元，现金只占82％左右，差异不大。由于支大于收入，农民人均借款698元，形成债务。
本研究采取田野调查方法，考察农村生产和生活赖以进行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本研究以社会学视野观察农村主体本位——农民所认为的、对他们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机构与政府政策、活动形态和社会环境，观察这些因素渗入他们的社会环境以及造成农村现状的过程。确定观察主题和收集资料是反复进出实地的过程（an iterative process）。分析采取逐步归纳，前一轮观察中呈现出来的主要议题成为下一轮观察和访问的指向，并与被访者讨论这些议题的含义。第一轮进人实地是知青到农村故地重游的观察，自1997年起约三年时间。2000年的第二轮实地调查有重点地对农民和村乡县干部进行面访，包括十多个村子，资料整理分析发现农民看到的问题集中在与生产基础设施和日常生活有关的5个方面，即日常生计、生活环境、集镇与社会交往、教育和文化、信息知识传媒。第三轮的考察抽样包括4个乡镇中的8个村子，访问了11户农民，以校证这些主题的普遍性。
三、西部的生产和生活
农户的日常活动是围绕着农业生产和生活为中心进行的，他们将自用之外的产品运到乡集镇上卖，换得现金后购买农产和生活用品、缴纳税费、交学费等等。农闲时到邻村去访友作客，困难时求助亲友。有影响的外来介入包括政府农业和税费政策、接受义务和电视等大众传媒三个方面。本节描述农户活动的社会环境以及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1.农户日常生计
农村生活依赖农业种植，土地里挤出来的收入甚微。桌子上的饭菜是自己种的粮食和时令蔬菜，山区以洋芋和咸菜为主，月内不见荤油，花钱只给长个子的孩子买鞋子和衣服，生活只能用相襟见肘来形容。例如，弥镇马家四口有2.16亩地，每年收1426公斤稻谷。留够一家四口的口粮和种子后（约750公斤），剩余的粮食（约675公斤）除壳后，在市场上以每公斤1.5至1.9元出售，收入约1000至1215元钱。交纳每亩地150元的税费后（共324元），还剩下891元，用于支付肥料、农药和4口人的其它家用。马家男人能干泥瓦活，闲时在村里帮人盖猪圈，挣1百多元。
虹镇钱家种烤烟2亩，1亩地一般生产2担烟（每担50公斤）。差的叶子（下台和上台）只卖7元／公斤，中间的叶子质较厚，达到优质的可以卖到14元／公斤。国家对烤烟实行收购量控制，三、四级则基本不收购。年成好时，每亩地的烟叶在抽去20％的税后，收入一般可以达到800至1200元之间，刨掉5次农药的125元、20至30元的薄膜、200元的化肥和100元的烘烤用煤共收入465元后，二亩的收入可能约1000至1200元左右。购回四个人一年的口粮（180公斤x 4x 1.5元）需要1040元左右，所剩无几。现金来源不够，农户就山岭上开荒种玉米，出售给酿酒商。
山区大多是彝族居住，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广种薄收，只能种玉米和荞子。玉米在坪坝区亩产可达460公斤，在山区只达250公斤至300公斤左右。以五镇雾山寨彝族米家为例，一家四口有地10亩。以亩产260公斤算，10亩的玉米共收获2600公斤。留足每人每月20公斤的食粮和一年480公斤的猪料共约1440公斤，还余下1160公斤，卖给酿酒商或者饲料商，换回的现金买猪种、化肥，剩余多时买点大米改善生活。在市价0.7至0.8元1公斤玉米的情况下，一年收入约870元。上缴人均43元的提留税费（共172元）后就剩了698元。买40公斤一包的复合化肥20包（每包21元），需要420元，再买农药（100元），薄膜（30元），剩下的钱168元还得考虑全家人的医疗、衣服、买猪苗（三头300元）和其它杂用，现金不够就乞求“富裕”的亲戚朋友借点。
