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时代寻找县制的活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县制肇始地的秦国，在先秦诸国中更强调“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而秦统一中国后的秦代，则奠定了我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自兹而后，我国就如谭嗣同所言：“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也如毛泽东所言：“百代多行秦政制。”恰恰是这种情形，使县制在发挥了国家统一、政令畅通、历史沿革相续、文化薪火相传等重要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问题。特别是它对地方积极性、主动性的遏制，或者地方一旦坐大，觊觎皇权宝座而引发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类“周期率”问题，更是困扰一个大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正是基于对县制不足的这种反思，有些学者强调要彻底否定郡县制，建立全新的地方管理机构。对此，我只部分地赞同，但对彻底废除郡县制(事实上，郡的称谓和体制早已废除)持保留意见。

    之所以在形式上必须保留县制的管理模式，一是在我国现有的地方建制中，县制已然是地方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内容。这是因为县制乃是我国最重要的基层政权。尽管在县之下尚有乡，但无论从文化传统而言，还是从上下联动的关键性而言，作为基层政权的县，比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都显重要。二是在中国历史上，县制已然存在至少2700年，形成我国地方治理的重要文化传统，也在我国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迁沿革中产生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放弃县制形式而在地方治理中再起炉灶、另辟蹊径，除了经济上的得不偿失、文化上的推倒重来之外，在政治上、思想上也很难叫人一时适应。

    然而，县制改革要不要？我看还是必要的。我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就是首先由县级政府的直选而一步步推进的。

    倘若我国县制能朝着这样的方向改革、前行，那么，至少2700年历程的古老县制将会在民治时代再度焕发其勃勃生机，为我国更大、更复杂的组织化交往行为提供全新的管理手段。促使我国作为大国不仅尽快地融入世界体系，而且成为新世界体系建设的主导性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