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地震预报的制度漏洞

　　决策程序抑制预报水平发挥
　　地震预报正处于尴尬境地，成功和辉煌只存在于故纸堆中。波川地震后，地震预报工作者更是深受打击。一些老同志纷纷表示有愧当年周总理的嘱托。
　　对于这一局面，孙士鋐认为是地震预报本身的技术问题：“当前不管是什么手段和方法都存在大量虚报和漏报，有实效的减灾预报很少。”
　　据统计，目前我国地震预测的成功率为：趋势预测，即中长期预测，25％；短临预测10％，而最为重要的7级以上地震的短临预测，成功率仅5％左右。
　　汪成民认为，当下最紧急的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地震预测的决策程序，其现状使地震预报应有的水平难以发挥出来。
　　汪成民还没退休时，就找到钱学森汇报自己的想法。“钱老当时在搞863计划，就让我申请了一个课题，叫地震预报智能决策系统。”从1992年到2003年，汪成民和一批从事地震预测的老专家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运行实验。他们综合研究多种震兆信息的相互关系，依靠多年地震预报的丰富经验和自己的方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
　　课题组一共做了五期实验，除了没有对外的前两期实验外，后三期采用和地震局一样的素材和资料，在没有任何技术改造的情况下，将地震预测的成功率提高了2-4倍。
　　其中第五期，即2001到2003年间全国发生的12次较大地震中，他们取得了8次较成功的预测，成功率达到66%。
　　“这个结果是地震局认可、科技部盖章的，我非常理直气壮地说，现在的地震预报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只要改变决策程序和思维方式就能有很大的改变。”
　　干吗要害怕告诉群众
　　如何改变？汪成民几乎将现有的预报程序完全推倒。
　　从地震预测之后的第下步震情会商制度开始）汪成民就颇不以为然。
　　“会商既不研究也不讨论，开个会，处理几十个意见，很快就完了。”他敲着桌子说，“过去都是领导亲自过问，专家下去调查，预报者汇报，好几次直接把汇报者请进中南海。”
　　另一个重要问题，汪成民认为，会商、评审的专家用人机制有问题，这批人被他认为是不了解情况且没有实践经验。而投票表决，更被江成民认为是地震预报决策制度中的不负责任之举。
　　“把一个生死攸关的严肃科学问题变成机械的投票行为，这是打着群众路线的旗号推卸责任，找一批人共同承担风险。以前都是由领导最后拍板决策。”他说，“地震预报是根据经验判别，带有很多个性因素，不能用投票的办法。”
　　再者，在预报速度和公开度方面，汪成民说，短临预报必须要像作战，以最快速度反应。
“汶川地震后三次余震，我把预测信息报给地震局，他们走程序都走不过来。我们第一天报第二天就发生余震了。但地震局还要转给领导召开会议研究，然后决策，没有三五天怎么行？过去都是短临预报情况不过夜！严重的都是当场拍板。”
　　省级以上政府才有发布预报的权力同样被认为过于刻板。汪成民说：“过去在紧急情况下，以县为单位可以做决策，青龙奇迹就是证明。决策权抓得越高越麻烦。”
　　孙士鋐对此持赞同意见：“在特殊情况下，县一级发布更灵活，面小一些，风险也小一些。”
但对于中长期预报的公开程度，二人意见不尽相同。孙士鋐认为公开的话有利有弊，而汪成民认为，“既然要动员群众群测群防，信息越早公布越好，尽量取得统一的认识，还是应该告诉群众。干吗要害怕告诉群众呢？”
　　当然，在技术无法精确预测的大背景下，汪成民也不得不承认，地震预报始终面临一个两难选择：漏报还是虚报。对于虚报的担忧普遍存在。不过，他还是认为“冒着虚报的风险换来一次大震的预报成功，肯定是值得的”。
　　在汪成民看来，正是出于担心虚假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导致了本就水平不高的地震预报每况愈下。
　　“如果我们预报到北京，就有人说‘北京那么重要怎么能报’；如果碰到是沙漠就有人说‘咱们大胆报’。现在所有地震预报专家不知道是搞政治还是搞科学。”
　　“但是地震不会因为这个就不发生。”汪成民说，“周总理早就指出过，科学家就是搞科研，不要考虑政治。预测由科学家做，预报由政府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