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病理学技术在大肠癌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摘要 定量病是用各种手段和分析方法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量化角度阐明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发生及病变形态、机能和代谢特征的一门，是传统病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和补充[1]。近来定量病理学应用于大肠癌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为大肠癌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本文就形态结构定量、DNA定量、核仁组成区相关嗜银蛋白（AgNORs）定量、分子病理学定量、免疫组化定量及三维结构重建等应用于大肠癌的研究作一综述。

　　近年来大肠癌在我国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95年Wingo等报道的美国肿瘤流行病学监测结果中：大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所有肿瘤分别占11%、10%[2]。掌握大肠癌的发生发展规律及诊断和预后的方法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定性诊断由于缺乏客观指标和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诊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随着显微测量技术的发展和机的广泛应用，大肠癌病理研究从定性描述走向了定量分析，为探讨大肠肿瘤发生发展规律及提高诊断水平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国外定量病理研究开展较早，有的已将定量病理测试和分析作为常规内容，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1]。目前大肠癌定量病理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形态结构定量、DNA定量、核仁组成区相关嗜银蛋白（AgNORs）定量、分子病理学定量、免疫组化定量及三维重建等，以前三者研究较多。本文将分别综述这几方面的研究状况。

　　1 大肠癌的形态定量

　　1.1 形态定量含义及参数指标

　　形态定量是对组织的形态结构进行定量分析，它通过有关的量化指标反映组织的结构特点。国内外目前对大肠癌形态定量研究主要测试了以下形态结构参数：细胞核面积、周长、长轴、短轴、形状因子、核浆比、核的体积密度、表面积密度、平均直径、数密度、腺体的体密度、平均曲率、平均曲率的均值、体积及重平均体积、表面积与体积比等[3，4，5，6]。

　　1.2形态定量的测试方法

　　有网格测试和仪器测试两类方法。仪器测试包括基于计算机分析的数字化仪和图像分析仪，目前人们把图像分析技术用于形态定量，即通过数字化仪或/和摄像系统将宏观或显微图像输入计算机处理和分析，具有测量快、准确性高及客观性强等优点。

　　1.3形态定量在大肠癌发生发展和诊断中的应用

　　肿瘤组织结构的异型性和瘤细胞的形态变化的是常规病理诊断的重要依据，光镜观察对细胞核形态只能作大致的描述，易带主观性。形态定量分析能量化反映组织和细胞的形态结构，可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通过对大肠癌形态定量研究，发现人大肠癌直接由粘膜发生的只是少数，多数是在腺瘤基础上发生癌变，提出了大癌的发生发展模式：腺瘤→癌模式。定量形态学参数可作为表达大肠癌及癌前病变的客观指标，大肠肿瘤是重要的癌前病变，形态学上对其非典型增生程度分级的不一致性有时可达34%-41%[7]。形态定量分析可弥补这一不足。核形态定量分析可为非典型增生程度的分组提供定量的客观依据。根据形态定量参数的大小， Meijer在研究肿瘤不典型增生时，发现各参数值向两端集中，即向轻度不典型增生和重度不典型增生值集中，提出肿瘤不典型增生似乎分为二个等级比三个级别更合适，即轻度不典型增生和重度不典型增生[8]。Sato对一组大肠病变细胞超微结构的定量形态学研究显示，随着细胞逐渐取得恶性特征，细胞核逐渐变圆，癌细胞的核最圆，形态因子（PE）最大。Hajima[9]的研究显示：形态定量中核浆比按大肠正常粘膜和轻、中、重度不典型增生、癌的顺序而增大，除中、重度不典型增生外，各病变均有显著差异，认为它是一项有价值的诊断指标。易平勇等人通过形态定量参数分析发现：绒毛状腺瘤比管状腺瘤更易癌变。Riddell等人分析核短轴、核浆比、核形状因子的变化特点，发现轻、中度不典型增生均与癌有显著性差异，而重度不典型增生与癌的差异性不显著，认为二者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甚至把重度不典型增生称为浸润前癌，并认为重度不典型增生将不可避免发生癌变，周水云等在研究大肠肿瘤分级诊断时提出了细胞核形态定量参数分析联合DNA指数（倍体）分析能对大肠腺上皮各级异形增生及肿瘤癌变作出较正确的分级诊断和鉴别诊断[10]。此外我们用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对大肠癌、腺癌上皮细胞进行色度学定量分析，提出了大肠肿瘤和 腺癌亚型的细胞来源分类法[11]。

