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反抗者终将老去
――对弗洛姆及其“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浅述
一
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的人道主义者，再没有谁比埃里希·弗洛姆更致力于根据人的病态化存在深入剖析人的存在困境并提出疗救的了。他在《先知对我们今天的意义》这篇文章里再一次阐明了欲带领人类走出异化社会的“埃及”的先知存在的意义。他写道：“先知……他是一位揭示那已被预先决定了的未来的预言者吗？他是一个坏消息而不是好消息或愉快消息的传播者吗？他是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女预言者）的一个儿子吗？或者是他的一个神谕，他像阿波罗神谕那样，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尽管实际上他的指示可能是模棱两可的？”
这篇文章是弗洛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即1970――1980年）对人类的存在困境所作出的反思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他一生都在进行这样的思考和批判，并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亲身投入到对病态化的个体的存在的精神救赎之中。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已经可以郑重地回答：是的，先知就是样。他或不动声色，或声嘶力竭；或义愤填膺，或悲愤无比；或泣血控诉，或冷酷剖析――总之，他以符合他的性格特征，采取他认为是最合适的话语方式和姿态集中地表达了他对人类现实与未来的判断和渴望。先知属于这样的人：他在别人认为是舒适和安逸的地方，看到了奴役和操纵的身影；在别人认为是先进和合理的地方，他看到了压迫和剥削的痕迹。他的一双慧眼，总能穿云破雾，洞悉迷惑了无数人的现实的表象和虚幻。正如柏拉图所言的：“世人都在梦中生活，唯有哲人挣扎着要觉醒过来”。
时代精神在中不断地盘旋，也在思想家的思维结构中不停地变换。常人只能通过具体的实践才能感知支配时代的各种精神符号的内涵，而思想家则早已预先捕捉到足以影响人类社会的基本精神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各种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他们敏感的心灵在常人尚未觉察时，便已遭到还未出场的“人造恶魔”的暗伤。在常人仍酐然沉睡时，他们过于清醒的大脑早已洞烛到看似进步合理的时代背后对人的绞杀和否定。思想家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他站在人本结构、人的存在论的山巅，因而视野能超越时代环境的群山阻隔，投向人类未来的远方。思想家不是说梦者，而是破梦者，力图让人类存在的本真状态加以“还原”。苏格拉底是这样，耶酥是这样，佛陀是这样，康德是这样，叔本华是这样，克尔凯郭尔是这样，卡夫卡是这样，雅斯贝尔斯是这样，乔治.奥威尔是这样，弗洛姆本人也是这样。面对由人的本体论结构，由人组成社会而必然带来的存在困境，由人的形形色色的精神冲动呼唤出来的恶魔所异化出来的对人的可听见或不可听见、温柔或野蛮、悄无声息或惨烈异常的肃杀之声，他们都发出了嘶哑的呐喊。
二
在人类历史上，从犹太教发端而来的犹太――基督教精神与希腊理性主义演化成了今天西方世界的图景。可以说，没有这两大支柱，整个西方世界在今天会成为什么样子将无法想像。犹太――基督教精神以一种“原罪”和“救赎”的宗教界定企图对抗人的本体论存在困境，以拯救由人的本体论存在结构的“离散”所堕落的灵魂。这种形而上的追问即使在今天，仍然能提供某个精神家园，以消弥科技理性的负面作用给人类的生存笼罩上的浓重阴影。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历史上多灾多难，在受尽迫害和歧视中背井离乡，流徙于世界各地。然而其民族文化精神中的形而上追索与救世情怀却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的思想家：康德、斯宾诺莎、马克思、柏格森、佛洛伊德、卡夫卡、卢卡奇、波普尔、维特根斯坦、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没有这些犹太人，近思想的天空如果说不陷入黑暗，也将黯淡许多。这些犹太思想家身上无一不背负着古老的犹太教中的“救世情结”，以适合自己的话语方式触摸着人的存在和、社会本体。他们的思想已深深地渗入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以一种佛洛伊德称之的“无意识”的方式支配着人的思考和行动。而作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创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的弗洛姆，则以其深邃的思想和影响，当之无愧地跨入他们的行列。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1900年3月23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他父母都是犹太人，且都信奉犹太教。这是一个非常正统的犹太人家庭，浓浓的宗教气息弥漫在弗洛姆天真烂熳的童年中。可以说，弗洛姆开始所接受的最完整的便是《旧约全书》的一系列故事。在他的那些可以说令人难忘的孩童时光里，书里讲的世界和平、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合谐相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逐渐形成了支配他一生的 “救世”情结。