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的制约因素

　　（一）传统文化的禁锢阻碍了法律作用的发挥
　　首先是“人治”观念的束缚。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究其实质是“人治”文化，权大于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的观念，特权等级观念，重调解轻诉讼的观念，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等传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国民心中，现代法治文化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所坚持的无论尊卑贵贱，均一视同仁的法律标准被摈弃，阻碍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其次是“关系社会”的制约。办事讲关系、靠关系这一中国社会特有的传统在法律领域也未能避免，因为法律是人制定出来的，又由人来执行，所以实践中很难摆脱人的影响。“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人情”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源被运用得游刃有余，具体的法律事件只要经过运作即能达到预期效果，结果致使法律至上，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无从树立。
　　（二）普法教育实效甚微，法治观念未深入人心
　　1986年以来连续实施了6个五年普法规划，从最初的具有启蒙式的扫盲运动开始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说每一次普法目标的提出都是普法工作理念上的一次飞跃。但是由于在普法教育中，主要侧重于义务方面的宣传，侧重于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律条文的灌输，忽视了公民法律意识、法律素质的养成，致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没有确立，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宽容意识等现代公民意识缺乏，法律执行者和操作者的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没有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文化的氛围，法治观念未深入人心，阻滞了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多个层面，不可能一蹴而就。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做到以下三点：
　　（一）加强法治文化的本土化建设
　　从人类法治发展的趋势来看，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的法治重心是促使法治成为一种具有充分正当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第二阶段的法治重心在于固化人们对法治的基本认识及一些经验；第三阶段的法治重心在于扎根现实土壤和实践，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这一阶段的法治，必定是本土性很强的的法治。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只有是本土的，才能为国民所接受，因为只有这样的法治才能切合本国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尽管存在着法律全球化或全球法律化的时代背景，我们的法治文化建设仍然必须对于法律移植而来的国外法律文化加以甄别，通过法律的“本土化”过程将其转变为以当代中国社会为具体场景，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目标，以我们的基本国情为条件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二）重视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要使作为法治主体的全体公民都遵守和服从法律，就必须解决观念上对法律的认可、认同问题，进而内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首先要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弱是法律信仰能否生成的关键性因素。权利是法律的核心要素之一，没有对权利的要求，也就无法产生对法的渴望与追求，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更是无从谈起，更不会产生自觉守法来保障别人权利的意识。其次，要规范权力的运行。法治约束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更是约束和限制公共权力的运行。“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要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就要规范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强化他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的维护法律的权威，接受法律监督和制约，依法行政。只有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激发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才能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才会促成现代法治文化的形成。
　　（三）创新法治文化宣传手段
　　从法治的运作环节来讲，法治文化建设是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体现。法制宣传教育是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活动之一，创新法治文化的宣传手段，增强法治文化的感染力。首先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开设法制专题讲座，法律咨询，利用知识竞赛、播放专题片、征文等形式及时宣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以案例分析的形式传播法律知识。其次借助新兴媒体强化法治文化的宣传效果，利用电子显示屏、手机短信、网络等现代传播载体，扩大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最后注重发挥法制书刊的教育引导作用，向群众免费提供法治类书籍，不断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支撑、智力支持与观念保障，体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地快速发展。它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基础、以先进文化为导向、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必将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