　　1.4 大肠癌的形态定量与预后

　　定量病理学形态定量研究中可根据癌细胞的各种各参数大小对预后进行判断。有报道大肠癌细胞的形态因子PE越大，其预后愈差[12]。Mitmaker等人的研究认为形状因子PE指数大于0.84是预后不良的标志[13]。易平勇等人对大肠癌核的形态定量研究时注意到：核面积、核周长、核等周直径、核体积、核面积标准差的大小变化可反映五年存活率的高低，癌细胞形态表达为大核者，其预后差。核浆比率可作为结直肠癌的重要预后参数指标[14]，Garson[15]等人的研究认为大肠癌病人癌细胞核的体密度较大者，其生存期长，预后较好，表明癌细胞核的定量与预后关系密切。

　　2 大肠癌的DNA定量与倍体分析

　　2.1 DNA定量理论的含义及定量指标

　　DNA含量是指细胞内含有DNA的相对量，它能反映细胞核酸代谢情况。人的正常细胞染色体的数目和形状是相对稳定的。每一体细胞具有46条染色体，可配成23对，称二倍体；当染色体的数目整组增加，超过三倍体者称为多倍体。应用细胞分析仪进行DNA测量，可反映细胞染色体的畸变。一些研究认为，肿瘤细胞DNA呈非整倍体意味着该肿瘤为恶性[16]。细胞核DNA定量指标较常用的有：⑴DNA指数（DI）：反映肿瘤细胞DNA相对含量的平均水平；⑵二倍体偏离指数（2CDI）：显示肿瘤细胞DNA含量偏离二倍体的程度，文献认为该参数在表达DNA含量异常的程度较DNA指数好[17]；⑶积分光密度（IOD）：间接反映细胞核DNA相对含量；⑷主峰倍体值（SP）：如果主峰倍体值小于1.9C或大于2.1C则可认为该样本为非整倍体，如果参照细胞的变异系数值小于3%则主峰值只要在1.94C或大于2.04C即可定为非整倍体[18]。

　　2.2 DNA定量分析的方法

　　目前DNA定量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二种，一种是流式细胞术：这是一项用流式细胞仪对悬液中流动的荧光标记的大量单细胞进行快速精确的定量分析技术；另一种是胸态图像分析术，如图像分析仪、显微荧光光度计、显微分光光度计等，它是对显微镜下的静态细胞图像进行定量分析。夏潮涌报道目前主要采用流式细胞术（FCM）和细胞图像光度术（ICM）测量和分析细胞学样品单个完整肿瘤细胞的DNA含量的倍体，国际分析细胞学会和国际细胞学会分别为FCM和ICM作细胞核DNA含量与倍体分析推荐了统一标准[19]。Diest在评价ICM的应用时提出：虽然ICM测量速度不如FCM快，但它可以直观地检测细胞，随时测量其结构特征，在发现少有的核变化上优于FCM[20]。97年国际定量病理会议讨论了FCM在人体实性肿瘤的诊断和预后价值，并指出FCM在肿瘤发生前能提供客观诊断资料；在早期癌检测中能提高诊断效果；在确定大多数肿瘤的预后、复发、死亡等方面有显著的临床价值[21]。在DNA定量分析方法的标本应用方面除了切片外也可作涂片、印片等可作。

