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还乡的引魂之幡——20世纪中国神话学回眸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本站会员 时间:2010-08-13
20世纪被人们称为神话复兴的世纪。在国际上,神话不仅被各国民间文艺学家当作
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加以全面细致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而且在作家文学中经常复活
,不时对世界文坛产生强烈的冲击波。那么,在这个即将逝去的世纪中,神话在的
命运又如何呢?

一、资料发掘:把根留住
20世纪无疑是中国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传统文化
受到了猛烈冲击,许多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文化遗产面临消亡的危险。有鉴于此,中国
的文化精英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尽力抢救、发掘、整理和保存包括神话在内的民间文
学财产。
据有关资料,1903年留日学生蒋观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
物》,是中国的第一篇神话学。此后,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鲁迅、周作人、
章太炎等,相继把“神话”概念作为启蒙新工具,引入到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注:
马昌仪:《中国神话学的一个轮廓》,载《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4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神话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材料,受到了人
们的普遍关注与认真挖掘。特别是以北京大学为发源地的中国民间文学运动,对于
搜集、整理和研究包括神话在内的民间文学资料,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对中国神话资料的发掘,首先是从整理中国丰富的古资料开始的。1905年,夏
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指出:“中国自黄帝以上,包xī@①女娲神农诸帝,其
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注:转引自上书第27页。
)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1920-1924)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以及《中国小
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中的“从神话到神仙传”,比较集中地谈到了中国神话。茅盾
是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奠基人,他1928年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对中国神话资料进行
了系统的清理,认为中国古代的神话材料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或者此北中南三部分
的神话本来都是很美丽伟大,各自成为独立的系统,但不幸均以各种原因而歇灭,至今
三者都存了断片”。(注: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从20年代到抗战爆发以前,一批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中国神话的整理工作,如陈
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黄芝岗《中国的水神》、郑德坤《〈山海经〉及其神话》
等等,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这个时期,以顾颉刚、杨宽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对
中国典籍神话的主要内容和神话人物,进行了扎实细致的考证与辨析,提出了中国上古
神话资料是层累而成的著名论断,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神话资料发掘工作的方向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从文献研究转
向了田野作业。当时,由于日寇的侵略,许多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迁移到西南地
区,使一大批学者有机会接触到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通过田野作业,学者们发
现和记录、保存了一些处在前文字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的神话。这些神话资料的发现,
使中国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展,研究水平也达到空前的高度。其中,像芮逸夫《苗
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他与凌纯声合作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
的《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马长寿的《苗瑶之起源神话》,以及民族学家吴泽霖、陈
国钧、陶云逵、马学良等对少数民族的调查报告,都包含了许多极珍贵的神话资料。
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由于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民族鉴别)的需要,全国各少
数民族地区都开展了社会与文化普查,搜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口传神话。这时期无论是
实施田野作业的地区,还是参加调查的人数,或者是所收集到的神话资料的数量,都远
非三四十年代可比。一些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如云南、贵州等省,印出的民间文学集
多达几十甚至上百种,其中有不少是神话。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神话资料的搜集整理
活动又有一次高潮,这就是编辑全国各地的《民间故事集成》,该活动被列入国家
规划重点项目之一,在文化部门领导和民间文艺学专家的指导下,对全国各地
进行拉网式地普查、采录、整理,并出版了上千本各地民间故事集成的资料本。据1990
年的统计,已经采录出版的民间故事达183万篇。(注:钟敬文:《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民
间文艺事业的新阶段——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务报告》,载《民间文
学》1992年第1期第40页。)其中,又有大量口传神话被发现和记录了下来。
近40年来,中国学者对古籍中神话资料的钩沉与整理,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其中成
绩最为卓著的是袁珂先生,他数十年如一日,从事中国神话资料的校勘、整理、编辑工
作,出版了大量有关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如《中国古代神话》、《中国神话传说词典
》、《中国神话史》、《山海经校注》等等,不少被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外语在国
外出版。
本世纪来,中国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以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古代神话
的宝库,如河南发现的蚌塑中国第一龙,东北发现的红山文化女神庙,湖南出土的汉代
飞衣帛画,云南广西等地的岩画等等,都在中国神话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纵观20世纪中国神话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我们可以发现:没有哪个时代的人们对神
话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没有哪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学者参与神话资料的发掘与整
理工作,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神话热”呢?这恐怕与中国20世纪
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有关。在这个世纪,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向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转变,中华民族面临的挑战,更需要以神话这个“根”来凝聚整个民族的
精神。一个民族,如果“失掉了神话,不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
德灾难。”(注:容格:《集体无意识和原型》,马士沂译,载《文艺理论译丛》第1辑
。)20世纪中国神话资料搜集整理的巨大成就,代表了国民的心声:留住我们的根!

