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全程构建

　　论文摘要 目前，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局限于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内容也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对调查报告的适用规则、流程等也未有明确规定。建议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工作前移至案件的侦查阶段，并在立法层面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具体运用规则。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 全程运用

　　社会调查制度，也称品格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审前调查制度、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等，即对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①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如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积极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不断完善之中。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经过多年的有益探索和尝试，社会调查制度渐趋程序化、规范化。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国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相关法律并没有对社会调查的启动阶段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是在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进行的。这也将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遇，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第二，目前的调查报告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项内容，范围不够广泛、项目不够全面、内容不够深入，而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第三，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的结论由检察机关或由青少年事务社工一方作出，而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范，现有的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只是原则地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和方式以及调查报告是否具有品格证据规格都没有规定。此种操作模式无法使法庭“兼听则明”地决定对这些背景材料的采信与取舍，也疏于制衡，难以实现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全程运用的可行性考量

　　由于我国的诉讼模式、司法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刑事诉讼既未实行审判中心主义，也未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奉行的是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实行的是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进行，即在不同诉讼阶段，不同的机关都具有终结诉讼的权力。因此，在这样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有必要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阶段就启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
　　首先，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有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是否有逮捕必要、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等。从犯罪主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直接反映了其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历程、道德品质、个性特点、智力结构、身心状况、家庭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综合分析其犯罪主观方面的原因，进而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从犯罪客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其犯罪情节轻重的重要指标。未成年人的自控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后的行为表现以及平时一贯表现来考察判断其自控能力。此外，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条件，往往也是司法机关判断决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调查报告中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的记录也是司法机关掌握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