这是一个中世纪的世界，一个与资本主义的现实格格不入的世界。一个孤独的孩子在父亲因经商而在宗教面前的羞愧中领悟到：只为赚钱而活的人生是残缺的。这种宗教观念是中世纪精神的一种残存，以它来评判当时早已在高歌猛进中改变了世界图景的资本主义，得出的结论在价值上必然是否定的。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要仔细观察一个人“在成年才冒出的恶习和德行”，必须“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可以说，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按照最为弗洛姆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精神分析的说法：一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人格结构都可以从他的童年、少年，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找到原因；决定一个人一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命运的要素往往就隐藏在他成长过程的事件里，这些事件的抽象形式，或者说其中所折射出的精神已内化入他的无意识结构中，并对他进行支配。他之所以对马克思的学说和精神分析产生兴趣并保持终身，正是源起于他小时所经历的一些事件以及所置身的环境。
即使是在弗洛姆已风烛残年的岁月里，他也难以忘记那些在小时读过的预言家如以赛亚、阿摩司、何西阿的著作。这些著作他一生都在阅读。正是这些先知关于各族人民“将把剑铸为犁头，把矛铸成枝钩刀，而不再大动干戈，相互残杀，更不会发动任何战争”以及“大地到处都充满了上帝的智慧，就像大海装满了圣水一样”的友好相处的美好图景的描绘深深地打动了他，一次一次地在他的心口呢喃。对于一个十二三岁、孤独敏感的孩子来说，再也没有比憧憬这样的美好未来更为令人激动的了。这些憧憬、想像一次次弥漫在他孤枕难眠的黑暗之中。而作为一个在基督教的环境中长大的犹太人的儿子，他耳闻目睹了一些小规模的反犹事件。他发现：宗派、种族、派系的划分产生了陌生、隔阂，甚至仇恨。这使他极端厌恶。他发现，恼人的孤独感的发生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敌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人若久困于孤独，则无异于陷身地狱之中。因此，他渴望推倒这种宗派小集团的“墙”，渴望一种普遍和平及兄弟般的情谊。这两点，就是他对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产生兴趣的直接原因。后来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时，立刻便被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论述和描绘所吸引。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便是国际主义、和平主义的逻辑延伸，建基于具有普遍合理性的人道主义。到时候，人不仅将终结统治的功能所铸下的社会罪恶，而且将终结异化状态，获得解放，在符合人的存在尊严的意义上开始“真正的人的历史”。这是一个比宗教先知们所描述的大同世界更为可信的世界，因为它诉诸于理性，诉诸于扎扎实实的社会分析和批判，而不仅仅依靠愿望和空想，尽管实际上，这个世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存在于无限遥远的将来。
无论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还是作为一个学者，虽然弗洛姆研究领域很多，可以同时被称为家、社会学家、伦家、宗教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等，但从他一生的著作上看，精神分析都是他的主业，他始终是以精神分析作为方法和工具去进行分析和批判。他的一生与精神分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更与他所开创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紧紧联系在一起。
弗洛姆的孤独的童年造就了他的早熟和敏感。当别的孩子还在麻木于形形色色的游戏中时，“为什么？”的好奇心就一直在他心中徘徊不去。他父亲是个谨小慎微却又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的商人；而他的母亲则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父母的这些性格所折射出的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2岁时，有一件事终于对他以后一生从事精神分析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弗洛姆家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既有女性特有的高贵气质，而且还是个画家，才貌双全。这位女子曾经订过婚，可不久就解除了婚约。她几乎一直陪伴着她那其貌不扬，毫无魅力且令人厌恶的父亲。可能也正是她想一直留在她父亲身边陪伴他才立志不嫁。这位女子的这些可谓是大胆而引人注目的行为当时却并没有引起他人应有的注意，更谈不上有谁会产生兴趣去进行分析。然而不久以后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女子的父亲死了，而她也跟着自杀了，并且留下遗嘱，希望能跟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这件事对弗洛姆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当时既未听说过恋母情结，也从未听说过与恋母情结性质相同的女儿与父亲之间的乱伦固恋。然而，他急切地想知道发生的这一切的原因。多年以后他仍激动地回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爱恋着她的父亲，以致她宁愿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也不愿意活着享受人生和绘画的快乐呢？”