二、理论研究:期待着旧梦重圆
在中国向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中始终存在着两个突出的情
结:一是对失去了的旧精神家园的眷念;二是对伴随现代化初期而来的精神荒漠的困惑
。为了寻找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对神话这个民族精神的源头,进行了由浅入深的
理论研究。
20世纪是中国现代神话学从创建到形成相当规模的时期。据马昌仪先生的意见,现
代中国神话学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1.萌芽阶段(1903-1923)。这20年间西方神话学
传入我国,特别是人类学派神话学家安德烈·兰、泰勒、弗雷泽的神话理论,以及以今
证古的研究方法,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武器。2.奠基阶段(1923-1937)。这时
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至今仍有影响的著作与,奠定了神话学的学科基础。3.拓展
阶段(1937-40年代末)。由于抗战爆发,一大批学者随所在大学或研究机关迁到西南后
方,他们将田野作业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相结合,大大拓宽了中国神话学的视野,提高
了研究水平。4.低谷阶段(50年代—70年代),此时虽资料搜集工作成绩不小,但理论
研究上受庸俗社会学和极左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总体上无多大进展。5.新的发展阶段(
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神话学生气勃勃。老一代神话学家时有新
作,新起的中青年学者不断脱颖而出,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流派此起彼伏,成果累累
。(注: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载《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笔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神话学,按不同研究目的与方法,可以分为四个主要流派


(一)人类学的神话学
文化人类学是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门显学,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
烈·兰等大师。他们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解释人类文化的起源、与演变,提
供了有力的武器。神话作为人类早期的精神遗产,一直是人类学家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
之一。
在神话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学的神话学派在中国似乎一直处于主流话
语的地位。其研究特点,是以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比较方法为指导,来将中国神话赖以
形成的文化背景复原,达到揭示神话本来意义的目的。这个流派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早期有茅盾的《中国神话ABC》(1928),闻一多的《伏羲考》(1942);
近期的有学者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及信仰》(1987),萧
兵的《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英雄神话比较研究》(1989),等等。

(二)学的神话学
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以学方法为主,通过对古代典籍中神话资料的发掘、校勘
、辨伪,再参照其它学科的成就,揭示中国典籍所载史前神话人物出现的顺序,目的是
还原中国史前史的真相。它以30年代的“古史辨”派为代表,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是以
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1924-1941年间出版的七册《古史辨》,考究了上古一些重
要人物(从三皇到燧人、伏羲、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鲧、禹等)的神奇
事迹,以及这些事迹在史书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得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这样一个
惊人结论,断言夏以前的古史都是神话,不是史实。他们的研究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来说
,是一场划时代的革命。
除了“古史辨”派外,从史学角度研究神话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徐旭生《中国古
史的传说时代》(1943),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1961),等等。
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经过历史学神话学派的研究,使中国上古神话资料的混乱状
态大为改观。他们在方法论上表现的鲜明中国特色,为建设中国神话学的独特体系做出
了贡献。

(三)民族学的神话学
中国的民族学开创于20年代,对中国民族学发展影响较大的,一是蔡和森、吕振羽
、杨堃、林耀华等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是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
功能主义民族学。这两个学派的共同特点,是重视田野调查作业。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
家,为了解决有关民族工作的一系列问题,如民族识别、各民族的社会性质与形态、不
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各民族族源、族属以及他们之间的历史关系等等,民族学家们开展
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对少数民族的神话的记录和研究。
开展少数民族神话的调查与研究,在中国神话学的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
)、各民族中发现了大量的神话资料,使中国神话学的视野大大拓宽。(二)通过对少
数民族神话(特别是“活”态神话)的研究,使得中国神话学一扫时间的障碍,从“过
去”之学变成了真正的学问。