土地出来的粮食吃是不成问题了，要改善生活还得靠养猪、鸡和旱鸭。鸡鸭是卖不了钱的，只能有点蛋，贵客来时请客用，着急用小钱时，例如看个小病，可以卖得一二十元。养猪花费劳动力和饲料不少，如果养了3头猪，一头可以供一家人一年的荤油，另外两头可以供孩子上学。例如米家每年养猪3头，一头自己吃，两头养到110公斤就可以卖得900元到1000元供两个孩子上学。小学每年需要300至350元，初中每年需要500至600元，上高中农村大部分孩子不敢奢望了。去年猪瘟就没有猪卖，米家儿子就不上初中了，只能赶牛上山。如果能养四头猪，一家人当年就能有几百元积蓄。但因饲料和劳动力¨，）缺乏，一般都养不出四头猪。弥镇马家儿子上初中时，父母便省吃俭用积蓄钱财，盖房准备儿子将来娶亲。一栋新房要两万至三万元，每年积蓄一点买一点材料，前后八、九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现金不够农户就要孩子放弃上初中或者高中。
农产品价格低廉，出售只限于当地集镇，节衣缩食保证每年积蓄一点盖房子的钱是主要目标，改善日常生活就看家禽牲畜饲养走不走运了。那点税费和教育支出在城里人看来小菜一碟，但对农民来说，则夺去了他们提高生产和改善生活仅有的一点可能的积累。
2.生活环境和卫生健康
一个雨天，笔者到五镇考察。车子顺山路往高坡上的村子艰难地驶去。晴天凸凹坎坷的路此时变成了河道，大雨把各家房前门粪坑和猪圈里溢出的污水冲到贯穿村子的“中心街”路面上，粪水汹涌澎湃地流出村子向四野横溢。晴天，猛烈的阳光将村里村外的垃圾烤得臭气熏天，蚊蝇盘旋四处，村村如此。
饮用水是山区的另一大问题，农户一年有半年缺少食用水，长年在村里的浑水塘洗衣洗莱饮牛取水。冬春两季，山区的农户要拉着骡子到山凹里取见底的浑水。人均几十元的村级支出，干部补贴用和行政各用去一半，再没有资金留下修缮公共基础设施，推广农业和生活科技的进程十分缓慢，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二十多年来改善不大。
为减少砍烧柴和保持水土，县委试图推广沼气。笔者在弥镇牛村看到几户有沼气池，大约十来个立方米，一家四口人和三头猪的粪便全都流进了去，不需加草蚊蝇又少。产出的沼气烧水煮饭和煮猪食有多无少。厕所建在猪圈和偏房之间，有遮檐通道连成一体。弥镇靠近政府所在地，牛村被选为农业科技推广点，其它镇就没有如此的运气。农民听说过沼气池但拿不出2500元，政府只好作罢。
成天与县长出差的县办公室秘书告诉笔者，“推广沼气和小水窖效果不大，政府要出钱，资金有限，农民有依赖思想，没有补助就不干……零零星星地推广，全县效果不大……政府要保吃饭都有困难，所以领导也不想整了。”
农村常年家禽牲畜疫症不止，人也疾病不断。笔者第三轮访问的11家人中，有3户男主人病死，留下寡妇照料孩子和担负生产。其中一家寡妇才30多岁，孩子13岁，一家的女主人50上下，另一家的女人近65岁。65普家寨彝族普大妈说，老倌生病，“坐起来就倒下去，倒下去就死了……送到，医生说不出是哪样病。”“村子没有医务室，没有人来讲过怎么防治病……”胃出血、心脏病、癌症、肝炎病屡屡听说。
抽样的8个村里，只有一个村子有一个私人的小诊所，半间房子大。药品太贵，三、四次的药片要六七元钱，农民最多也只开一天的药。东镇新寨张家只给六、七岁以下的孩子看病，“大人病了就躺在家里，不行了就去山上挖草药自己医。实在不行了，才到集镇卫生院看病，要进县医院就要两、三千才医得好了。”这家男主人胃病几年，胃出血才去医院急救，借了2100元支付住院费，主妇估计要两、三年后才能还清。
牲畜家禽也同样难逃瘟疫。笔者访问的8个村子有5个村子鸡瘟有五、六年了，dzI 蹄疫隔几年就发生。东镇大山寨林家主人告诉我，“我们寨子有三年没鸡叫了……一百多块买对猪苗，养不久就死，借来的猪苗钱都还不起。”笔者问农户有没有向乡干部反映情况，请兽医来消毒和打预防针，提供培训。他们说：“村委会不管养鸡养猪的事，只会催租收费；他们干部经常买鸡请客，买着瘟鸡就害了这个村，乡农科站也没有人管。”鸡瘟成为长期和普遍性的问题，影响了农民日常生活中自食肉蛋的提供。
鸡瘟并不影响县政府关于农业产量的统计，不受县里的重视。大牲畜疫症会影响农户的生产力和县城肉食的提供，容易引起乡县政府的重视，畜牧兽医站会在广播里通知农户给猪牛马羊打针，但要付费。例如1997年发生口蹄疫，县政府从省里获得免费提供的疫苗和药物。由于县镇农业科技站要自己筹集40％到60％的人员经费，因此为牛打一针收3元，猪羊收2元。农民现金拮据舍不得打，等疫症发生再下药为时已晚。
3.集镇、与社会交往
农户在村子以外的活动基本有两类，赶集、参加邻村聚会或访问亲戚朋友。这些是千百年来维持农村生产和生活所自动发生的活动和社会交往。