无疑，弗洛姆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答案。一个12岁的孩子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这些神秘莫测的人类行为的奥秘却一次次地呼唤着他朝精神分析走去。解释支配这些人类行为的动机的冲动在他的思想的形成中一次次地得以澄明。他无疑是在与精神分析从互不知道彼此的相反地方出发，终于在10年后，也即在他22岁时相遇。当他开始接触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后，他马上找到了困扰了他10年的有关那个问题的答案。精神分析的博大精深、对千奇百怪的人类行为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让他激动不已。而精神分析对人类行为的表象背后的动机的深刻洞见以及对精神疾病的成功更让他对精神分析具有了无穷的信心。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经历和兴趣与精神分析具有了一种缘分。也许他注定就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
三
弗洛姆1918年就学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后来转入海德堡大学，攻读心、、社会学。1922年，他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他又在柏林心理分析研究所学习精神分析，并于1930年成为一名职业精神分析学家。与此同时，他加入1923年所创立的、当时由霍克海默任所长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以心理学的专长加入法兰克福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除此之外，他还任教于法兰克福的精神分析学院。在此期间他发表过一些心理分析，对工人运动的权力模式以及家庭伦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成功地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1933年德国纳粹掌权后不到两个月，由于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具有的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双重身分，研究所被关闭，被迫迁往瑞士，后来又迁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找到它的栖身之地，继续它的研究工作。而弗洛姆则于1934年移居美国，先后就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34-1941)，贝林顿学院(1941)，密歇根州立大学(1957-1961)，纽约大学(1962)，以及墨西哥国立大学（1949－1965），并创立了几个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心理研究院。弗洛姆在执教、进行精神分析之余，还参与有关的学术团体进行研究，并长期积极参加和平事业。1980年，他逝于瑞士。
从1941年出版的惊世之作《逃避自由》（此书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被一些人并称为剖析极权主义的三大经典。然而由于弗洛姆是用精神分析从人的存在论上进行剖析，它的批判适用领域早已不止特定的极权主义社会，而适用于任何一个社会中）到他的最后一本著作《生命之爱》，他一生著作不断，主要有《逃避自由》、《自为的人》、《健全的社会》、《人的希望》、《占有还是生存在》、《爱的》、《人类破坏性剖析》、《精神分析与禅宗》、《被遗忘的语言》、《马克思论人》等。但他的思想没有出现前后的跳跃和修正，从20世纪30初代初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研究论文到1980年3月18日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他的目光始终都在关注“孤立无援的人”，关注现代人在异化的泥沼中苦苦挣扎、在无孔不入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绞杀下精神撕裂、人格畸变的命运。与别的思想家不同，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在执教、研究的同时，他还是一个开业的精神病医生，有着几十年的精神分析与的实践经验。这使得他的观点和结论都建立在观察与治疗的基础上，根据事实不断地更正自己的理论表达。他曾谦虚地说自己没有抽象思辩的天赋，所能做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不同的地方。他的著作一反哲学和心理上的学院派的抽象晦涩，浅显易懂，从不滥用术语，从不进行从概念到概念的文字游戏；然而却又博大精深，深刻尖锐。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几乎是全方位的，从领域到文化领域，从领域到宗教领域，从市场社会到日常生活，从抽象的意识形态运作到具体的对精神病患者的诊断，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所揭露出来的一些人们或不愿看到或根本看不到的现象，令人警醒。他做的是灵魂的“生意”，既提供给人们以另一种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又直接能以其深刻的洞见和极隹的表达撼动人的灵魂。他的思想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所产生的亲合效应，久久挥之不去。