(四)文艺学的神话学
神话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学,也是后世文学作品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正如鲁迅所言
:“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
亦然。”(注:《鲁迅全集》第八卷315页。)神话不仅为作家的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营养,它还提供了种种概念和模式,使得批评家们能够用它们来释读某些特殊的文学作
品。
本世纪以来,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在西方勃然而兴,不仅使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
进一步深化,而且直接推动了文学创作手法的发展。在中国,神话—原型批评作为一种
新的方法,近15年来在文艺批评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对一些古典文学经典(如《
诗经》、《楚辞》)的研究,到对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女
神》、曹禺的《雷雨》、沈从文的《边城》等等)的阐释;直到对当代文学作品(如韩
少功的《爸爸爸》、柯云路《人体一宇宙学》三部曲、张承志《北方的河》、莫言的《
红高梁》)、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新都市文学)的辨析,都有人运用神话—原型批评
方法进行分析,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加拿大著名学者弗莱指出:“文学从原始文学到自我意识文学的过程,显示出
诗人的注意力,逐渐从叙述价值转向意义价值。”(注:弗莱:《文学的原型》,载《
神话与文学》,(美)约翰·维克雷编,潘国庆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56
页。)作家文学是一种具有自觉意识的创作,文学家在创作时,越来越重视作品中所包
含的思想意义,这些意义不是以的抽象方式来表述,而是寄寓在一些具体的情节与
形象之中。因此,如何从作品中发现并解读其意义,尤其是作品中那些神话原型和故事
模式的意义,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在当代,一些文学家以文化的理论为
指导,有意义地进行种种文本实验,对此,如果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神话学)知识了
解不够,显然不利于文艺批评的深入。
的神话学研究,除了上述四个主要的领域外,还有其它一些方面军。这种从众
多领域对神话不约而同的关注,表明了人们对神话学理论研究在重建民族精神家园中可
以发挥独特作用的共识。

三、文学创作:让血脉再相连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着社会转型的阵痛时刻,文
学也经历了上最剧烈的变革。在痛苦的蜕变过程中,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初
庇荫之地,很地成为作家们的思想武库与灵感源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神话始
终是一股有着深层影响的有力潜流。
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的神话化倾向,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新时期文学,经历了由
盛到衰,又由衰到盛的循环。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艺创作中神话思潮的第一次高峰。当时,新文学运动的骁将
们负有“破”与“立”的双重历史使命:一方面,他们打倒了以文言文为外壳、封建社
会的文化价值观为内核的旧文学传统;另一方面,他们还创建了以白话文为载体,科学
和民主精神为价值标尺的新文学。由于19世纪西方文学中神话化思潮的刺激,更因为新
文化斗士们表达勇猛的反抗精神、热烈的创造激情以及针砭国民劣根性的需要,当时的
一些著名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纷纷采用神话材料。其中,鲁迅和郭沫若是典型的代表

