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语言的现代神话——当前电视谈话节目成功要素解析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成功的电视谈话节目无不包含着两大元素——人和语言。首先是策划人，通过这样的节目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话语，发现了话语中人的魅力。而支撑和驾驭这种节目的是“甚至比策划人显得还要重要”的节目主持人。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人；语言；节目主持人
电视谈话节目，作为电视的一种节目形态，严格地讲，它要到2001年才有资格庆祝5周岁生日，因为它的最有代表性的栏目——CCTV的《实话实说》就诞生在1996年的3月16日。但是如同国内其他许多电视节目一样，电视谈话节目在我们这里起步虽晚，却极为神速，《实话实说》问世并大获成功之后不久，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也就是《实话实说》的“小弟弟”“小妹妹”们便相跟着纷纷面世，一时间电视里你说我说他也说，弄得全国各地荧屏闹嚷嚷好不热闹。
然而正如一些电视学者所担心的那样，“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要导致一哄而下”。在《实话实说》效应的作用下，全国各地省台市台不知上马了多少谈话节目，可是能笑到最后的却并没有预先希望的那么多。幸好，在这个问题上数量并不意味着一切，那些顽强生存下来，并不断向高峰攀登的谈话节目，已经渐显未来电视媒介支柱节目端倪。不是吗？下面所列这些节目，有哪一家不是当作“拳头产品”、“朝阳类节目”来经营的？这些节目包括：《实话实说》、《相约夕阳红》、《十二演播室》、《五环夜话》、《朋友》、《影视俱乐部》（以上中央电视台）、《国际双行线》（北京电视台）、《有话大家说》（上海电视台）、《东方直播室》（东方电视台）、《北方直播室》（黑龙江电视台）、《周末沙龙》（河南电视台）、《有话好说》（湖南电视台）、《女性时空》（广东电视台）、《羊城》（广州电视台）……
在这里我们不妨套用一下大作家托尔斯泰老先生那句至理名言。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说，失败的脱口秀各有各的失败原因，成功的脱口秀，却一定是找到了通往成功的共同路径。若透过成功案例将这条通往成功的路径加以显影，便清晰可见构筑这路径的不可缺少的两大元素——人和语言。
笔者1999年曾有幸应邀参加了某市电视台一档电视谈话节目试版的录制，并且作为准嘉宾得以敬坐前排。那期节目的话题是“某城是我家，清洁靠大家”，所选嘉宾有市环卫局负责人，环卫工人一名，市精神文明办负责人一名，普通市民一名，现场观众则既有环卫工人，又有高校学生，还有一些普通市民，主持人则是电视台的一位名闻全市的靓女型综艺节目主持人。录制开始后，主持人在乐队的欢快乐曲和观众的被指挥下发出来的掌声中迈着优美的步子“闪亮登场”，登场后开始背诵大段事先写好的开篇词，然后像介绍歌手赛评委一样介绍四位嘉宾，介绍完以后就开始“请嘉宾发言”，再然后就是“请现场观众谈感想”，最后是请环卫局领导作性发言。这样的谈话节目，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试版，同时也是绝版。这当然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反面例证，举在这里只是想表明我们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人是决定一档电视谈话节目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当然，这里的“人”并不是单指某一个或某一方面的人，而是包含了以下这几个层面的人——
首先是策划人。CCTV《实话实说》能够一炮打响，它的策划班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个战功显赫的班底里，成员来自方方面面，有学者、作家，也有记者、编导、制片人，其中有几位如今早已是名声在外，比如时间、杨东平、郑也夫、宣明栋、关秀等。据说现在这个早期的策划班底已经“瓦解”，“挂牌营业”的是一个新的班底。我们所以在这里不吝文字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主要是他们的“脑力激荡”——策划活动，就是对中国电视发展史来说也堪称功不可没。其“功”，从节目学的角度来考察，不仅仅在于引进了一种当时观众从未见过的电视节目样式，还在于他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话语，发现了话语中的人的魅力。换句话说，他们最大的贡献，是调动人运用语言，借助电视这一先进传媒，创造了一个神话。