由弗洛伊德所开创的精神分析改变了世界。它打开了通往人类原本黑暗一片的精神世界的大门。“认识你自己”在几千年的人类长河中依然只能触摸到人类行为的表皮。人们的目光习惯性地投向外界和远方，对支配、社会运行的洞悉使人们的认识、行动器官的功能得以无限的提升，使人们制造机器，远度重洋，无所不能。然而直到精神分析出现以前，人类的心灵仍然漆黑一片，无意识的“海底”像一处隐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的宝藏一样从未有人进行探寻。是精神分析的出现第一次将人类引入对个人、心理的“微观研究”，它使许多人类行为的秘密第一次得到的解释，而不诉诸于宗教和神秘主义。对人类无意识心理的洞见、对人格结构的功能化剖析，以及对心理内驱力的发现是弗洛伊德对人类所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直到现在无论精神分析如何，皆以这三大发现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取消了这三大支撑点，精神分析将分崩离析。然而弗洛伊德对性内驱力（力比多）的过度夸张以及对文化的忽视也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危机”，这正需要继承者加以修正、发展和创造。弗洛姆对精神分析加以发展的最大特征是他为精神分析插上了文化和社会的翅膀。弗洛伊德在晚年著作《文明与不满》中曾从个体的病态化存在中明确地阐明社会和文明（文化）本身也可能患病，而弗洛姆的主要工作便是接手这一弗洛伊德已看到却无力进行的研究，对病态化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全面考察。他远远比阿德勒、荣格、苏利文、霍妮等精神分析学家更为深刻的是：他由人的社会行为出发上溯到人的无意识结构，而又从人的心理上溯到构成人的心理的根本――人的存在的本体论结构；然后再由此出发，对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现象等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既使得他的思想超越了特定时代的社会表层的嵌制，又具有了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所未具有的那种对社会的批判维度，还抓住了人的“存在”产生的心理所演绎出的一系列社会表象行为这根线；在此基础上，以人性为逻辑基点，使他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有力的理论武器，广泛地运用于对病态社会的批判。促使他重视人的存在本体论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的质疑。他发现，恋母情结并无性的联系，孩子依恋母亲实际上是企图返回母亲的子宫，这是一种人类渴求返回他所曾经置身的给了他原始的安全感的地方的情结。而这种情结的根源便是人类存在的本休论结构所揭示出的人类自身理性与非理性、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恋母情结实际上是人类“逃避自由”的第一步：孩子剪断与母亲联系的脐带后便被抛入这个陌生危险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他造成的恐惧促使他无意识地要重新与母亲连结为一体，寻求庇护，以获得安全感。在这里，依恋母亲实际上是想重新返回那个消除了他的一切恐惧的天堂。这和消弥自我个性与群体、国家、宗教、权威、观念体系认同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与外在的对象处于一种精神上的共生结构中。这样的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与国家、意识形态、市场法则等等社会控制力量相结合，构成了一张捕捉无数惊惶失措的个体的天罗地网，使个体在取得它们的属性而产生的虚幻的安全感和相与感中被轻而易举地奴役、操纵和利用。然而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物其“自我”仍然存在，尽管已被驱逐进无意识结构中，但它仍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而对人进行支配。这样，“我”与“非我”便在意识、无意识结构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刀光剑影，极大地破坏了人的理性结构，导致人精神撕裂甚至精神崩溃。无数个神经病就是这样产生，整个社会的非理性疯狂甚至法西斯主义也是这样产生。循着“人”的社会――心理――存在本体结构这条线，弗洛姆跳出了精神分析的治疗功能与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所划定的框框，以一种人学的立场开创了“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并在对社会的批判中运用娴熟，得心应手。从来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能像他那样洞悉人的秘密，也从未有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像他那样洞穿了那个造成了普遍的异化的病态社会的五脏六腑。