新文学的旗手鲁迅在创作中常常采用神话化素材,特别是《故事新编》中的《补天
》、《奔月》、《铸剑》、《理水》四篇,完全是选取神话题材来进行写作的。在《补
天》中,他通过女娲的创造活动,表现了民族精神中不倦的创造伟力;《奔月》通过羿
的英雄末路,表现了战士在无用武之地时的寂寞与悲凉;《铸剑》讴歌反抗的英雄;《
理水》则赞颂民族的脊梁。他的这些作品,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的“寻根文学”。
郭沫若是一个具有强烈神话意识的诗人。他对古代神话有一种近似宗教般的崇拜,曾说
:“神话是绝好的品,是绝好的诗。”(注:郭沫若:《神话的世界》,《文艺论
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在他的诗歌创作中,随处可见被赋予了浓烈感情色彩的
神话意象,如凤凰、天狗、颛顼、共工等等,他将自己的代表作诗集取名《女神》,反
映了他对神话的情有独钟。
除了鲁迅和郭沫若外,茅盾、周作人、郑振铎、闻一多等人也从各个不同角度,对
神话产生了浓厚兴趣。据有的学者归纳,五四新文学家利用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来进行
创作,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即拯救模式、再生模式和超越模式。(注:胡志毅:《‘
五四’新文学的神话意识及其流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
“五四”以后,仍有一些作家情系神话,如郑振铎借用希腊神话故事写作的一些短
篇小说,沈从文描写湘西风土人情的小说系列,吴祖光的剧本《牛郎织女》、《嫦娥奔
月》等等。其中沈从文小说中运用神话素材的方式,较以前又有发展,他不是简单地采
用、改编或重写某个具体神话的情节或意象,而是另辟蹊径,在诸多民间文化原型的基
础上,进行一种综合性的重构和再造。在故事的表层结构之下,潜藏着集体无意识的原
型。例如有的研究者发现,在《边城》中,就埋藏着求仙原型、难题婚原型和命运原型
,并运用了拟仙、三角和循环三种叙事模式。(注:李继凯:《民间原型的再造——对
沈从文《边城》的原型批评尝试》,载《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4期。)这
种新的运用神话素材方法,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
新时期以来,在神话学研究得到复兴的同时,文学创作中的神话化倾向由衰转盛,
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高潮。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后,“寻根文学
”成为一股热潮。在80年代文学界的寻根潮中,人们将寻根的尽头地追寻到了神话
。正如有的论者所言:“神话原型的颇受关注是新时期小说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80
年代初期中国小说创作陷入了困境,……是神话原型开启了寻根作家的智慧。”(注:
王轻鸣:《新时期小说的神话愿型》,《当代文坛》,1997年第2期,第9页。)
寻根文学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
凹的《古堡》、郑义的《老井》、郑万隆《异乡异闻》等等,随处可见神话的踪迹。在
稍后的先锋小说、家族小说、部落家园小说、少数民族小说与边地小说以及地域文化小
说中,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神话意象——白鹿、黑骏马、老井、红高粱,不仅给作品
中的故事创造了一种神秘的语境,而且往往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画龙点睛。这种对神
话材料的偏爱,以及对民间文化原型的自由运用,表现了当代作家对于传统的自觉意识

神话母题在当代文学中的广泛应用,不是个别作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内在的规
律。从作者方面来看,由于创作活动既是理性行为也是直觉行为,神话作为人类集体无
意识的产物,能够给作家带来意料不到的灵感与启示。正如莫言自述的那样,他只有深
入到的昨天才浮想连翩,写出疯狂和浪漫,一步入现代时,便想象枯涩。从读者方
面来看,作品中的神话原型,能使读者获得一种独特的丰富感与深刻感,内心再次体验
到人类经验的伟大连续性。
文学是国民精神的火光。一篇文学作品,只有表达了一个国家或民族集体的信念与
行为方式,表达了该民族最深处的集体情感,才能得到集体的共鸣,而神话和民俗发掘
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唤配了该种族最深层的记忆和想象,自然更容易拨动读者的心弦。
我们即将跨入新的世纪,当我们回眸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历程时,就发现一个民族
的神话遗产,就象一个甩不掉的文化幽灵。每当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艰难险阻,他
们就会像成人渴望回归子宫一样,不自觉地回到神话中,去寻求新的勇气和力量。
今天,中国仍在通向现代化的漫漫长途上艰苦跋涉,旧的精神乐园已经失去,重建
精神家园的呼唤,正响彻神州。“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民族的奋斗历程
中,它的灵魂要不要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这里指的是创造、进取、勤劳、勇敢
、正义的时代精神。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创造它?”(注:赵永富:《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载《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3期,第37页。)这是摆在所
有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神话是一个民族最早的精神家园,从它在中国20世纪的
命运来看,在未来人类创造新的精神净土的工程中,它必然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牛加羲

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华中师大中文系




作者:陈建宪 [2001-7-24 7: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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