“人”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层面，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层面，其作用在节目的生产和制作中甚至比策划人显得还要重要。当然，这个层面实际上也涵盖着作为反应者和合作者的节目嘉宾和现场观众，只是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我们这里才把主持人当作聚焦的首选目标。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的双料制片人时间就曾撰文说：“中国传播语言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出现，依靠的正是电视纪实语言的魅力，做这样节目的主持人的素质异常难得，既要幽默机智，又不能出格；既要真诚，又能深入浅出和善于引导。可以说，没有崔永元就没有今天的《实话实说》。”而一位叫邵艳的观众则在来信中说：“崔永元的主持给人一种新的感觉，显示出了中国男人的魅力，不同于有些主持人的夸张、装腔作势，崔永元给人真诚亲切之感。”(2)
崔永元既然这么“能”，那我们不妨多说他两句。
崔永元的成功曾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论形象，任何恭维的语言都显得虚假，说者和被说者彼此都能接受的惟一的一个说法就是：“小崔你长得，啊，还挺群众的。”的确，形象不是崔永元的优势。在崔永元之前，我们还没有在中央电视台见过任何一位“国嘴”是眼睛一笑就眯成一条缝，嘴角歪向一边，而且衣服从来就没有合身过，再亮的名牌服装，经他一穿，都会变成大众化了，就连他自己都说他长得是有点对不起观众，“属于打入敌人内部那种”。不过话说回来了，脱口秀的主持人在形象上又有哪一位是倾国倾城一露面就迷倒一大片观众的呢？我们从近往远了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的马东，在秉承其父马季先生机灵头脑的同时，也继承了“圆鼓隆咚的外型”；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锵锵三人行》的窦文涛问题就更严重——如果说头大身小还不是什么毛病，那么习惯性的“抿嘴奸笑，还有点色迷迷的”，可称得上是大毛病了吧？美国的两张脱口秀大牌形象上更是一个赛过一个：红遍美国的《奥普拉·温芙瑞脱口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的温芙瑞，作为黑人女性，她既无明眸浩齿，也无娇媚身段，虽经8个月努力成功减掉72磅，体重仍属重量级；《大卫牙擦骚》（Late Show With David Letterman）的主持人大卫·菜特曼形象更是“惨不忍睹”——头发少而秃，牙齿参差不齐，笑起来满脸“沟壑”，声音能把狼招来。
问题是：形象并未影响他们拥有大量的观众，而且是忠实的观众！
把观众对他们的喜爱仅仅归为对满屏幕的挠首弄姿的俊男靓女的“心理逆反”，显然不够全面；把他们的“拔地而起”仅仅概括成是“人类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躲清闲的做法。当务之急我们认为是首先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和怎样受到观众欢迎和喜爱的。
以崔永元来说，他虽貌不惊人，但是自有观众喜欢：街头巷尾的大妈大叔觉得他就像邻居家的二小子，年轻观众就当他是儿时的玩伴、校园里的同桌、当兵时新兵连里的战友、单位里的同事。如此一来，看上去就感到亲切，想起来就感到心态平衡。如果有一天他西装革履头发整齐锃亮，再讲一口官话套话，说不定观众当场就会“失望大逃亡”。同样，假如有一天窦文涛整了容，温芙瑞如歌王杰克逊那样换了肤，莱特曼戴上假发“拉了皮”，那么，观众还能认同认可他们吗？
这也许不是什么问题，观众真正在意的实际上只是他们的“内存”。或者，换个说法，观众真正深层感受并乐于永远感受并享受的是主持人的内在魅力，而不是外在形象。而这也正是一个有思想有品位的谈话节目主持人所孜孜以求的。加以分析的话，这种内在魅力的构成离不开以下三点的支撑：