四作为20世纪一个举足轻重的思想家，弗洛姆以他的一系列批判引人注目。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无情批判”的精神贯穿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在作品中则时时地体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冲动；而作为一个具有古老的犹太教的“救世情怀”的人，他更是热衷于为人的存在困境指出一条路，尽管这条路在20世纪通向的只能是乌托邦。这一切都使得他在目睹人的异化的惨裂、社会的病入膏肓而愤懑难忍、痛心疾首之余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人，他的人学便是他的全部理论存在的逻辑支点。任何一种批判都意味着对现存的否定并企图确立另一种理论所指涉的存在，因此，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必须作出价值判断，而这个价值判断的发出者显然只能是人本身，更准确地说是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人是任何批判的“阿基米德点”，离开了这一支点和标准任何理论在道义上都将轰然倒地。然而由于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具有社会属性并按社会的指令进行编码，因此它们常常被社会控制者或特定社会利益集团所曲解并加以利用。漂亮的话谁都会说，而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是说漂亮话的高手，任何一种美好的口号都会在他们的唾沫四溅中走向它所允许的反面。因此重要的是诉诸于对人性、人的需要本身的分析，而非任何一种为社会利益集团所挥舞的意识形态对人的这些属性的界定。对人性与人的需要的揭示，便构成了弗洛姆批判的起点和前提。
在弗洛姆看来，人性既非一成不变，但也不是一张可任意涂抹的白纸。人性的进化极其缓慢，并不依时代环境而迅速改变。勿宁说，时代所赋予人的只是人的存在的形式，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人具有时代的属性，然而这并不触及生命本体，也即不触及人性，否则，他完全成了特定社会属性的附属物，物化为表现这些社会属性的工具，使这些社会属性通过人这一工具而“自我折射”，这正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所强烈反对的。然而尽管如此，人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抽象实体而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它总要表现（不管是正常的表现还是病态的表现），而通过它的表现可以洞悉它。因此，弗洛姆并不希翼给人性以一个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界定通过概念进行演绎，他更大的兴趣是通过观察人在各种特殊的个人、社会的环境中的反应推论出人性，特别是在病态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人的病态行为来进行反证。在这种情境中，人的哪怕是他没有意识到的细小的动作和反应都有可能暴露出他内心的秘密，即在人性支配下的各种动机、意识的流露。这反映了他的需要或厌恶。人能适应任何他的人性需要所拒斥的社会环境，然而这是以降低人的生命潜能、使他遭受生命的挫折为代价的，这种生命的受挫通过或明显或不明显的神经症表现出来。因此弗洛姆给人性的一些表现作出了说明：“力求活得精神健康、幸福、快乐、有活力是人的天性，只要他不是天生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白痴”。而这些人性的内容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便表现为一系列的需要，这些需要既是人性的生活化，又紧紧地依附人的存在的本休论结构并受其支配。因此，探究人性可以转化为对人的真正的需要进行探寻。
在1955年出版的《健全的社会》里，弗洛姆指出：“人学的任务便是对可以称之为‘人性’的东西作出正确的描述。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实际上只是人性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常常是病态的表现形式”。通过现实生活而表现出来的“人性”制造出太多的假象，这些假象只有放在精神分析的法眼下才能露出原形。这时，一种建立在人本结构基础上的对人的真正需要的界定便显得非常必需。弗洛姆由此提出了人的五种需要：联系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根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定向的需要。心家们似乎很热衷为人们提供一幅人类的需要的阶梯图景。与此遥相呼应，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提出了人的五种需要，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两相比较，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两者都洞穿了支配 “人”这架“机器”运转的需要的秘密。然而马斯洛侧重于从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上进行探究描述，而弗洛姆则从人的心理――本体结构上进行探秘寻幽。这更接近于一种人学的立场和更能看穿人的存在本体论结构所预示的人的命运。