县里有一条省公路干道穿越，另外有三条支道通往邻州和邻县，共约192公里。20世纪50年代，这些公路都是砂土路，下雨时河水汇聚浸没路面。60年代后，县干道修复成柏油路。90年代两条通往较富邻州的公里部分修成柏油路面，但通往穷县的路还是坑凹不平，而通往本县山区乡镇的路仍然是土路。山路陡斜，土路上铺了拳头大的石头防滑。天晴行车从海拔1400米的集镇到2200米高度的山区乡镇，车行28公里路要颠簸45分钟。从小乡集镇到大乡镇集公共小巴不多，大约两个小时一班，来回一趟需要20至30元。要买卖少量的农产品，几十斤到百来斤的粮食，农民通常乘坐公共交通。如果要买卖猪、盖房子的木料、烤烟用的煤，农民必须付钱找有拖拉机的农户帮忙。
农产品卖得的现金少，交通费刨去也不赚钱，而且从村子到本乡集镇至少要走一两个小时，因此农户尽量不去大集镇，只赶着自家的牛车或马车去就近的小集镇。如有贩子上门收购，农户卖猪卖粮都不出门了。例如，近县城集镇的马堡村农户马家，为减少找拖拉机的麻烦和朋友帮忙的人情费用，情愿舍去集镇市价4.5元1公斤的价格而把一对各重110多公斤左右的猪以4元／公斤的价格卖给上门的猪贩，共卖了900元（少卖90元），也省了麻烦。
农民赶大集镇时，由于现金拮据，一家人一般不会一起去县城和大集镇，要考虑男主人还是女主人去。买卖盖房子的材料和猪牛由男人去，家用杂货多由女人去。农民不太去县集镇，县里没了从前的茶馆，化服装和商品贵得不敢问津。他们还是喜欢赶着马车牛车去小集。母女可以买点花边衣布吃米线，男人去见兄弟坐在路边抽水烟聊天，打探邻村的收成运气和买卖成败。赶集也是寻偶和约会时机，青年男女结伴同行避开父母在青山间私语歌唱。
亲戚朋友是农民为自己的小农建立的社会保障，结亲家在十公里左右的村子是较理想的距离，有事要帮忙大家来去都方便，走路两个来钟也到了，但亲戚朋友借钱则不容易。家家都有娃娃要上学要交税费，农产品价格又低，大家都一样紧张。可女人还是多点办法。东山寨的彝族施家女主人在她男人这个村里借不到钱，婆婆不能借给哥家而不借给弟家，媳妇就回娘家借。女人手里都有点省吃俭用的私房钱，姐妹间有借有还。不过山里的人不敢娶太远的媳妇；媳妇熬不住穷苦的日子，跑回娘家去了，路远了男人和孩子想去找都没有路费！
以前凡是盖房都要杀猪待客，请朋友帮忙。如今用钱处多了现金紧张，农民走亲戚和作客也少了。作客要花去几十上百，少了拿不出手，多了拿不出来。除了非去不可的婚嫁丧礼，小客都免了。出钱请小工盖房子，雇拖拉机拉砖瓦和木料，比请朋友帮忙还要便宜，也省了请客的麻烦，人情也淡了。
以上的活动是农户自动、自主进行的，都在当地。农户另外的活动，孩子上学、向政府缴纳税费、接受农业科技和收取知识信息，如图1所示，在上部的活动都是政策法令要求办理和接受的，是外来的制度机构所带来的。缴纳税费由村镇干部上门收取，孩子上学有老师来催促交学费，农业科技推广坐在家里就能听到村长在村喇叭里念县里的通知和农业科技指示。
4.教育和文化
政府规定每个娃娃要上学，小学一年要用200多元到350元，初中一年要用400多元。东山寨施家的儿子在镇初中住读，除了杂费书费校服等要400元外，每星期在学校吃饭要25元（每天5元，早1元，中午晚上各2元）。施家离学校四、五公里远，没钱就跑回家吃饭，下雨就饿着。施家儿子说：“班里那些住大山里的同学路远不能回去，又没有钱吃饭（两个学期40周要1000元），今年不来上学了，开会来一下。”施家村里大部分孩子也都上不完初中。
笔者调查的男户主中，1户读完初中，3个初中未完，3个小学毕业，有4户是文盲。他们娃娃中，1个在上高中，1个初中毕业，2户初中辍学，3个正在读初中，4个小学。其实读完书与不读书，对做家里的活计区别不太大。农村孩子在学校用的课本与城里孩子的一样，他们懂得“过马路左右看”但不曾学过如何种植水稻、玉米、烤烟和养猪。例如马家儿子初中毕业，还跟他父母一样，用撒秧、插秧、薅草和割谷子这些简单的词汇描述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农活，对根系发育、分蘖、抽穗、扬花、灌浆等水稻生长特征和概念缺乏了解，诸如光合作用等生物词汇，氮、磷、钾对农作物生长的作用，他一概不懂，也说不清水稻病虫害的症状。