其一，双向交流的模式。谈话节目是大众传播学“枪弹论”的真正终结者。在我们每周都能见到的《实话实说》里，从主持人到嘉宾，到现场观众，再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被传者。这里没有也不需要“权威的”、“唯一的”或“专制的”、“高压的”传播者，在这里，大家一起交谈、交流、交锋，最后在通过谈话所创造的语言“场”的作用下，达到信息、观念、情感的沟通、互融、生成。时间说：“在这里我们创造了可供老百姓表现个性的空间，我们追求的是谈话过程的真实和生动，不主张给人结论，而是隐藏我们的主观倾向，把判断权交给老百姓。这既符合电视纪实美学的要求，也是现代传播的理念。”(3)崔永元在这方面把握得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说在早期崔永元还有话语自我倾泻的欲望并时时表现出来的话，那么经过这几年的磨练，如今的他在这方面已经可以做到收放自如：需要的话他可以长篇大论，不需要他可以惜话如金，比如在《日子》和《家》那两期节目里，他就恰当地采取了诱发—倾听—感悟—交流—表达这样的谈话模式，既得体又深得人心，节目效果非常理想。
其二，纪实电视的理念。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并非偶然。中国电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首先是其本身具备了关注社会的能力；其次是电视人生成并积聚了关心和记录社会生活的强烈的主观愿望；最后，是社会舆论环境的高宽容度。当社会舆论的宽容度可以达到电视谈话节目所要求的临界点的时候，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的产生和发展的黄金时期便到来了。电视谈话节目与其他电视节目最根本的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它必须严格遵循纪实的电视理念。在纪实性的谈话节目里，如果从主持人到嘉宾到现场观众人人都是面具遮掩假话连篇，那么这档节目的可视性就可想而知了。这里的纪实，不一定是不见真理不罢休的深刻挖掘，也不一定是连一个哈欠都不放过的细枝末节的忠实记录，而是另外一种主张及其延伸，即：尊重人的权利，让人开口说话，并把这话语尽可能地记录下来，传播出去。正是在这个理念之下，《鸟与我们》的那期节目里，头一次进中央电视台上《实话实说》的北京胡同养鸟老伯在挨了大家一顿环保之后，还敢鼓足勇气表达自己的困惑；“听来听去，我有点纳闷，好像是养鸟的不如不养鸟的爱鸟。”这才是可以引起掌声、笑声和回味的谈话话语。而作为主持人，任何“上帝的姿态”和“贵族化的话语”都会让观众“敬而远之”。 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在这里最根本的职责，就是依靠真诚和主持技巧使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和观众愿意说话和愿意听人说话，并且能够实话实说或者积极而真诚地有所反应。
其三，主持谈话的能力。像《实话实说》这样的即兴型的谈话节目，无论对嘉宾、观众还是主持人，都是一种考验。即兴节目绝不能事先有台词，事先能做到的准备只能是思路，只能通过问题使讨论由此及彼，由浅入深；而提问又不能横空出世、前后不沾，必须衔接得恰当、巧妙、有趣，因此也就必须在既定的思路的基础上即兴发挥。这是郑也夫他们当初策划这个栏目时达成的一种共识。
主持人主持能力表现在节目录制中，以及前前后后的每一个阶段上——录制前是对话题、嘉宾的把握和铺垫；录制后，则是对主持过程的反省和对主持效果的反馈。而最见主持功力的，则是在录制过程中主持人的表现。具体说来这种能力至少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对策划方案的理解能力。如果这档节目实行的还不是主持人中心制，那么主持人就涉及到与策划配合的问题。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般在节目组里对策划内容有比较大的发言权，但如果你每次都把策划殚精竭虑搞出的方案精髓弃而不顾，而沿自己认定的轨迹拼命“跑偏”，那么结果便是要么策划走人，要么是主持人“下课”。能够有像窦文涛那样运气的人并不多。当初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总裁刘长乐先生策划推出的是一本正经的谈时论事的“斋谈类”谈话节目，但经窦文涛之“嘴”，这个节目已经“面目全非”，已经变成了一个“荤谈”、“戏说”天下大事小情的《锵锵三人行》。刘老板虽然有一次曾对好友表示“都不敢看文涛主持的节目了”，但并没有停止对这个节目的扶持。(4)