从人在动物世界所处于的位置上讲，他位于本能丧失最大的网状节点的顶端。从家园里走出意味着他与自然已丧失了一种原始的本能的联系。人成了一种社会性存在的生物，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因此他必须通过社会与他人重新寻找一种新的联系，否则他将湮灭于这个陌生恐怖的世界之中。这种联系可以通过与各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处于一种共生结构中来获得，也可以通过在保持自我独立的基础上以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与外界融为一体来获得。前者将导致一种精神上的操纵和受操纵、人格上的主宰和屈服、精神肉体上的虐待和受虐待；而后者则能真正发挥人的创造性，促进人的生命力的成长，使人获得幸福。如果说联系的需要植根于人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无依无靠，那么一旦人被时代、社会控制力量等进行“规定”，他总要超越于这个存在状态。从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位于自然性和神性之间并从自然性出发，虽然永远不可能到达但仍向神性走去来讲，人本身就是一种不断生成的存在物，他的存在本身便表现为不断地扬弃既存状态而永远地向未来开放。因此，超越性的需要被人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先在地给定。超越性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挣脱偶在性、受动性和被规定性的束缚，表现为人对外界的一种“凌驾”，因此，创造和破坏都可以导致人“超越”的快感：“当人不能去创造时，他就会寻求破坏。不过，满足创造的需要会导致幸福，而破坏则会对人，尤其是破坏者本人造成痛苦”。与联系的需要紧密相联，割断了自然纽带、丧失了存在的根基的人在“无根”中承受着孤独和无助的煎熬。他必须寻找到新的生存根基，否则他的存在将分崩离析。这种需要实质上是渴望被一个温暖的母体所收容。它既可以倒退回具有原始的粗鄙性质的偶像崇拜，也可以依靠理性和良心而为自己确定存在的根基，并通过爱获得存在的意义。也许我们可以说，人不仅仅需要安身立命，他还需要获得一种存在的确证。任何一种存在物的存在本身都意味着不断地对自己的存在进行确立。因此，发现许多人想尽一切办法地企图让别人认同自己，获得一种自己存在的不可忽略性毫不令人吃惊。这是一种自我身分感的确立的需要，否则他将很难体验到自己的主体性，他虽存在，但在心理上已灰飞烟灭：“人是可以说‘我’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动物。……如果他无法获得这种身份感，他就不可能保持神经的健全。”但这种需要既可在爱和创造性的环境中让人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证，也可以通过认同于群体从群体的属性中获得虚假的自我确证，而后者实际上是恰恰取消了自我的身份感，湮灭于群体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除了以上的需要，人还需要将自己安放在某种精神结构中，他的行动和献身必须具备一定的目标、对象或者说定向参照：“人需要一种定向参照系，这种需要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比较基本的，那就是无论如何得有某种定向参照，而不管这种参照是真的还是假的。只有当人有了这种满足主观愿望的参照之后，他才能正常地生活。第二个层次是，人需要以理性来把握现实不，客观地理解世界。但是，理性的需要不及发展定向参照的需要那么迫切，因为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幸福和安宁，而不是精神的健康。”而同样，这种定向的需要既可以在人被国家、民族、集体、市场、宗教等参照系所“定向”时获得生存的意义，也可以在这些超人的异化与实体的“定向”中抽空自己的个性而受奴役。然而不管怎么说，判定这一切的标准，“则总是从人性和人的发展角度”，以及从人的精神健全、人的生命力的成长的角度来加以考虑的。
不难看出，弗洛姆根据人性的观察和描述所推导出来的需要理论既是他的社会批判的价值基点，同时也是他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立论基础。甚至他的伦理学思想（体现在《自为的人》这部著作里）也是以人的需要来对伦理行为进行判定的。这与其说是一本伦理学著作，倒不如说是一本心理学著作。前已述及，弗洛姆的这些需要理论都来自于他对人存在的本体论结构，对人的存在困境的理论界定。这些需要都产生于人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处境，产生于人的本体论分裂。因此，对需要的界定必须返回对存在本体论的剖析。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虽然在理论上着墨不多，但对这个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特别是指出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背后的存在论悲剧。我们看到，他的需要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需要都可以获得真正的满足，同时也可以获得虚幻的满足。然而总体上来说，虚幻的满足更容易发生，其内驱力也更能支配人。这一切都归结为人天生具有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归结为人既非类神存在亦非类物存在却又沾了两者属性的具有主体――客体、理性――非理性、自我意识――对象意识结构的自我分裂。
