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全球化消费中的欲望生产

第一节 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第二节 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第三节 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第四节 公共空间中的当代影视问题


的语境是很沉重的，从本世纪初的"激进尚力"原则，本世纪中的"控力"原则，本世纪后期的"知识乏力"原则，到当前的"媒体权力"原则，中国学术文化和文艺批评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权力阴影，使个体精神个体素质得到伸张。对此的确值得欣慰，但对灵肉之争，对升华与沉沦之争仍应引起注意。我以为，如果将一味大众文化"神化"，将其变为一个新的"中心"，一个新的"神话"，就势必会造成新的"一元"。
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世俗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在满足这一层面之后，我们应有"最高纲领"（或起码的"中级纲领"），即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这样不断自己，不断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纪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站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前沿，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跨世纪对话。
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西方后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泛化的状态下，如今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日益与中国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文学界出现的调侃文学、后新潮小说已然成为消解中心话语以后的新中心；影视文化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使当代传媒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权力形式。

第一节 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一流的思想家，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是对大众媒体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必要的洞悉。
就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等关系而言，可以说从西美尔、梅洛-庞蒂以来，有很多思想家对其加以关注。尤其是当代思想家布迪尔对"身体"视域的深度分析，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世界人生的新路径。如他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论述，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它资本是一种"刚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更值得深加关注。
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基本学术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是不行的，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的自我和他者（康德、费希特等），而且有心理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德勒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生命"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重要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科和拉康哲学，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这些文化元素对他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它们，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地对抗它们，因为它是人类文化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现代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内在和谐，而进入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定位。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完整的整体美的关键。因为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面部结构不可能脱离精神，因为它就是精神的直观表现。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容是精神的体现，也是个性的象征，它与躯体有着明显的区别。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的表现域，也是最具有审美特性的地方。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却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尽管它也可以通过动作和造型来表达情感，如手的造型等，但仍然是不足以与面部相比拟的。因为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的本质的差异。
但是，今天的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身体距离"在现代人中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 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的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的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作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合谐音。
二，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n-Ponty），张扬"身体"的重要性。他认为，思想就是常识、作用与变形，但唯一的条件是进行一种实验性的控制，而各类飘忽不定的意志和愿望就从这里生发。这意味着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我的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它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之时能自视，在触摸之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身，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因此，当艺术家创作时，他是在实践一种独特的"知觉理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他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那些事物上面去游荡，因为他要在那上面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我们通过这种变形，可以直观物质本身的无声意蕴和那梦幻般深沉的宇宙精神。
