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的“古典情怀”

 内容提要：本文对蕴含在鲁迅创作中的“古典情怀”作了探幽抉微而又简略的论述，指出鲁迅的“古典情怀”在性的解读；承传与择取；自出新裁、别立新宗等几个方面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具有深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对于文学创作是何等的重要。

    关键词： 古典情怀  现代性  承传与择取  别开新面

    鲁迅是伟大的创作家，也是卓越的文体家。鲁迅的文章深刻厚重，尖锐犀利，不同凡响。这与蕴含其中强烈的“古典情怀”紧密相关。

    这里所说的“古典情怀”， 是指鲁迅的创作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下，以改造国人灵魂和文化痼疾为职志的激情，以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将古典元素糅合到现代文学思潮之中，使深邃博大，深刻犀利的创作更增添底蕴深厚，感厚重的特色。

    鲁迅深刻理解文化和世界文化，并且拥有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丰富经验。他始终站在文化的高峰之上，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发展的走向。在鲁迅看来，只有“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才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才能“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的“古典情怀”，正是建立在这种视野开阔，学养深厚，融合新机，别开生面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表现。其丰富的内涵，集中表现在现代性的解读；承传与择取；自出新裁、别立新宗几个方面，并且具有摧枯拉朽的巨大的力量。

现代性的解读

    鲁迅的“古典情怀”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鲁迅毕生做着审视“中国的灵魂”的工作。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是因为粉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鲁迅说，看历史特别是看记述五代，南宋，明末的野史和杂记，与现在的中国一比较，就可以惊心动魄地发现，“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因此，他在解读“中国的灵魂”时，能够从复杂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入手，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从而得出深刻有力，引人思索的结论。他以简练有力的笔墨，运用透彻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丰富知识，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去粉饰、去废话，笔挟风雷，刀刀见血地揭出这种灵魂的真实。我们看到，针对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和中国学者“保古”的论调，鲁迅指出，“不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因为“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老大的国民尽站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华盖集·忽然想到·六》）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例如中国人往往以“听任天命”和“中庸”作为自我辩护的法宝。鲁迅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惰性，其实乃是“卑怯”。他们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但又往往无往而不合于圣道。”（《华盖集·通讯》）鲁迅八十年前说的话，以其犀利的穿透力，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抱住“听任天命”和“中庸”作自我辩护者们的灵魂的真实，也同样可以作为镜子，让我们用来照见现在“国人灵魂”的“卑怯”，照见现在腐败分子五脏六腑的肮脏和追求权势、迷恋金钱者的灵魂的丑恶。

    鲁迅以高度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审视“中国的灵魂”，早期是如此，后期也是如此。我们看他的后期杂文特别是《且介亭杂文》一、二、三集，包含着他对中国文化的集中表现——“中国的灵魂”多么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由历史而现实，指出赞扬“放火”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秦始皇烧书和项羽焚烧阿房宫而得以天下闻名。现在也是，“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这对那些劳民伤财，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穷兵黩武者罪恶灵魂的揭露真是洞若观火。而谈“王道”也是纵横古今，证之以中外言论，将历代统治者“王道”与“霸道”杂之，用“王道”掩盖“霸道”的阴暗心理揭露得纤毫毕现。这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的。《买〈小学大全〉记》是考察清代文字狱的一篇杂文，也是考察“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一篇沉痛至深的文字。《病后杂谈》对于所谓“雅”与“凶残”、对于“春秋笔法”、对于“彼此说谎，自欺欺人”这些历史与现实相通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了透辟的考察与分析，也给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了解其真实提供了一把钥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是这样的篇章。

    鲁迅说过：“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在这一方面，鲁迅主要做的是割除“肿瘤”和烂疮，剔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工作，是要抛弃“古训”，踏倒阻碍“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等等散发着腐朽灵魂的东西，反对那些心理阴暗，用中国文化的“软刀子”，使人“割头不觉死”的阴谋家、野心家；反对那些满脑子的旧思想却要附庸风雅，“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的旧人物（《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反对那些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要沽名钓誉之徒；反对那些“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机》）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恋“闲适”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根底浅薄，而且“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鲁迅书信集· 致杨霁云》1934.5.6）

