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让菲律宾美式民主蒙羞？

　　独裁统治还让错失一次又一次的保持经济增长的大好机遇。20世纪60年代初期，第一波产业转移浪潮，菲律宾原可凭借其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出口替代工业。然而，菲律宾政府却继续固守和保护发展本国日趋饱和的进口替代工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第二波产业转移浪潮，许多东南亚国家抓住时机，相继颁布有关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与法令，推动了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菲律宾虽然也颁布相似政策，但马科斯政府工作的着重点并不是发展外向工业，而是继续扶植其朋党控制的进口替代工业部门，因而丧失了利用国际资本转移的第二次机遇。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因日元、韩圆、台湾新台币对美元升值等原因而引发的“亚太资本”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的第三波产业转移浪潮，又因菲律宾国内政局动荡、治安紊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开放政策执行不力，政府效率低下等原因再一次被错失。痛失良机的主要原因是以垄断为特征、依靠政府特权经营的进口替代部门背后的菲国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拦，更是因为没有民主的博弈，使得其体制内部无法形成可以算得上改革派的政治势力和派别，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政策的顺利转型，而正确、有远见的意见当然不可能真正地被采纳。
　　为了维护独裁统治，马科斯不得不依靠军队。而在实行军管后，军队成为管理政权、治理国家的核心支柱。为笼络军队，马科斯不断扩军并大施恩惠。1972年到1981年间，国防预算从3600万美元增加到86，300万美元，增长了613倍，陆、海、空三军加上国家警察军，国军的总兵力从56，300人增加到156，300人，以219倍的速度扩大。为确保所有高级军官对他的忠诚，他下令所有将军和65名上校军官定期琢加政治集训班，把“忠君思想”作为主训课、必修课和考核课。利用乡土观念，在三军及保安部队中提拔的将军级官员90%都是他家乡依罗戈人。外省人私下讽刺道：“要在马科斯的天下做高官并不难。只要找个依罗戈老婆，生个依罗戈孩子就成。”军人的地位和待遇比其它职业高出不少，甚至允许军人经商从中牟利。这样，菲国的军队尝到了政治权力的滋味，同时高级军官成为国营或马科斯家族及其亲信的公司的头目，这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利益。对菲国民主政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凭借自身的武力特性随时对政局产生影响。而各种政治力量和政党处于利己目的，随意践踏民主和法律，常常寻求于强大而又没有完全职业化的军方支持。频发的军事政变似乎已经成为菲律宾民主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独裁政权“稳定”表象之下的社会断裂。独裁政权依靠军队、感恩戴德的朋党和专业集团一党独大建立了专制统治，社会矛盾和政府的失能都在“稳定”和“发展”中被掩盖起来了。1960-1970年期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1%，1970-1976年期间为6.3%，1973-1979年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曾达创记录的6.9%，经济增长率高于联合国规定的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标准。然而，主要依靠债务和垄断维持的增长的可持续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增长势头连年下降。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经济衰退所引发的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下跌全面恶化了菲律宾的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马科斯终于撑不住了。以1983年8月阿基诺被暗杀事件为导火索点燃起了菲律宾国内对马科斯的强烈不满，经济、社会和政治陷入动荡。1984-1986年菲律宾积重难返的经济和失败的工业化模式全面崩溃，1984、1985两年经济增长率均跌为-7.3%，198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50%。1986年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运动一举把马科斯赶下台。“强统治”之下的“稳定”与“团结”，正好比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坍塌起来居然是如此之快！
　　后马科斯民主政治的艰难与反思
　　菲律宾在经历马科斯21年的独裁统治后，民主政治发展一落千丈，要想恢复昔日的风采殊为不易。马科斯的独裁统治与西班牙、美国的殖民统治一样均对菲律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有诸多深刻的教训的值得世人的反思。