段家的孩子上高中，学校有劳动技术课教编篮子和摄影。本地不产竹子，学校没有摄像机，他只能从教师那里听得一点概念。“老师随便讲讲而已，没有用；只要考试考得出来就行了……考试不用编篮子，只写在纸上就行了。”他回家干活，还要听从仅有小学程度的父亲和文盲的母亲指导，他也不问究竟，这些与学校考试无关。当然，农民认为能上完小学还是有点用。一个读过初中一年级的农民得意地告诉笔者：“栽烟种玉米，有病症时买点农药，我会读说明，知道哪样（农药）可以配哪样（肥料），没读书的还要来问我……要加100倍水还是400倍不读书的就认不得啦。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跳大三弦摔跤是他们节日和欢乐时的娱乐活动。谈到跳舞，老年人很兴奋。普家寨的普大妈说：“刚刚解放我最爱跳（舞），我二儿子也是最爱跳……但现在一年只跳一次，最多两次……上级号召时才跳。去年‘三。八’节，上级又号召跳舞，都是五六十和七十岁的会跳……；以前还有摔跤，年青个个上场，现在一个都不会了，他们喜欢的士高。娃娃读书功课紧张，跳舞影响他们学文化。”在家里，老人也难得有机会给小辈的讲传说了。“孩子们忙功课背书，彝话讲得少了；祖宗的故事也不听啦！”我访问的8家彝族家庭，6家的孩子是以汉话对父母说话，父母们也发觉娃娃讲的事情他们听不懂，也说不上来。
老辈的彝族妇女刺绣一手好功夫，制做的衣服艳丽精美。普大妈十分遗憾，她年纪已经有70多了，视力下降了，但媳妇和孙儿两代都不会做绣花衣服了。“她们变啦！鞋子不穿绣花的，衣服只在过年过节作客穿赶集……（她们的）衣服都是我做了送给她们！”笔者访问的所有彝族都穿着汉族的衣服，他们认为“民族衣服不好看，不兴穿了。”
过去赶集，青年和老人会在集镇的空地上，或者到附近的村子跳舞对歌摔跤，为青年人寻求伴侣。这类传统的聚会没有了；父母就像汉族人一样，托亲戚到邻村为儿女寻婚配。青年更多地聚在有电视的朋友家里看电视或VCD.有些青年受了影响，一起走进城里去打工了。
5.农业生产技术应用
推广农业科技是政府期待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手段。其实农民是没有剩余的资金去奢想现代农业科技。一个乡镇想修水渠，几十万元钱20年过去了都凑不起来。更实际的是自家地里的庄稼少点病虫害多点产量，在市场上好卖个好价钱。
坝区农户马家种水稻，苦脑的是农科站的技术员只在插秧季节到田边转一圈就不见人了，他们到村子里去找村委会的干部开会。乡技术员离开后，村技术“辅导员‘’就在广播喇里培训农民，传达优质水稻种植要求。糟糕的是水稻田里撒了除草剂还是会长草。马大妈气愤的是她找不到人问，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问。包产到户了，各人顾自家田里的事。在县城上过初中的儿子聪明过人，带着妈妈到十公里外的县农科站去讨教。农技师出门来对站在门外的母子解释，三言两语讲出一串农药的名词和稀释比例。但母子二人还没走到集镇农药铺，农技师说的一连串的化肥的种类、作用，农药的稀湿比例全忘了。马父有个弟弟在县委某个办公室工作，马父曾去看过这个光宗耀祖的弟弟。坐了一会，听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总之都是文件上的大事，马父也再不去了。笔者找到马父的弟弟，问他县政府的政策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变得十分疑惑地说”政策是很好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农民接受不了，理解不了……农民水平太低了，听不懂；我也解决不了父母和哥哥家的问题。是到也是，怎么种庄稼文件上不讲。“
云县是云南省三个烤烟种植基地之一，全县45万亩农用土地中有10万亩种植烤烟。烤烟是农户直接向国家交售的农产品，有现金收入，农户最希望获得种植配额。1997年来，国家对烤烟实行种植控制和收购控制，并且降低收购价格和提高了收购质量，对烤烟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县农业科技站研究了优质烟叶种植法。这种方法严格规定株距（0.6米）和行距（1.1米），采对烟叶四点定位施肥。这种方法要求在烟生长的不同时期，严格依序在不同方位和距离施肥，促进相应的叶和杆的生长。农业科技站在公路两旁种植示范地，供培训和参观，但大部分农民通过村广播接收培训。他们发现“村辅导员不讲清楚如何施肥……我们的烟叶如果长好了，就影响他们（村干部）卖烟叶，所以人家不讲。”[16]山区农民在过去三年里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种植法。他们沿用传统的方法种植，全凭叶子表面的情况来判断施肥和杀虫的时间。结果大部分烟叶不合乎国家烟叶收购的新指标，只能把抛到田边当堆肥。当然要想有烤烟收入，必须争取配额，与村干部和乡干部关系好的农户可以分到多些配额。