　　2.3 DNA定量分析在大肠癌发生发展及诊断中的应用

　　大肠肿瘤并非由正常细胞一跃而成为癌细胞，通常需有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大肠腺瘤被认为是大肠癌的主要来源，分析癌前细胞DNA的含量变化有助于探讨癌变的发生发展规律。国内外大量病理和临床研究资料表明：肿瘤细胞DNA非整倍体是恶性肿瘤的重要标志之一，DNA异倍体出现是肿瘤生物学行为恶性、预后不良的重要特征，测试胞核DNA含量并进行倍体分析对恶性肿瘤的病理诊断、分类分级、预后判断有重要价值[22，23]。研究发现[24]：大肠腺瘤样息肉病例肿瘤细胞DNA含量均在正常范围内，但当腺瘤样息肉伴有不典型增生和癌变时，细胞核平均DNA含量呈递增趋势，但是正常粘膜、腺瘤、腺癌各组间有较大的重叠。Seiynu等[25]人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大肠癌细胞时发现：DNA非整倍体在腺瘤阶段已发生，这一结果不但支持了腺瘤→癌模式的理论，而且表明DNA非整倍体可能是结肠息肉恶变诊断的早期指标之一。DNA非整倍体在恶性病变前二年即可检测到[26]。有报道某些溃疡性结肠炎可以不经过异型增生阶段直接发生癌变，此时DNA倍体分析显得更有意义[27]。Hammarberg报告[28]活检系轻度不典型增生、DNA含量明显增高且DNA直方图呈二个异倍体细 胞群的慢性溃疡性结肠炎，一年后复查发现相应部位发生肿瘤，为中分化腺癌；此外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异倍体随病程延长而增加，异倍体发生率与癌变率平行。郑香玲等研究认为：恶性肿瘤的分化程度与DNA含量和倍体类型有关，分化程度越差其DNA的含量越高，高、中、低分化腺癌细胞核DNA的非整倍体不断增多，DNA含量直方图峰值向右偏离，而良性肿瘤细胞DNA含量高于正常细胞，4倍体增多[29]。

　　2.4 DNA定量分析与预后

　　肿瘤细胞核DNA含量与临床预后有明显关系，一般认为DNA倍体量的变化与临床预后的时间长短成反比。Roguum检测了100例大肠癌术后患者，发现二倍体细胞患者五年生存率明显高于非整倍体细胞患者，他认为非整倍体细胞是影响预后的一个独立因素，他还证实Dude’sD或C期患者非整倍体更常见，预后差[30]。而Thomas等人则认为：肿瘤细胞DNA含量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预后指标，DNA含量没有单独提供额外的预后信息，大肠癌预后由临床和组织病理学指标所决定，即取决于肿瘤的部位、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的转移以及病理分级[31]。Reiping等人在研究大肠癌DNA倍体和流式细胞计数与组织病理学参数及预后的估价时批出：DNA倍体的类型同一些组织病理学指标改变相关，即与肿瘤的部位、恶性度的病理分级、血管淋巴管的浸润及淋巴结的转移等有关。如：远端结肠癌的非整倍体较近端的非整倍体为多，病理分组中恶性度高的多为非整倍体，二倍体肿瘤多局限于粘膜下层且很少与淋巴结转移有关，有血管淋巴管浸润的结直肠癌非整倍体更高，但流式细胞计数同病理分级的各级大肠癌病人的生存期无关[32]。还有研究表明：DNA非整倍体与大肠癌的生物学行为相关，为不良预后的一个可靠参数[33]。总体来看，大肠癌细胞核DNA含量的升高，非整倍体出现与预后的关系不可忽视。

　　3 大肠癌的核仁组成区相关嗜银蛋白（AgNORs）定量

　　3.1 AgNORs理论含义

　　核仁组成区（NORs）是DNA的一个片断，即18S、28S、核糖体基因（rDNA）的分布区。在人类它们位于五对近端着丝点染色体（13、14、15、21、22）的次缢痕处，是形成核仁的部位，故与细胞增殖有关。NORs可用银染技术显示，因银与rRNA相关的酸性非组蛋白结合，形成银染阳性的NORs颗粒（AgNORs）。AgNORs可作为NORs及其rDNA转录活性的标志，可用来反映核仁结构和转录功能的变化[34]，为定量分析细胞增生和分化提供信息。