    鲁迅当年指出的所有这些现象和问题仍然在现实的学术界和文学界重演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能不惊叹鲁迅对于“国人灵魂”认识的深刻。而现在那些希望对于中国文化做出反思的学者和创作者们，在做出这种努力的时候，仍然需要听听鲁迅的这些警告，掂量掂量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程度，不要以浅薄的学识，拿出鲁迅指出的“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种“沽名的老手段”来才好。

    即使是直接取材于历史的《故事新编》，鲁迅也是依据典籍记载，用现代思想照亮古代，采取“古今杂糅”的方法，以揭露古代的人和事的真相，目的仍然是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思想和性格上的相通之处。其中穿插现代人的语言、行为、作风的描写，使得《故事新编》在幽默、庄严和“荒诞”的叙述中高度有力地揭出了国民灵魂的某些真实。

    鲁迅的“古典情怀”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灵魂”的现代性解读，在深邃的思考中体现出来，具有极其广阔、极其深刻的特征。

承传与择取

    “承传”与“择取”，使鲁迅的“古典情怀” 散发出一种特别深刻的意蕴。

    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且介亭杂文· 〈木刻纪程〉小引》）他说：“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的城〉后记》）他指出，这种“承传”与“择取”，必然是“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且介亭杂文· 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的这种认识，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种“承传”与“择取”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这种“承传”与“择取”的过程，就是逐步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过程。这种“承传”与“择取”越是深入，就越会不断地获得深刻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地诞生，旧的文化要素不断地被淘汰。因此是在流动中创造，在流动中，是如鲁迅所说的是：“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这种“承传”与“择取”显示出来的魅力。在他的笔下简练地概括着对于中国文化的透彻认识和理解。他熟谙经验和历史教训，在《狂人日记》中用“吃人”二字，就惊人地概括了数千年封建礼教的弊害和本质。在《药》中，他以悲愤的心情，透过用“人血馒头”治病这种浸透迷信色彩的精神状态，揭出其中掩盖着的民众的愚昧麻木和烈士的壮烈牺牲的真实，描绘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人生悲剧。这又是他观察多少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形象化的概括！同时，在他的笔下也揭开了“诗礼传家”的诸多道学先生道貌岸然的假面，揭露了他们极其虚伪和“屠夫的凶残”的嘴脸。那鲁四老爷不是在维护“祝福”的礼仪声中，眼睁睁看着祥林嫂惨死在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吗；那程四铭满口礼教，淫荡的心思却摆在脸上，拿百姓的痛苦当作开心取乐的对象，不是要用“肥皂”给那个乞讨的女孩子洗一洗吗；那辫子盘在头顶上的赵七爷不是在听到“皇帝做了龙庭”的风声时，就举起“丈八蛇矛”了吗？如此等等，都显示出直指封建礼教的核心，揭出上层的堕落和下层的悲哀的深刻的艺术力量。

    而对集中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这“国人的魂灵”的概括，则是调动了鲁迅全部丰富的历史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的结晶。鲁迅说他创作《阿Q正传》是处在现在是人人隔离，无从心心相印的国度，因此，要“能够写出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不是很容易。现实是古代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这样的“鬼魂”仍在四处游荡，仍然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并且变本加厉，“甚至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人们变得更加麻木，更加隔膜，使得“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再加上“难到可怕的”方块字，“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他们听到的不过是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只能“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因此，《阿Q正传》的创作，是鲁迅调动了他对于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用全力写出的他“所经过的中国人的人生”，才“画出这样沉默的国人的魂灵”来的。这样创作出来的《阿Q正传》当然是不朽的经典之作，阿Q形象当然是不朽的文学典型。学识浅薄者难以望其项背，当然是在情理之中。