镇干部为争取下一年烤烟的配额，也要花不少功夫。他们邀请县政府和烟叶收购站的官员参观烤烟种植地，当然是看公路旁边的最方便。有个乡的唯一的公路是东西行向的；烟的行沟要东西方向，从早到晚每棵烟都会有充足的阳光。但与公路平行的烟行沟在公路上是看不到的。为了使政府官员们不下车就看到烟田整齐的烟行沟，乡政府官员命令农民将烟的行沟开成南北向的。这样一来，早上和下午，烟叶会遮住旁边一行烟叶的太阳光，影响烟叶的生长。烟农十分的愤怒，烟叶的质量不好就卖不掉！
种玉米也不容易！者家男主人当过兵，知道良种可以增产。买了县种子站育的杂交玉米种，但没有增产，包衣种子甚至不发芽。[17]者认为，县种子站育种是在1500米的干热坝区进行的，他家在2200多米的山里，杂交种子不能抵御山区低温和缺水。我到种子站看了，玉米杂交种的确是在坝区进行的，然后种子批发给乡镇商店。杂货店的经销商没有接受过培训，不懂杂交种子的特点和种植要求，只是极力推销从中获利。这类情况发生时，农户找不到技术员解释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了补偿的低产和猪瘟的损失，大部分山区农民就在山上开它十几到几十亩玉米地，由天赏赐。
6.信息知识和传播
不必惊奇的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建立的宣传网效果还很不错。进入每个村子，在泥泞的路边墙上，到处可见中央时令政策标语，“税收是国家的基础，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控制人口是最基本的国策！”“不嫁文盲汉，不娶文盲妻！”“坚持土地政策，防止国土流失！”最穷的村子，墙壁上还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红油漆标语。因为太穷，也无领导人来参观，免去村民出钱去清刷过去。每个村子必须定一份省报，但大部分户农民不看报。报纸放在村长家，村长催粮逼款，村民不去他家看报。
最常用的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村广播。每当上级要收税费，村民小组长会反复高声地通知村民在哪天前准备好钱票上缴。另一件紧要事是农业科技培训。农业时令季节到来，县政府会做农业科技推广培训，告诉农民可以施肥啦，该喷药啦，要防止病虫害等等。这时候村长的“舌头总大点，讲不清楚，我们也听不清楚！”什么农药配什么样化肥，还只能“我们自己去瞎整整喽！”效果不好说，可一两天内全县几十万农民都可以接受远距离农业科技培训了，难怪农村成人技术培训的成绩斐然。c18）
农民真要想寻点农业科技资料多半情况下无处投石。一个户主在闲谈中听说，烤烟花可以做猪饲料。为了解决猪饲料缺少的问题就到处打听如何用烟花喂猪，可就是找不到技术员。他终于在集镇上碰到一位镇官员，向他索取资料。这位镇官员事不关己似地打发了他，要他自己去书店找资料。几平方米的镇书店里，高考复习书籍一大堆，店主说“书店承包了，农业科技书积压期长，买的人少就不进了。”他只好放弃了试验的念头。
云南省94％是山区，政府投资建立了卫星接收站覆盖全省，有电视的农民可以收到中央台、省台的节目。农民喜欢看电视。祖祖辈辈被阻隔在山里，那些黑白画面和声音为他们单调的生活增添了新鲜和激动。但时间长了，农民发现电视上“没得我们农民的表演和讲话……人影都见不着……没有花灯，没得滇戏。”农民只好看“化”戏。晚上的时间都看电视，大人看新闻和电视剧，娃娃看武打。为省电费，几家人聚到一家看，合作分摊电费。彝族复员军人者告诉我，他看不到中央7台，也收不到讲科技多的山东台。“中央台和2台讲点科技和教育，白天可以看到，但我们在地里干活，只有赶集那天不做活不赶集才能看到。”牛大妈丈夫因病去世，她是一家之主，十分关心玉米和烤烟的种植。她偶尔在电视上看到烤烟种植：“电视上只有种好的烟，怎么施肥、什么时候喷药就不介绍了，我们瞧不着（生长过程）。”