　　3.2 AgNORs定量测定方法

　　AgNORs定量测试和表达方法不统一。国内已有学者提出有关AgNORs计数的标准化方案[35]。

　　3.3 AgNORs定量在大肠癌发生发展和诊断中的应用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大肠肿瘤细胞核内AgNORs的数量随上皮细胞增生程度的递增而增高，即癌AgNORs＞腺癌AgNORs＞正常粘膜AgNORs，并且也随癌细胞分化程度的增高AgNORs计数而逐渐降低。Morais等人对大肠隐窝上皮按长轴方向由表及里分成表层、中间层和增生层，用AgNORs的量化指标分析其规律，他用的量化参数为：核仁组成区的体密度（VV）、面数密度（NA）,结果显示：VV和NA在增生层最高，至表层依次降低，认为这两个参数能作为大肠上皮增生潜能的客观指标，并指出NA在探测切片的区别时比VV更敏感。该研究表明：体视学与AgNORs定量分析相结合对于估价组织正常分化和增生形式以及预测肿瘤组织以增生为特征的生物学行为有较高的价值，并提示在人体正常大肠隐窝不同分层切片AgNORs定量可作为增生的标志[36]。一些研究表明：AgNORs面积检出的结果比颗粒计数的结果更为确切，更符合AgNORs量变的理论规律。在腺瘤癌变过程中，AgNORs和DNA含量的显著性增加并非完全同步，轻、中度异型腺癌发展为重度异型时AgNORs含量就显著性增加，而DNA含量却无显著性增加，因此有学者认为AgNORs含量的显著性变化是腺瘤早期恶变的信号。曾桃英等人研究大肠粘膜、癌旁粘膜、腺瘤、腺癌的AgNORs含量时，发现上述四组AgNORs计数及直径均值虽然依次呈递增关系，但各组之间的差异用t、u方法检验无统计学意义，因此他们认为单纯用AgNORs计数研究 大肠上皮良、恶生肿瘤的意义并不大。

　　3.4 在肠癌AgNORs定量与预后

　　许多研究已证明：AgNORs计数是一项预后参数指标。王杉等认为：AgNORs计数高于或等于10的结肠癌患者的生存率较AgNORs计数低于10的患者差。结合DNA倍体分析，低AgNORs计数的二倍体肿瘤预后较高AgNORs计数的异倍体肿瘤预后为好，术后生存＜5年组的AgNORs计数明显高于生存≥5年组（P＜0.001），提示AgNORs和DNA倍体均影响结直肠癌的恶性潜能，联合检测AgNORs和DNA倍体能较好地反映结肠癌的预后，有学者[37]发现AgNORs值与结肠癌淋巴结转移有关，有转移和无转移的两组AgNORs均值分别是5.4±1.28和3.04±1.08，差异有显著性。李杰[38]的研究认为：AgNORs值与生存率密切相关，AgNORs大于4和小于4有着显著不同的预后。Motohisa[39]等人在研究DNA含量和AgNORs计数与大肠癌相关关系时，把两者结合分为4组，即第一组：DNA二倍体与AgNORs低计数；第二组；非整倍体与低计数；第三组：二倍体与高计数；第四组：非整倍体和高计数。结果表明：第一组预后最好，第四组最差，第一组复发率为2.1%、第二组16.7%、第三组23.5%、而第四组则为47.5%，显然AgNORs计数低的病例复发率低，计数高的病例复发率高，而DNA呈异倍体类型的病例复发率更高。因此大肠癌AgNORs计数的高低和DNA倍体的改变与预后的好坏密切相关。