    我们在鲁迅的杂文中，更可以看到他“承传”与“择取”所发挥的优势。他用杂文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展示出他以古证今，以古论今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见解。他用杂文这面小小的显微镜，“也照秽水，也照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在高超的学者看来，这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集外集拾遗·做“杂文”也不易》）他在杂文中，对于“扶乩，静坐，打拳”， “保存国粹”这些所谓“老中国的遗产”，对于所谓“国学家”，包括“叭儿狗”及其主人以及阔人，太监，太太，小姐这些“老中国的儿女们”，投去蔑视的“匕首”和锋利的“投枪”。而这些也恰恰是需要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有精深的认识和观察，才能办到。例如，《坟》中《看镜有感》一文对于古铜镜的考察，提出了历史兴衰的大问题。从汉代的“海马葡萄镜”来自西域，“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不算弱，长安的昭陵上“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简直是前无古人。而自宋以来，直至民国，国势逐渐式微，大体上是“每遇外国的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从而得出了“一个壮健者无须思索什么是能吃的食物”，而衰病者才会“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的关系国家命运兴衰的令人深思的结论。《准风月谈》中《晨凉漫记》一文由《无双谱》专载好人，想到外国《伟人论》等著作的好与坏俱载，也希望写出一部好与坏俱载的“人史”，写出苏武、孔明、王莽、玄奘、王安石，包括张献忠等人在内的真实来。因此对如《蜀碧》一类书关于张献忠杀人的记载，指出，张献忠杀人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只剩了没落的一条路时，于是就开手杀，杀。鲁迅说：“张献忠的举动，一看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这是他的本性决定的。古怪的是那些伸着头被杀的人不反抗，一定要充当清朝的奴才。鲁迅看透的是国人灵魂的懦怯。《花边文学》中《清明时节》一文针对热闹一时的“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指出“坟有这么大的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便随手举出元朝的国师八思巴深信掘坟的利害，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曹操设“摸金校尉”专门盗墓、又害怕自己死后坟被掘而遍设疑冢的事实，就有力地揭穿了扫墓同“死人的安危，生人的祸福”相关的虚妄，以及鼓吹“扫墓救国术”不会有什么灵验的荒谬。以上都说明，鲁迅善于化腐朽为神奇，从现实的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传下来的“老古董”，看清“国人灵魂”的渊源，“枭卢成技喝成采”，生动，形象、深刻有力。而我们看《北人与南人》这篇短文又是何等的笔力遒劲。这一篇是从“京派”与“海派”的议论生发出来的。鲁迅写作此文的目的是要“京派”文人奋起直追，不要大言空论。意忧未完，想到了“北人鄙视南人”这一传统观念，又写了《北人与南人》这一篇。鲁迅指出：“北人鄙视南人”，并不视南人为同类的原因是：“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这种偏见，一直到了清朝，到了三十年代“还流着余波”。鲁迅目光四射，从迷离混沌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中，对“北人鄙视南人”作了举重若轻的历史考察，证据确凿地解开了一大谜团。

    以上这些告诉我们，鲁迅“承传”与“择取”所透露出来的“古典情怀”具有相当深刻的力量。我们可以在他的大部分杂文中看到这种令人惊叹的表现。这又告诉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是何等重要。

自出新裁，别立新宗

    自出新裁，别立新宗，是鲁迅“古典情怀”另一方面的重要表现。在这一方面，有着更多的独创性。

    鲁迅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反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坟· 看镜有感》）

    鲁迅无所拘束，无所顾忌，给我们贡献出了至今仍然难以超越的《野草》、《朝花夕拾》两部散文集，贡献出了《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夜颂》、《我的第一个师父》等众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魅力无穷的精美散文。

    一部《野草》，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从而“更加丰满”的艺术的结晶。他采用波特莱尔和屠格涅夫散文诗的象征笔法，以一个个的“小感想”作为“具象”的载体，开出了一朵朵开在“废弛的地狱边缘的惨白色小花”。他要“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野草·题辞》），以达到寓意深远的主旨的目标。《野草》同时又是“择取”中国遗产，“别开新面”的产物。他在《三闲集· 路》一文中说到《野草》时说：“现在的人间也还是‘大王好见，小鬼难当’的处所”。它针对的是应该灭亡的“废弛的地狱”，仍然贯彻的是他的一贯主张，贯穿着他的全部“”，即，“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以揭出“老中国”的人生的真相。他“愿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从而焚毁这用野草装饰的虚伪的地面。他认为，必须失掉这地狱。他寄《希望》于青年，希望他们摆脱消极，让心充满如同“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也“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他欣赏“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大欢喜中”的“复仇”，而不是干枯到失了生趣的“无聊”（《复仇》）。他要以愤火照出人间鬼魅的丑恶嘴脸。他赞赏“这样的战士”，举起投枪，走进无物之阵，揭开那些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的卑劣伎俩，掷向“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而且正中他们的心窝。因此，在《野草》中凝聚着他对于中外历史和中国现实深入思考的心血。他以神话、传说、传统意象，借助理想、幻想、梦境、象征、变形，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这是戛戛独造，诗意盎然的艺术，这是更为深刻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艺术。