物体是思想空间的漫延，是思想向事情本身的伸展。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对象中的一个，思想并不从中提取空间的全部剩余作为附带的前提。进一步说，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法则中。肉体对于灵魂而言，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它现有空间的存在方式。现象学"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艺术的深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新的灵感和新艺术思想的生长点。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超概念的普遍存在的表现，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话语谱系。
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瞭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因为"我以我的整个存在一种总体方法去知觉，我把握事物的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 ，于是，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
三，欲望生产与个体肉体。
当代家德勒兹和居塔里以"欲望生产"的理论，为当代人描绘出一幅新的生存图景：欲望和任何生产一样，创造现实、人的存在的世界。人成为欲望的主体，获得了不仅在对外部环境关系上，而且在对自己固有本性关系上的生存方式。"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都是由性力比多决定的。"欲望生产"既把人的欲望，也把物质生产实践非理性化。"欲望生产"在甚至后现代社会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器官的躯体"及其衔接部分的主体。欲望首先是生存的欲望、行动的创造的欲望，然而欲望同时也是死亡、停止的欲望，这就导致了无器官的躯体的产生，不仅人的躯体有着一种欲望，同样社会生产中也有一种无器官的躯体，它不断地产生专制制度、资本剥削、拜金主义这些"躯体"。人的"欲望生产"在个体、和社会方面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人是一种无意识的欲望主体，在实现自身的可能性时，无意识地"消耗"着，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社会参数。
四，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现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工作平台。
"身体"的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塑型，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正好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
应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盛典和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他者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的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画出来。但是，具体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并真正有独到见解的当数布希亚德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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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就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90年代文化研究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使90年代的人比80年代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
一，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和媒体谎言。
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希亚德（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布希亚德声称，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象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人类进入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面对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面对各种意图使人们去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持续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逐渐滋生一种对立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此消失了，各个阶级、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符号世界的虚空由此而烈。
当然，就积极意义而言，传媒在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样的形式。我以为，拒绝传媒是愚蠢的，然而，同时又必须看到，大众传播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又在不断地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大众传播的播出的单向度属性，是一种"无回应"缺乏反馈的话语输出，但是其自由选择模式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实质。同时，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当今世界通过镜头组接以后的弥天大谎层出不穷，甚至电脑特技的制造的真实的谎言或虚假的真实比比皆是。于是，媒体不断地造成各种"热点"和"事端"，媒体成为当代价值的命名者和人生指南--在制造虚假和谎言的同时，不断地塞给人们虚假的幸福感和存在感。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媒体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超文本"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尤其是在多媒体电脑加工的文化品，更日益成为成为沟通中的"绝缘体"。传媒在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化"有家庭化，导致了传媒的全球化倾向。从此，"超美学"成为后时代的审美原则，即美学已渗透到了、、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着导致一书判断的丧失，和市场标准的丧失--漫天要价使得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了一种"价值的疯狂"。
在我看来，布希亚德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代理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而已。
二，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