第二，选择节目嘉宾的能力。选择嘉宾常被当做是策划人的职责，然而若深入追究，我们会发现大权其实是由谈话节目主持人“独揽”——他不一定决定最终人选，但是在节目中他却有权让谁开口说话，让谁保持沉默。郑也夫在反省《实话实说》所走过的道路时说：“如果说《实话实说》节目比同类节目质量略好一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挑选嘉宾上更慎重、苛刻、下工夫。”(5)应该说，在嘉宾选择上，《实话实说》也走过许多弯路。在节目的早期，由于过于倾向选择专家学者名流，而忽视了平民百姓，因此在节目里那些缺乏鲜活气息和生命力的话语很难剔除干净，刻板、干巴、模式化、冗长、没有风趣是其最明显的表现。《实话实说》嘉宾选择的最终成功应该是得益于后来嘉宾人选的生活化、平民化和多样性。自从后来《实话实说》调整了嘉宾选择的原则和方向，真正的平民百姓才得以进到节目里来。令专家学者们大跌眼镜的是，那些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过几句话的普通人，在这里说起话来，不仅朴实健康实在，而且还经常是妙语连珠，着实为的谈话节目吹进了一股清新鲜亮的风。比如《日子》中的那位高大权，《家》中的黄月和她的工人丈夫，《结婚的钱由谁来出》中的那位大嫂，《父女之间》的父亲和女儿，以及最近一期的那位“洋雷锋”丁大卫等，他们完全出于的表现却每每为当期节目带来亮点。在嘉宾选择上，《锵锵三人行》的窦文涛可谓用“情”最专，节目自开播以来，以窦为轴心的几个“三三组合”中的几位主要人选几乎就没怎么变过。当然，这些人选的表现也十分出色，嘉宾中的梁文道、张坚庭、马家辉、郑沛芳、潘洁等，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而且在本行当里也是小有所成。与我们不尽相同的是，西方的许多谈话节目则格外看重嘉宾的知名度和传奇色彩。《大卫牙擦骚》热衷于邀请政界要人、演艺明星、体坛精英以及社会上身怀五花八门绝技的各界人士；温芙瑞在节目里则对那些对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有兴趣的嘉宾更感兴趣。但我们认为在西方的所有脱口秀节目里，在嘉宾选择上最值得借鉴的要数NBC的《今夜谈话节目》。这个节目的嘉宾选择有自己的一贯做法；每期选4至5位嘉宾，一些人很著名，一些人不那么有名，另一些人则完全没名；组合方式通常是：一个歌手，一个喜剧演员，一个平民，一个知名人物，一个大众文化分析家如社会学家，由他来分析节目话题所涉及到的社会、民族、文化、或性的问题、趋向。《今夜谈话节目》在美国被认为是电视谈话节目之源，多年来长盛不衰，这与其嘉宾选择的原则、标准和方向恐怕不无关系吧？
第三，谈话的把握能力。虽然主持人的个性在任何谈话节目中都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谈话节目成功的真正关键却是“谈话”本身。谈话节目是以传递和交流信息为主的，但观众在收看的时候却往往只为了娱乐。(6)这就对主持人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主持人对谈话的把握能力一般又可以细化为这样几项：
其一，对话题的把握能力。在接受美学看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对同一个话题，不同的主持人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同样是关于毒品的话题，在崔永元的《实话实说》里，他以生动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诫人们“珍惜生命，远离毒品”。而窦文涛在他的《锵锵三人行》里，则与嘉宾讨论吸毒的滋味到底有多美。温芙瑞则从自己年轻时被骗吸食大麻和戒除的经历说起，谈论毒品的可恨但并不可怕，努力给人们一些积极的启示。同样是讨论“撒谎”的话题，崔永元以孩子的说谎为谈资，窦文涛则从克林顿说谎的“肢体语言——摸鼻头”说起，莱特曼则在节目里干脆拿克林顿的撒谎和性丑闻开涮。单从对话题的把握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主持人的思想观念个人兴趣，还可以看出他所主持的谈话节目的价值取向。