　　4 大肠癌分子病理学定量和免疫组织化学定量分析

　　4.1大肠癌分子病理学定量

　　随着人们对肿瘤的认识不断深入，对癌的发生、发展和预后的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在分子水平研究大肠癌的发生机理及预后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个热点。已报道大肠癌的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异常包括抑癌基因（如：apc、mcc、dcc、P53和可能存在于染色体8p、1p及22q上的基因）的失活和致癌基因（如：ras、src、和myc）的激活以及癌转移抑制基因nm23等基因的变化。抑癌基因P53的突变是迄今已知的与癌症相关的最普遍的基因变化，研究发现；75%以上的大肠癌中存在P53基因突变，而P53基因突变后其表达产物要么缺如、要么出现P53蛋白过量表达。因此对表达量的测定已是分子病理学定量的一个重要内容，免疫组化和PCR技术的应用在微小组织上对多重参数进行测量蛋白和基因的表达已成为可能[10]，定量测试这些基因表达量的改变对认识癌的发生机理、转移和预后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研究发现[4]正常大肠中P53 mRNA表达量很弱，明显低于大肠癌组织（P＜0.001），随着Dude’s分期的进展，P53 mRNA表达呈逐渐增高的趋势，Duke’s期P53 mRNA表达量增高相当显著；癌瘤直径大于5cm与小于5cm的大肠癌相比P53 mRNA表达者显著增高；中等分化的大肠癌中P53 mRNA表达显著高于高分化。余金生等人的研究表明[42]：正常大肠粘膜、腺瘤和癌的P53蛋白表达量依次递增，并随大肠腺瘤不典型增生程度的加重及瘤体的增大而增多，DNA含量呈异倍体的大肠腺瘤的P53蛋白表达量显著高于DNA呈二倍体的大肠腺瘤。目前许多研究发现致癌基因ras等的表达量与癌的发生也有密切的关系。

　　研究表明：P53蛋白的表达量与大肠癌预后关系密切[43]，Kenneth等人研究发现：nm23-H1等位基因突变、缺失及其表达量的变化对预后潜能有重要意义；P53基因、dcc基因和非近端常染色体臂的大部分缺失与大肠癌的远处转移和较差的预后有关；在一些大肠癌中L-myc的as基因型被认为与癌转移高度相关。

　　4.2大肠癌免疫组化定量

　　免疫组化技术应用于肿瘤的研究在国内外已广泛开展，免疫组化定量方法也有新的发展[44]，免疫组化定量分析在大肠癌研究中的应用已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人们应用免疫组化技术对大肠癌发生发展有关的抗原或蛋白以及参与免疫反应有关的细胞等进行了定量检测和分析，探讨了大肠癌的发生、发展规律。目前人们用生物素一卵白素酶标记复合物免疫组化技术（ABC免疫组化）对大肠癌组织中纤维连接蛋白进行定量研究，发现大肠癌组织纤维连接蛋白量随着分化程度 的降低细胞纤维连接蛋白逐渐降低，说明了纤维连接蛋白的减少能反映大肠癌细胞分化的程度[45]。刘思纯等人[46，47]用ABC免疫组化方法对大肠癌、大肠腺癌组织中与抗原提呈和免疫反应有关的树突状细胞以及与周围淋巴细胞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大肠腺瘤和大肠癌组织树突状细胞较正常明显增多，并和淋巴细胞相伴浸润，癌周淋巴细胞反应明显者癌组织树突状细胞数量明显增多。Angelopoulou等人[48]用免疫荧光技术定量检测大肠癌病人血清P53蛋白抗体量，提示癌的病变过程中抗体量的变化反映了疾病的进展和好转，结果表明：在大肠癌病人产生P53抑癌蛋白抗体是普遍性的，P53抗体血清学分析对监测大肠癌病人的病情变化有一定的价值，但对预后没有意义。Furuta等人[49]在研究糖蛋白CD44表达和大肠肿瘤上皮、基质细胞增生的关系时，对CD44和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采用双标记免疫组化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当细胞CD44阴性时，PCNA阳性的概率比CD44阳性时更高，也说明大肠肿瘤CD44表达的水平的高低与细胞增生不同步。总之，免疫组化定量技术已应用大肠癌研究的方方面面，毕将有重大突破。

　　5 大肠癌的三维结构重建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5.1 大肠癌的三维结构重建

　　三维结构重建是用一组连接断面图像重构其三维结构。这一过程目前常采用计算机图像处理和分析技术来实现，重建的三维图像显示在监视器上，可从不同角度对组织整体或任何断面组织的分布进行观察分析。与体视学分析不同的是后者是应用体视学原理在二维图像基础上通过几何概率等数学方法推导三维空间结构。张元德等人用三维重建技术对大肠腺瘤癌变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方法能提高癌变检出率，对准确判定断端有无癌浸润也有重要意义[50]。用三维重建技术对大肠癌的研究国内外报道不多，其应用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