当代理论家莱斯理·斯克莱尔在近来发表的重要文章《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三世界的大众媒体问题。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正适于着手研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一研究是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的。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如果允许美国或者西方对文化的控制，那么它显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主要有几种层面。即认为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种高级的专业活动；认为在它在不同的国家有非常不同的过程，在国家间模式的差异要比全球的模式要更重要；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和媒体力量，它抵消了美国的文化商品的外部影响；认为美国的媒体既可以阻碍国家的独立也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身的同义语。这样，资本主义的重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化，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正是它的基本逻辑。但是把文化媒体帝国主义与美国甚或美帝国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神秘化误区，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影响能被屏蔽，那么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就会终结。
在我看来，这些看法无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对全球传媒运作和控制。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
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偏颇的，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传媒的"反霸权空间"。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费主义才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这样提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之一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三，全球话语中的传播。
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 中强调：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就其社会和生态后果来说，技术理性似乎也并不那么合理，哪怕技术理性和人类福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作为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其次，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活动的中心；再次，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最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如果给它一个积极的伪装，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 中进一步指出，后殖民的抱负在于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全球化，其策略在于：把中心地带的欧美文化批评的那些问题和思想取向扩展到全球范围；把以往处于的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文化批评中来，它们现在要求能够在中心听到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后殖民的宗旨是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之遗产的"二元主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出各个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和偶然性。如果说后殖民话语的语言标志着它的意识形态取向，杂交性所产生的矛盾则表现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内的定位，不管后殖民知识分子如何强调定位的杂交性和可置换性，不同的位置在权力结构中并非全都处于平等地位。在后殖民话语中，当前的全球状态仅仅表现为第三世界出身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认识论规划，它按照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构造世界，这不是无权者而是新权贵的表现。而在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中，利用当代传媒可以说是后殖民知识分子扩展自己的话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理解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象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困扰思想者的当代前沿学术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问题。对此，应该承认："高度现代化下的自我并非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在广大的安全领域中，它是有时以微妙，有时一赤裸裸的激荡方式与泛化的焦虑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的情感，可能会与对一定形式的社会和技术机构的可靠性信任一起，混在个体的经验中"。 可以说，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当今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后现代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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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思想者的传媒剖析，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有可能从文化的表层进入一种有深度意义的发掘之中。停留在传媒批判的"世界一体化"和"欲望膨胀化"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层分析传媒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内在关系，分析当代传媒在消解理想而张扬消费主义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进而剥离大众传媒在消解政治、文化神话的同时所塑形的金钱神话的实质，使人生意义失落的真相显现出来。
后现代性信息社会，具有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价值的多元相对化，传媒的消费性和隐性霸权，时尚趣味的游离不定，别出心裁的自我表演，影视无节制的集体偷窥欲望，爆炒社会和文艺明星花边新闻，时髦效应主导社会价值的取向，无节制的集体模仿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日益明显并失范，而且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趋势。
一，媒体与权力话语的关系。
20世纪下半叶，后主义在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时，自己却不期然地成为最具有话语权力的意识形态。今日大众传媒所禀有的意识形态性，使其不再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本质虚伪性，而是不断通过极为便捷的信息通道操纵大众生活并掩盖生活真相。从而将电脑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消费的价值标准强加验所有的社会阶层和个人，以"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匮乏时代唯一闪光的现代神话。