其二，对现场的把握能力。也就是在节目的录制中营造谈话“场”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主持人既能举重若轻，又能举轻若重。具体到主持过程中，又可分为：（1）对嘉宾和现场观众情绪的调动；（2）对谈话走向、深度与节奏的控制；（3）对现场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所谓谈话，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以语言为工具、手段和目的“刺激—反应—刺激—提高—再刺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主持人的话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崔永元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他不仅善于调动嘉宾或现场观众说话的积极性，还善于使他们所说的话“升级”、“深入”。他的办法很多，形象点说，他有时是挠痒，有时是揭短，有时是“热情‘扬’‘抑’”，有的时候迫不得已也下下套子，还有的时候对方滴水不漏，他只好采取对对方的见解或观点进行故意的“歪批”“曲解”，使对方因着急纠正而表达出更多，却没想到这正中了小崔的“圈套”。有时，双方火药味太浓，观点相左的两个方面冲突在即，这时，小崔又得出面调解，当一把和事佬、消防员，可又不能把火全浇灭了，否则节目就没法录下去了。莱特曼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为了采访第一夫人希拉里，他提前好多天就在节目内外放风说希拉里不敢到他的节目里做嘉宾。此招果真好用，没多久，希拉里就坐到了他的那张著名的沙发上。为了来个下马威，莱特曼一张嘴就扔给了希拉里一根“带刺的骨头”——
莱特曼：你现在搬到了纽约，住进了毫宅，有没有发现每天都有傻瓜开车路过你家门口，冲你的房子大喊大叫啊？
希拉里：有啊，可是我想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你呀？
莱特曼：（松领带、扭脖子、吐舌头、摇头）……
莱特曼知道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便不再造次，谈话也回到了正轨。希拉里则真正感受到莱特曼这盏“不省油的灯”的“刁蛮”，打心眼里不敢怠慢，回答问题和发表见解都拿出十二分的精神。这正是莱特曼所期望的。
其三，与节目其他环节的沟通和配合能力。小型谈话节目场面小，环节少，控制容易，主持人主持时涉及的部门也不多。大型的电视谈话节目要更加复杂一些，主持人除了要与策划和编导部门沟通外，还要在节目现场与灯光、音响、乐队、剧务等其他部门互相配合。在现场，乐队其实也是一个“有思想情感”的成员，它常常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同时又是调节空气营造气氛的高手，明智的主持人从来都不会忽视它的存在。崔永元就明确表示过对小乐队的感激，因为小乐队常常“救他的驾”——为他解围。莱特曼与乐队的调侃，更是他的深夜谈话节目的一个大有卖点的环节。
在上面，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谈论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魅力及其源泉。在文章的结尾，我们也不妨跟这些主持人们学一手，他们总是在每期节目的最后说上几句精彩的结束语。我们不是“国嘴”，因此要说的也只是人人皆知的几句老话：
“腹有诗书气自华！”
“功夫在诗外！”
“艺无止境！”……
注释：
①时间：《〈实话实说〉的诞生与成长》，见《〈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P8
②《观众来信及来电摘要》，同上书，P409
③同①，P8
④《凤凰周刊·试刊号》，凤凰周刊有限公司出版，2000年3月，P34
⑤郑也夫：《谈话节目及其策划人、主持人、嘉宾》，见《〈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1版，P25
⑥陈犀禾编著，《当代美国电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P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