　　5.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的应用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CLSM）是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项划时代意义的高科技产品，它是在荧光显微镜成像的基础上加装了激光扫描装置，利用计算机进行图像处理。CLSM广泛应用于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可应用于细胞内粒子和细胞通讯、细胞形态及功能的测定和研究，而且可结合计算机进行细胞和组织三维结构重建的研究，它是通过激光共聚焦扫描技术获得组织、细胞内部不同层面的信息，然后通过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处理将逐帧采集的断层图像在电脑主运算系统中三维重建，使组织、细胞结构的研究由二维水平深入到三维水平[51]，这种对微观结构的三维重建是今后大肠癌研究应用方向之一。

　　综上所述：定量病理测试及分析方法在大肠癌中的应用，提高了对大肠癌发生、发展、诊断和预后的认识。上述几种方法既有独立性，又能相互交叉、渗透，相互对比和联合应用。如何将大肠癌的定量病理学研究深入下去？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1）多种定量病理技术以及参数的联合应用

　　Motohisa等人同时利用DNA定量和AgNORs计量对大肠癌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的联用与单使用一个方法相比能明显缩小良、恶性组间的重叠范围，这为研究大肠癌的发生及鉴别良恶性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资料。在DNA定量中，FCM和ICM的联合应用能够互相补充提高检测的敏感性。Fausel等人[52]同时应用FCM和ICM对大肠癌进行DNA定量研究，其结果表明：在倍体分类上用FCM检测非整倍体例数占56%，而用ICM则占70%；在五年生存率上用FCM检测的二倍体肿瘤病人占67%，而用ICM占75%。这个研究也表明：用ICM检测似乎比FCM更敏感。Trope等人在研究卵巢上皮癌时用FCM和ICM检测DNA倍体也有类似的报道[53]。目前运用单个病理定量参数对大肠癌进行研究，其特异性尚有局限，一些参数值的分布在大肠癌、腺瘤和正常组织之间有可能重叠较明显，联合运用几种或多种特征性较强的参数，可缩小或消除这种重叠，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2) 发展分子定量病理学

　　分子病理学定量是以定量分析为基础，在分子水平上进行定量研究。从分子水平探讨大肠癌的发病机理及预后，是一新的研究方向，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索，如：大肠癌的发生究竟需要多少个基因发生改变， 基因的表达蛋白量与癌的关系，与癌发生的有关基因改变究竟起多大作用，这些基因及其蛋白的表达量与预后的关系等将是定量病理学在大肠癌和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总理。

　　（3）注意现有形态定量参数的局限性，进一步开发新的特征性强的参数

　　定量病理学还处在发展初期，在大肠癌中的应用还得进一步深化拓宽，许多参数在良、恶性病变中的分布有重叠，给诊断带来困难，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发新的特异性好的参数。

　　(4)DNA定量方面应注意在切片组织中对DNA定量存在的不足

　　以细胞核切面为单位测得的积分吸光度不但与DNA染色的显色反应强度有关，而且还取决于细胞核切面的面积大小和平均吸光度。切面的面积与完整细胞核的体积、形状、大小分布有关：平均吸光度与切片厚度和单位细胞核体积的密度有关。薄切片的细胞核切片完整细胞核的一部分，其体积占细胞核内的位置，所以其DAN含量的测量结果有可能不能真实反映组织内完整细胞核DNA的含量和倍体，存在难以弥补的缺陷和局限性。因此，探索适合在组织薄切片上测量完整细胞核DNA含量和倍体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体视学的的发展为病理学家从肿瘤组织细胞二维切片上的形态特征定量推断三维特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相信它与图像分析仪及三维重建有机结合，能改进和完善组织切片上肿瘤细胞DNA含量测定。

　　大肠癌的定量病理学研究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有着广阔的前景，定量病理学分析作为常规临床病理分析内容需要一个发展过程，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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