坝区的农民一部分已有VCD 放映机。他们借了武打惊险片子和富商桃色故事片。电影中那些奢靡的场景，华丽的衣饰和风流佳人与眼前这些蓬头垢面衣服上粘满灰泥的农民格格不入，他们看得人痴入迷。清贫的农舍堂屋里贴了香港歌星和美国电影皇后的招贴画。毫不惊奇这些娃娃也想去过那种饮料从机器里滚出来的日子。
传播信息知识本来是推广农业科技的一个主要途径，可传进农村的内容声音和传媒方式都是外面和上面决定的，农民也发现：“只有我们听他们的……萧老师，你咯认得哪点（里）也可以让我们讲讲，他们听听？这个电视机怎么才转得过来？”
四、结语
以上的观察呈现了云南中部农民生产和生活至关重要的社会活动形态和社会环境。农民的活动集中在两个社会范畴里。一个范畴以农业生产和生活为活动中心，其范围限于当地村内、集镇和村际之间。另一个范畴是外部介入机构和影响，包括政府的政策法令、学校教育和外来媒介影响。第一个范畴是传统的，以保证基本的生存为主要目的和活动内容，缺乏向外延伸能力和社会渠道。第二个范畴对第一个范畴有绝对的控制和影响作用，并左右或者扭曲第一个范畴内部活动的原始意义，改变了传统活动的轨迹。这个社会活动形态构成了云县农村在过程的主要社会结构，基本的结论是外来社会机构和影响不利改善农村内部农业生产和生活条件。
政府政策和法令介入改变了农民在社区内的基本活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核心家庭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核心家庭的生产方式和税费缴纳的政策改变了人际关系。亲戚朋友之间减少了传统的换工关系和社会交往，逐渐采用廉价的社会服务。村领袖／领导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也由于强制性税费变得紧张，怨恨增加。薄弱和紧张的人际关系使得村里和邻村之间的传统民族文化活动趋于消失。虽然比以前发达了，但现金拮据的农民对县城的繁华望而怯步，大部分人仍然以马牛车代步而行止于乡集镇。人民公社期间存在的农村社会保障救济和服务制度，诸如合作医疗、文化宣传队、农业科技小组和“五保‘’等都消失了，农民又回到了孤立无援的社会状况中。
生产和经营范围限于当地，仍处于为微薄生计挣扎的状态。在当地集市上出卖农产品收入极低，刚好维持简单的生活和原始的生产方式。城市居民享受政府各种补贴，但云县农民要为医疗卫生、农田用水、家庭用电支付现金，不敢奢望积累资金改善生活和改进生产。他们还须用现金购买现代社会的制度商品：义务教育和税费上缴，村镇和家庭债务累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长期等于零，导致生产条件、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恶化。
农民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包括本地的和传统，也包括现代教育通过学校灌输的知识技能和观念。学校教育将中央统一的国家文化植入每个村落，变成了农村和农户主要的文化活动。[19]由于统一课程的压力，当地民族文化传统传承的空间被挤压。统一的教育并没有考虑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没有向农民教授关于农业种植技术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农业管理的观念。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具备使用农业科技的语言和能力，他们无法与农业科技技术员沟通。束手无策的农民任凭孩子放弃传统文化和本民族的价值观，而听任外来课程摆布。孩子们学会了数理化，却“种田不如爹”；学会跳洋舞，但“绣花不如妈”；考过了，而忘却民族语言。干部们在大学里懂得了如何执行政策法令，但毕业时对本民族的历史和当地的生态环境都不了解。外来的教育文化资源与改善生活和提高生产力没有关系，但特有的表达方式牢牢地印在学生的头脑里，增加对本地文化的疏离感。