　　首先，独裁的阴影不会随马斯科的下台而消失。马科斯残留着他统治菲律宾达25年之久的痕迹。许多街进、公园、政府大楼、医院、学校，甚至城镇都是用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命名以及学校使用的旧教科书上有许多为马科斯歌功颂德的内容，甚至把他同耶稣基督和穆斯林真主穆罕穆德相提并论，并称他为“菲律宾之父”。许多人要求政府对马科斯统治的这些残留痕迹进行彻底的大清扫，如同二战后东西德彻底扫除纳粹余毒一样。这些支持马科斯的人则谴责政府企图抹杀马科斯的成就，否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阿基诺政权尽管完成了民主政治程序，所恢复的却是较为软弱的自由体制。而关于马斯科地位的争议继续撕裂着菲律宾社会。马斯科独裁统治对菲国家能力的侵蚀及对社会凝聚的瓦解，造成了今天菲律宾持久的政治危机。
　　其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马科斯实行军事管制，军队尝到了政治权力的滋味。军中诸多中高级将领或与他有胞泽之谊，或有提携之恩这种影响直至马科斯下台后仍然存在。再加上军队改革运动的军官在马科斯的下台发挥积极作用，导致军队对政治的这种介入。甚至在1987年通过的新宪法也过高地评价了军队的作用，把其说成是民主制度的保护者，因而助长了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包括军队改革运动在1986-1992年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执政期间以改革为名7次发动哗变。而在2001年叛乱中就任总统的阿罗约，至今至少面临过4 次以上军事政变的威胁。这种政治意识和行动对多党体制的制度化和民主的巩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第三、转型过程中政府和体制内的各党派一直都没有彻底解决好共产党和穆斯林武装等反对运动的对抗。而宗教极端势力和具有跨国背景的恐怖主义等更加深了菲律宾社会的分化。总之，菲律宾的危机是由转型危机、合法性危机、社会分裂危机、国土分裂危机、主权的被侵蚀危机等等综合体现出来的。这些内部冲突不仅意味着国家的体制处于分裂状态，而且说明社会也处于分裂状态，为有野心的军人和政客干预政府提供了机会，这也使国家严重地丧失了民主的资源。
　　最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在菲律宾留下了一个烂堆子，埋下了种种社会、政治、经济隐患，使菲律宾成为一个有着太多矛盾、问题和冲突的国家。独立后，每一位总统都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头痛的经济问题，棘手的土地问题，难以对付的南方穆斯林问题和地方政治寡头问题；政府机制暴露了贪污腐化，行政缺乏效率，裙带关系，政治暴力与欺骗等弊端。国家经济基础脆弱，而政治基础又狭隘。社会的整合是分散的、集团的、帮派的，靠对立面或几个庇护人来维持，而非内在的全国性的整合。
　　马科斯的独裁统治更是让原来已矛盾此起彼伏的菲律宾更是雪上加霜！尽管殖民主义者走了，马科斯的被废黜了，结束菲国社会继续畸变，但并未改变原来社会结构，也没有解决那些导致经济与政治机构陷入危机的问题。接替他的新政府继承了同样的基本政治经济、同样的社会传统以及财富与政治权力的联系。因此，在菲律宾的社会经济结构、所有制关系、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等深层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上，都有待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又是民主政治所无能为力的，从这点上说，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但马科斯的独裁统治警示世人，没有民主的社会只会让这个原本畸形社会更加畸形。这就是说，尽管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如是观之，原来真正让菲律宾民主蒙羞是殖民主义与马科斯的独裁！应该看到的是，这不是民主自身的错，更不能因此而否认民主的普世价值，也就没有“条件不适宜”的问题。
　　不过，欧洲学者弗劳利安·康马斯和尤迪特·施塔波丝在他们合着的《亚洲挑战世界：新亚洲》一书中指出：“民主作为一种理想的方案，是要以人人平等为前提条件的。”而菲律宾持续加剧的贫富悬殊必然使其民主政治的平等流于形式。所以菲律宾民主政治史给世人的启示是，没有经济社会革命，就没有平等，也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动荡、分裂的社会，家庭政治与庇护-扈从关系关系肯定会大行其道，而民主政治所需要自由、独立、平等和法治却变成稀少与珍贵，这样的选举只能是“3G”式选举，即枪（GUN）、暴徒（GOON）与黄金（GOLD）。
　　因此，吴稼祥先生在思考菲律宾民主政治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独裁政治的一个亘古不变的悖论是，独裁的消极后果，只有独裁才可以消除。自由的最大悖论是，必须允许反自由的主张来反对自己。菲律宾就是这两个悖论的牺牲品。”综观全文对吴先生这句话需要再补充一下的是，殖民与独裁的消极后果，只有通过威权政治方式才可以消除。而威权政治的后果却是加剧贫富及社会的分化、动荡，甚至溃败！正是这种悖论导致了菲律宾美式民主的蒙羞，这也解释了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走向民主政治面临或多或少类似的困境。因此，解决菲律宾等国民主政治所面临的矛盾与冲突唯一可行是马克思式的社会革命基础上的洛克式民主政治，这可能是引导世界变革的一条真正的第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