现代传媒塑造虚假的金钱神话和消费的目的，在于使使生活在现实各种压力中的大众，获得一种迷醉和谐的假像，通过复制一个个温馨的金钱神话和现代化神话，使人们忍受当下的精神心理压抑或下岗的苦闷，并把这种受权力和话语支配控制的生活当作自由愉悦的生活，把意识的灌输和强制当作自我自觉的意识，把只重金钱的消费社会所强加于个体的控制误认为是个人的自由必然体现。于是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出现了有利于操纵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使人们逐渐抛弃了超越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丢弃一度拥有的或追求的创造性和个体性，走向迎合潮流、唯新是求地趋向"时尚"。因此，研究大众传媒必须回到文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上来，才能切实地进入对文化的意识权力话语的分析批判。
随着"精化"的衰败，大众文化全面控制整个文化界面。当过去那种形而上的乌托邦无济于世，那种狂热的神话在现实中露出了非人化的面目时，意识形态开始转型，即由政治意识形态转向科技意识形态，再转为金钱意识形态甚至消费意识形态。于是，金钱和消费的政治化与意识权力中心化一经生产出来，就开始寻求并俘虏自己的理解者，使任何抛弃旧有意识话语而认同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现代人，通过电视和广告不断强化和固化，将生活阐释成当代消费意识形态的形象解读。这种将外在的要求性变成为内在的主动性的过程，成为一个极有遮蔽性的当代问题。
二，现代广告的"沉重肉身"。
现代传媒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影视和广告等具体形式上。现代生活离不开广告，以至于美国一个16岁的儿童，已经受到了10万条广告的冲击。但是，对广告的负面效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影视广告在制造神话的同时，使生活的压抑扩散成贫与富、奢靡与饥馁对应的新冲击波，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解读则必然使不同消费阶层的差异和冲突明晰化，使人类共同富裕的承诺在当下的消费巨大反差中，演绎成一种钱就是权的世界人生分裂冲突的对峙图景。而这消费至上所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却不期然地被的超前消费性生活包装所掩盖，在国际和国内问题成堆的今天，影视娱乐与传媒广告却无视这些一触即发的问题，甚至掩盖这些问题，从而呈现不出任何时代的症候。当然，影视广告也许恰恰恰相反在以这种拒斥意识话语的方式呈现意识形态。它所渲染的生活成为与周围事物隔绝的产物，它同周遭人事相分离，钻进自己的价值空隙。然而却又在"语言的垃圾"中不断间接地提到这些周围事物。
于是，人们看广告似乎常常觉得效果"正相反"，上面吹得天花乱坠的同它实际上指涉的东西恰好正相反。"问题"正是在其"没有说出的话"中无意透露的。现代某些传媒广告在许诺人世间温情时又显示出赤裸裸的钱权交易性。这种表面热闹的画面其本质是将虚设和冷漠作为其性格牲，其外热内冷的冷漠性表征出现代社会意识话语的冷漠性，并以其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反差显示了空隙的界限。这表明意识话语同真实的冲突关系，从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断消解，据此揭开了传媒本身所固有的欺骗性，当消费的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时，人们一旦误认为钱是正常的唯一意义所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
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当代人在欲望肉身对精神的"翻身"中，以大奇大怪的形式去变态地表现那不可自抑的感觉之流。由传媒所代表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漂浮。
三，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
在传媒所掀起的"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中，整个文化精神改观了：消解形而上的意义而张扬身体欲望，反对永恒乌托邦而酷好当下生命状态，弃置精神价值而嗜谈原始本能。大众文化在传媒广告的牵引下，已经从文化的价值层面向游戏层面回溯：由文化批判而形式结构，由形式结构布直觉表现，由直觉表现而对象摹仿。这种精神价值的转型标明人的精神世界已经被消费意识和虚无主义所填充。
在对个体日益增长的压力下，人们只好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身体，而对"未来希望"之类的东西将信将疑，那种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怀为失落之心和现实之困所取代。而流行文化反过来强调了这种现世生活的世俗合法性，于是，流行借助传媒开始了轻浅谑浪的"侃"的文字游戏人生和世界，去掉了人们所剩无几的价值关怀，使生命升华之境开始错位，使无聊的"肥皂剧"统管了人们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代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和稳定的趣味情怀，怂恿不健全的好奇心和发财路径，在广告化的生活场景中泛滥媚俗的人生喟叹和唯功利的个人胸襟。而正常的文化批判被无批判的吹捧所淹没，追求一时的出名或生财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短期效应"的全部目的。
无疑，传媒所代表的新的意识形态有着很强的浸蚀性。它在给人们感官刺激中不知不觉地"洗脑"。然而，在其影响下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似乎又走上玩世主义的新迷途，即在思想观念上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在生活趣味上则是超新逐俗的精神矮化。于是对理想的非难和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成为今日的时髦，否定精神信念而刺激感官享乐成为不少传媒的"动情点"。我不认为这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不管它是打着什么样的"现代化"或"后现代性"的标识。
如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压抑人类精神是值得珍视的那部分潜能的状况。在这个张扬形式而压缩内容，热衷能指而消解所指（意义）的时代，一切误导都迅速地通过传媒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这种文化生产的链条不同于往昔，它已由局部范围的方式变为全球文化的扩张，这种芜杂的信息和资讯传播的全球渗透，使电视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成为个人消费和对未来策划的意识塑形，从而使媒介甚至广告形式都可以独立地复制主流意识形态。大众传播与意识权力互渗互谋，目的在于出售现代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观念体系，复制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种种生产关系。于是人与传媒互相刺激：媒介生产人的欲望，充满欲望失对广告加以新的诠释。这样意识圈与经济圈所构成恶性循环，使人被牢牢地编入广告与行销体系的运转逻辑之中。
因此，在今天，有必要更进一层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新意识形态属性，使人们重新禀有批判意识和自由意识，并更深一层地透过消费主义和玩世主义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理想和价值关怀。
四，幻觉剧场与名牌。
沉醉在传媒"类象"构成的"幻觉剧场"中是危险的，同样，在"话语膨胀"中抛弃精神价值和本真情怀，只认同金钱带来的快感，而使文化日渐向日常生活话语靠近，同样是危险的。
传媒生产的幻觉剧场。90年代传媒危机是总体性的，不仅在节目的发送方式和接收方式上，而且在艺术观念、审美心态上都已生产"幻觉剧场"为目的。艺术这一以个性对抗共性，以自由对抗法则的精灵，却在日益精密化、化、信息化的社会中被技术化和程度化了，从而使艺术的独立不羁的个性和自由精神被剥离并同一在社会传媒的总体性过程中。这种遭到同化的"文化"和大众传媒反过来操纵了当代人生活体验，并逐步纳入了市场的轨道，使生命体验连带人的心性情怀也打上了商品的烙印。