媒介送来的是两种信息，一是国家的大事和政府法令政策，农民只能尊令；另一种是荧光屏里那些遥远世界里的奢侈。急速闪烁的激光灯下的轻沙慢舞、令人垂涎的的盛餐，使连杯清洁饮水得不到的农民看的人痴入迷，令青年农民心想神往。这些信息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那些具有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的“上面”和“外面”的人制作的，是单向从外部输入的。这些信息本身没有农民的声音和身影，这些传媒也没有设计任何农民可以反馈信息和进一步寻找咨询的渠道。被称为“第一生产力”的技术没有通过这些渠道和社会机构渗透到农民的日常活动的过程中去，西部的农民还是凭着经验种地，得不到农业技术的支持，“科技兴镇”只是文件中的一句空话！西部农民在走进21世纪之际，仍然处于贫穷之中。如何正视这个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挑战？
“贫穷”并非指社会中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收入低和在挨饿，贫穷不是一个经济收入水平高低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具备达到最基本生活条件的能力和享有多少机会的社会公平问题。[20]贫穷的实质是，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缺乏获得物质条件的机会和能力。判断生活质量的标准是：他有能力和机会做到什么、或者缺乏能力和机会做到什么。现代社会人应该有能力和机会获取基本足够的衣食住行，有机会和能力参与社区活动、与社会交往、参与决策等等。显然，西部农村和农民在城市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并没有获得同样发展的机会；西部农村现有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活动环境并不利于农民获得改善民生福利的机会，不利于他们提高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三农”问题并非可以通过某一个方面的改革可以解决，例如教育扩展。西部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应该从整体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来考虑，注重提高社会和经济的公平性，有理智地协调社会制度结构中影响民生福利的主要因素，消除那些不利于公平获取机会的因素。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获取资源、提高能力和改善生活质量，最终走向可持续发展。
注释：
[1）本研究是"Education and Work ：The Efficacy of Schooling in Human ResourceDevelopment in Three Regions in China"（与工作：三个区域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源中的效能）研究的一部分，受到香港研究基金委员（RGC ）全额资助，并受到康晓光和熊景明的指导。
[2]World Bank （2001）World Development Repoa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WashingtonD.C.，Table 4，p.280.[3]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1998Hu-man DevelomentReport 199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6-38.[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39-40页。