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当人出现时，他醒唤了一直沉睡的大地。他敲打起第一颗石头。他从自然里分裂出来。他开始孤独地面对这个陌生危险的世界。这个世界使他感到恐惧。按弗洛姆的分析，这是人挣脱自然的束缚获得自由的开始。然而他指出，自由的含义是暧昧的。挣脱束缚的自由仅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而积极的自由代表着这样的一种含义：发挥人的创造性，积极地去实现人的潜能。而无论是哪一种自由，都必然给人带来恼人的责任性，带来焦虑和恐惧。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实质上是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造成的。因此若想消除这种负担只有从意识整合上加以解决。严格来讲，只有以下三种情况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人自动地认同于外部世界的超人的异化力量和实体，使自己完全承袭了外界强加的那种人格，取得了外界的属性从而把自身变为外界的一部分。这样，自我消失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也消除了。第二种是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无限扩大自己，表现为妄想狂和施虐狂。这样，外界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意识的分裂也消除了。第三是发疯，彻底退回自我的世界，不再与外界有任何意识上的联系。这样，意识混沌一片，所谓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也不存在了。可以这么说，第三种情况是社会病态的一种明证，表征为它对人的精神摧残的一种逻辑延伸，而个人在反抗摧残之中终以疯狂的形式终结了非人化状态中的苦苦挣扎。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便是逃避自由的形式：或通过受虐的形式而与外界合一，或通过施虐的形式而与外界合一。“逃避自由”的倾向如此地植根于人的天性之中，以致任何一种庞大的社会控制物想要对人进行操纵都显得轻而易举。人类自从经历最大的异化――国家的产生――以来就为逃避自由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人的存在形态上的展开来说，其中就包含了政治、、文化、道德、宗教等等领域的属性，在他身上闪烁着这些超人的异化实体与力量的身影。人几乎是在无法防备之中投入群体、国家、政党、金钱、市场的怀抱，将他的需要与这些异化物的意志紧紧地联系起来，并心甘情愿地承受它们的支配。这样，一种隐藏了压迫、奴役、剥削指令的统治秩序便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并成功地操纵了人。无论是在极权主义国家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皆成为这些超人的异化实体与力量自律运转的工具，而人则在受操纵奴役之中在逃避自由的成功中乐此不疲。可以这么说，人的全方位异化的触目惊心、人被政治、商业意识形态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惨烈现象已将人的精神危机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黑暗前景。无数神经病黑压压地蚁聚已自动地将社会的病态置于一种令“文明” 丧失了一直呼啸奔突的道义性的境地。异化了的人的精神分裂所折射出的社会控制力量的残酷已使人丧失了那应该具有的本性。因此非常富有讽刺意味：当人们在为平等自由、为理性的腾飞而苦苦奋斗了漫长的几个世纪而终于可以睡一觉时，一旦醒来，他们却发现自己所面对的生活竟然没有任何尊严。为此，必须加以控诉、分析和拯救。而弗洛姆的工作则是从植根于人本体论结构上的人的需要的界定出发，力图将病态的社会置换成一个“健全的社会”。
然而，既然现代人已完全承袭了社会控制力量为维护既存统治秩序所强加给他的那种人格模式、思维方式、情感模式、认知模式，那么，这样的操纵和奴役显然已深入骨髓。人的本能结构已被修改，他应该反抗的魔鬼已经变成了他自己，已经化为一种虽弥漫于社会表层却又似乎从不存在的东西――人如何能反对自己？如何能反抗无物之阵？这又逻辑地导向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与的过程便是努力将病人的无意识内容呼唤出来以变成一种意识的经验。这需要借助病人的配合以及精神分析医生精湛的分析技术。与此类似，已内化入人的无意识结构中的社会控制力量的意志如何能消除出去？人如何能将被压抑进无意识层面的属于“人”的反抗经验呼唤出来？然而真要着手，却又与精神分析的过程有着重大的区别。按弗洛姆的说法，被压抑进无意识层面而无法觉知到的经验基本上是一些对社会构成威胁的东西。社会出于维护它的存在的需要在将人的攻击性、乱伦意识等等对文明构成威胁的经验压抑时，由于社会主体是具有特定利益的统治者，在执行维护社会存在的职能时连那些代表人的尊严却对既存统治秩序构成了威胁的东西也一起压抑，就像马尔库塞所讲的那样除了“基本压抑”还有“过度压抑”。因此，首先社会目标与所有人的普遍目标之间的矛盾便迫使任何一个社会为了它的生存都必须压抑人的一些属人冲动，并编造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幻相来操纵人。