    这在《朝花夕拾》中体现得更为鲜明。他取用研究中外文化的最新成果，运用人类文化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将文化的和习俗的、民族的和地域的、环境的和心理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等等，怀着喜悦和热爱的情怀，纳入他的“旧事重提”之中，使得这一部情感深刻，独具文化品格的散文集永远放射出耀目的光芒。

    在《朝花夕拾》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角落里的大天地。《阿长与〈山海经〉》是对于阿长发自天性的质朴母爱的深切体验，同时也使我们领略到丰富的文史知识在鲁迅笔下绽放出本原面目的魅力。那四本小小的“三哼经”中的“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和“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与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给儿时的鲁迅带来了多么大的惊喜与快乐。一篇《二十四孝图》也是“自出心裁，别立新宗”的有力的作品。这篇作品将现实与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随意采取。先是诅咒“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由北京人用口语“马虎子”即“麻胡子”吓唬小孩子，指出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要比《开河记》中记载的“麻胡（祜）子”麻叔谋蒸死小孩子的危害要广大得多。又由儿时最感兴趣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上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想到“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又联系到现在是“流言治下”而又大谈“言行一致”的时候，随手举出哈巴罗夫对于阿尔志跋绥夫关于自杀的诘难的前车可鉴。经过这样举一反三的铺垫以后，再写看了《二十四孝图》，说是“想做孝子”竟然会难到几十几百倍而不成，而且会陷入到时时有首先被“家人”埋了的恐惧和绝望之中。这样来揭露旧道德的残忍，就十分有力而深刻。其中又贯穿着分辨与思考，引用师觉授《孝子传》关于老莱子稍近人情的记载以及刘向《孝子传》说郭家要埋郭巨时掘得黄金一釜，郭巨并未被活埋的记载，说明《二十四孝图》是那些儒者编了来骗人的，是用来摧残儿童心灵的。这是一篇掷地有声的批判封建意识的宣战书。《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琐记》等在我们眼前展开的虽然是他儿时的生活际遇，但也都是在风俗学、民俗学意义上的对于摧残儿童天性的旧道德、旧伦理、旧制度的审视、抗议与批判。一篇《无常》，一篇《后记》，时而现实，时而历史，时而传说，时而神话，挥洒自如。在《无常》中，鲁迅将现实中手拿大算盘主持歪曲公理的“活无常”与阴司里公正、有情的“活无常”对应起来，采取民间传说以及《玉历钞传》和《陶庵梦忆》的记载，写活了各种与人们情感相通的阴间的“活无常”。那“浑身雪白”，活泼诙谐，手拿破芭蕉扇的“白无常”，黑脸黑衣的“死无常”，目连戏中那个“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的眉黑如漆“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以及“送无常”、“走无常”的种种表现，使我们在深沉思考与愉快享受的同时，又教给了给我们多少文化学、民俗学方面的知识。在《后记》里，鲁迅对于“活无常”做了考证。鲁迅说“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仅此一篇，也可以看到他的见解的深邃幽远。其阅读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是今人仍然难以超越《朝花夕拾》的一个主要原因。

    《野草》和《朝花夕拾》建立在检视中国文化之上的“古典情怀”，具有深邃的自出新裁的魅力和鲜明的独树一帜的品格。

简短的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的“古典情怀”是血肉一体地融会于创作之中的，不是外加的，更不是刻意为之。

    这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与深刻的教训。这种深刻的启示是，必须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才能谈得上深刻理解“中国的灵魂”，才能获得上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内在底蕴的把握，才会有融会到创作中的深邃博大、高雅幽远的情怀，才能产生真正超越前人的卓越的艺术。

    这种深刻的教训是，没有“于学无所不窥”，博极群书，且融会贯通的深厚的学养，也就不可能创作出超越前人的精品力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