[5]梁濑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濑溟全集》（五），第108页。
[6）晏阳初：“建设要义”，《晏阳初全集》（二），第42-42页。
[7]陶行之：“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陶行之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李大钊：“青年与农村”，《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5页；恽代英：“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同上，第33-36页；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同上，第17-20页。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68、655-657、664-666页。
[10]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8页。
[11]Hall.R.E.&扣nes ，C ，I （1999）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much more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The Quarterly Joumal Of Economics，114（1），83-116.[12]一些学者借助于美国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和《论人力资本投资》，于是有了“农业的差距主要是科技应用的差距，农业化的本质是化，科技的根本在于教育”的推论。见赵家骥、杨东：“战胜饥饿与贫困的<独立宣言>”，《农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0页；关锐捷：“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纵论华夏农村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5页。
[13]农民的种植收入获得其中的80％，县农特税受益20％。
[14]在访问县财政局的主管干部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明，县财政是“保吃饭财政”。2000年省行政部门向县提出四个原则：1.保证政府行政首脑机关的工资和运行；2.保证公安和办公费用；3.保证社会各个事业部门的正常运转；4.照顾城镇建设需要。最后才是农业生产性和建设性的投资，但没有列入指示中。（2001年田野调查笔记3.2）
[15]娃娃上学，学校要求他们回家后做功课，找饲料和煮饲料的时间就很少。
[16]县烤烟收购从54万担减少到到27万担，提高了收购质量，只收中上等以上烟叶。造成农民之间的竞争，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干部通常可以通过认识收购站的人和贿赂而卖掉烤烟，甚至是中等以下的烟叶。
117]表面裹了农业和肥料的种子。
[18]在“九五”期间全县乡村两级办技术培训班9830期，全县49万人口参加培训人员达到42360人次。《ML县县教育工作情况汇报》，2001年6月23日。
[19]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见Amartya Sen （Dec.，1985）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Poverty ：A Reply tO Professor Peter Townsend ，Oxford Economic Papers，66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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