这样，“现实”便主要是由这些虚假的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它构成了人的经验和对世界的确证，而真正的现实――与人的属人冲动相对应的另一个世界和社会控制者对人的压迫与奴役――由于没有进入意识层面而被人们经验到，倒似乎是消失了，或者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其次，社会完成这一职能可谓是“从娃娃抓起”，并且广泛地将它的“社会过滤器”安放于任何一个角落中，将人们的反抗意识一开始就“过滤”得干干净净。弗洛姆对此可谓是目光如炬：“人的……任何经验要想被觉知到，它就必须在用来组织意识思维的范畴中得到理解。某些范畴，例如时间和空间，可能是普遍一致的，而且可能构成了一切人共同的知觉范畴。而另一些范畴，例如因果关系，可能对许多人（但却并不是对一切人）自觉的知觉形式是有效的……但不管怎样，经验要想被觉知到，只能是在它能够凭借一个概念系统及其范畴而得到理解、得到关联并变得合理有序的条件下才能办到。这个概念系统本身乃是社会进化的结果。每一个社会都通过其自身的生存实践，通过种种关系模式、情感模式和理解模式而形成一个范畴系统并以此决定其觉知形式。这一范畴系统的作用就仿佛是一个受社会制约的过滤器；经验要想被觉知到，除非它能穿过这个过滤器”。话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作为“社会过滤器”的语言、逻辑、禁忌已经几乎是先在地修改了人的觉知形式和觉知经验。语言、逻辑先在于人的理性思维，人的任何经验、思想都必须用语言并借助一定的逻辑形式才能加以表达。因此，以某种意识形态的指令对一种语言和逻辑进行编码所构成的思考和判断将自动地指向这种意识形态所希望的结果，看起来由人所独立地作出的思考其实不过是在重复社会控制者的意志，并作为一个传播器将这一意志加以复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因此，想要“反抗”，要想“治疗”，太难了。当人们看到毒的时候，自己已经中毒了，而且已经无法排掉。人们不仅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整套施行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对它的“亲和”，而且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它所附带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模式。因此，即使是“反抗”，虽然喊出的口号与那一套意识形态的语码不同甚至相反，但思维方式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反抗”所走的仍然是一条与原先那条无本质区别的“奴役之路”。因此，毫不奇怪，弗洛姆认为想要将人从异化的灾难深渊中拯救出来，除非进行一场深刻的“本能革命”，并且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结构进行全方位的重构。这就使他的思想、批判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时，所提出的关于“健全的社会”的构想沦为一种乌托邦，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除非将国家消灭，然而这却是根本不可能并且至少在现阶段也是不应该的。弗洛姆以他的精神分析，以他彻底的批判而跨入思想大师的行列，但与马尔库塞一样，他们的思想只能影响人、震憾人，只能告诉人们还有另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来观察世界，还有另一种属于人的有尊严的生活正存在于既存生活方式之外。他们不是进行一种“武器的批判”而只是将自己的理论当作一种“批判的武器”。五
1974年1月5日，弗洛姆在南德意志广播电台接受了记者舒尔茨的采访。在两个小时的对谈中，他谈了很多事情，谈到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谈到了耶酥、马克思、巴赫芬、佛陀、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名字以及他们对他的影响。据舒尔茨回忆：当他们的对谈正在进行时，一位在斯图加特演出莱辛的名剧《智者丹纳》的女演员在从剧院里回家打开收音机时，听到了这次谈话。尽管已经很晚了，她还是把舒尔茨立即叫了过去同她共享她的感受。她对他说：“我刚离开一个丹纳，不想又遇到了另一个丹纳”。弗洛姆所洞察的正是人们所忽略的，他所批判的正是日夜折磨人们的，而他的孤独的呐喊，给了人们太多的启示。他的思想魅力体现在他的语言的运用之中。正如舒尔茨所说的：“弗洛姆不是魔法师也不是学究。他让心独自与大脑讲话的才能是走向智慧的一种有用的特质。”在这里弗洛姆的讲话仍然言犹在耳：“我们的整个社会……孕育着暴政。在这个结构中，人越来越被缩为一个符号，一个齿轮牙，一个官僚主义剧本中的小角色。他无决定可做，无责任可负。一般来讲，他只是做官僚主义机器为他安排好的事。他越来越不去思考，不去感觉，不去设计自己的生活。他考虑的仅仅是他利已主义的产物……”这就是异化的人的命运，这就是“孤立无援的现代人”。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图景早已出现在了这个人与的分裂并不是很彻底的，那一个个在异化中扭曲的身影，就是在权力、市场的压榨下苦苦挣扎的我们。而弗洛姆的知音，仍难以寻觅；精神分析之光照射下被神经病折磨的人的惨叫声，袅袅不绝。
书籍
埃里希.弗洛姆 《弗洛姆文集》 改革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埃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1月第1版
埃里希.弗洛姆 《生命之爱》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