在文字逐渐为镜头画面取代，在阅读逐渐为凝视电视所转换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离画面对去从独特的角度去看和听，并透过表面看到深层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人只有一种看的方式，那就是电视镜头提供给你看的方式。而且，这种看的方式是编排定的甚至不掺杂情感的。广而言之，这个信息迭加的时代，电脑多媒体、电视机、报刊杂志将成为成千上万的信息强制地塞入每个大脑。在市场的制约下，"化大众"的深度模式已被"大众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采编播人员不断根据大众需要推出千篇一律的实用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的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用动脑筋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批判和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世界的反省。
如今，大众看世界的方式凝固为屏幕的"窗口"，凡是上面播出的就立即家喻户晓，凡是上面找不到踪影的则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无疑，这种获取信息的类像化、狭窄化、幻觉化，使商品市场经济导演的文化观、价值观趋同化。这一循环态势意味着"平面化时代"正在到来。因为，被媒体所聚焦则成为名人、名流、明星，而不被其关注，则有等于无。市场和传媒已成为存在与不存在、名与不名的场所和价值尺度。炒文化终于使文化中最可贵的"超越性"、"可能性"变成了"享受性"和"现世性"。
名牌的大众时代。文化传媒空间使人们乐意生活在一个虚拟空间，这使当今社会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人际关系和真实身份，而在虚幻的自我身份想象中以"追"名人和名牌为"时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价值，而是在购买名牌商品时所体会到了出人头地的满足感和心理幻象，是以一种社会权力方式对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编码。人们在对"暴富起来"的想象性自我想象时，被这种文化商品或商品文化金色包装所"震惊"。这种心理的失重使其立即放弃了原有的价值尺度，进而仅仅认同这种名牌的中心化品质。
消费主义风行使超前消费日益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塑形转成为时尚的包装和营销，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经过名牌式的广告包装，就有被大众遗忘的危险。传媒的包装术，在明星的私生活、文稿拍卖与竞价的新闻镜头、作品发行之前的"炒新闻"的策略，甚至笔墨官司直到法庭裁决等等，更是有意制造"热点"，刺激新的偶像"炒卖点"。于是，这个世界在镜头过度曝光中成为"太透明"时，人们便在目不暇接的明星图像晕眩中，丧失了判断力。于是，"跟着潮流，别落下"，已然成为当今追逐时髦的新一代的心理和精神写照。可以说，传媒正是在"造星"和"追星"的现代幻象剧场中，前所未有地"变态"地运行着。
当然，电视及其传播系统本身是中性的，与意义无涉，但电视内容和电视播出与消费的方式却关涉意义与价值问题。出问题的不是传媒本身，而是操作传媒的人。当电视热衷于事件表面的喧哗和广告的竞相角逐（甚至数亿元的竞标）时，价值判断和意义本位却日益萎缩。传媒在以画面刺激人的感官时，成功地瓦解了意义以及对意义的追寻和反思。意义的失落是大众媒体溶解消散作用的负面效应，即拒斥深度意义，增强享乐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于是，在意义消隐的终点，是一个正在到来的"大众时代"（the massage）。这个大众时代是一个以反思和情怀为"多事"的时代，它通过电视只看社会的日常景观和暴力场面，却不问这景观预示着什么？这一场面掩盖或暗示了什么？
人们前所未有地面临视屏取代书本"无纸时代"的迅速到来。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平息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在"炒文化"的信息盲目迭加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和创伤，使其遗忘竞争生活的严峻性以及经济动荡中"思考"的重要性。于是，今天的知识成为了电视的知识竞赛的周末表演版，今天的大众趣味是在无目的的"忙碌"中获取流行的"文化快餐"。当人们已经在消费主义潮流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钱"而不是精神时，感到扭曲的是知识者而不是的自己时，传媒的消费和消解功能就成功地实现了。
面对这种欲望和话语暴力，已经有学者在面对并思考"全球化的陷阱"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将全球各国纳入到统一形成全新的文化结构，民族国家体制正经受的政治的严峻考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和政党等，都将产生空前的断裂。当然，文化尤其是大众传媒，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同样将日益丧失其文化的独特身份，而走向的一种世界性。我以为，这并不可怕，走回头路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全面进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人类新生活的支撑点。人类只能在新的道路上发现自己的问题，寻找自己文化的根，清理欲望和暴力的根源并加以揭底，从而超越全球化所带来的平面化和类同化弊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理性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追问总体生命的价值归依何处？仍得追问传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与人的沟通和对话何以可能？追问当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样现实塑形与自我塑形？追问大众传播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迈上"化大众"的新境界。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无疑有其现实土壤和阐释接受者，这是不可忽略的。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媒体尤其是卫视，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因此大众媒体在今日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全盘接受其所有正负面效应，相反，作为反思理论者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追求，其超越性思维和批判性眼光是十分重要的。对大众文化绝不能不加分析的完全拥抱，批判的品格就在于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完全合二为一，而是要保持相当距离。距离正是产生正确辨识的可能性前提，丧失了距离只可能得到痛苦和谬误。因而，对大众文化，我在"同情的理解"和对其现实合法性加以肯定的前提下，对其负面效应给予审理和批评，使其在公共空间的正当合理交流中，具有自身真切的现实合法性。
我想，听一听安东尼·吉登斯的言述不无意义："我们返回到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而得以集中起来的自我认同问题。由于收到现代性抽象系统的深入渗透，自我和身体变成了多种多样的新生活方式选择的落脚点。就其受现代性的核心观点支配的程度而论，自我的投射还仍是一种受控制的自我，它只是受一种’可信性’的道德所引导的。然而，正如其所关心的一样，对于最亲密的人的感受性来说，这一投射九变成了朝向一种对日常生活重新道德化的一个根本的推力。生活政治在议事日程上的实质问题，集中在整体的人（personhood）和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权力上，而这返回来又与这类自我认同的存在维度相联结。"
后现代后殖民化使当代已经进入消费社会行列，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迅速全球化的传媒霸权中，我们将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公共性空间的丧失，而终究能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