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死刑制度改革

　　论文摘要：我国的死刑制度，问题颇多，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还存在不合理因素。要改革当前我国的死刑制度，既不能盲目从外，立即从立法上废除死刑或者在司法领域摒弃对死刑的适用，亦不能不顾世界范围内舆论和总体趋势的影响，一味重用死刑，强化对死刑的适用。需要做的，是加速缩减死刑罪名，并在刑法修订中禁止增设新的死刑罪名；应该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调整死刑的适用条件并对其予以严格规范；同时，还应该大幅度减少死刑的执行，运用更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 
　　论文关键词：缩减罪名;适用条件;适用对象 
　　 
　　1 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中国的死刑立法在罪名方面，死罪罪名偏多 
　　1979年刑法虽然开始时只设置了28种死罪，但其后的补充立法又增设了49种死刑罪名，扩大了死刑涉及的社会关系范围，使刑法修订前的死刑罪名已高达77种.虽然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项死刑罪名,但给人感觉却仍是杯水车薪。有学者因此指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其背后潜伏着一种危机，从而希望摒弃重刑、走出困惑、更新观念、限制死刑。虽然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存在着死刑的扩张与限制之争，但是基于“不增不减”的立法思想，刑法分则体系设置的死刑罪名虽较修订前的刑法有所减少，但与保留死刑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位居榜首。 
　　1.2 在死刑的适用条件方面，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设置并未完全对应 
　　有些犯罪性质本身比较“温和”，难以达到极其严重，如传授犯罪方法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罪种，行为本身不带有暴力性，其犯罪性质使死刑对其而言显然是欠妥当之刑，而是过度之刑，其死刑设置背离了罪刑等价。有些罪种如盗窃罪，行为人采取秘密窃取，并未使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对行为方式较为轻缓，尚未至极的罪种设置死刑，至少在犯罪的客观层面上难以体现与具有暴力性质的抢劫罪的区别，背离了刑法公正。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均设置为死刑条件，不利于抑制杀人犯罪，反而可能使行为人进而杀之。正如边沁所言，当两个罪行相联系时，严重之罪应适用严厉之刑，从而使罪犯有可能在较轻阶段停止犯罪，假如一个罪犯盗窃10克郎与盗窃20克郎所受刑罚是同样的，那么只有傻瓜才会少拿而不多拿，对不同之罪的相同之刑经常促使人犯重罪。关于情节问题，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死刑条件是“情节严重”，而情节的递进层次由低到高是“一般”、“严重”和“特别严重”，三者之极才是“特别严重”。情节严重不属于罪之极点，自不应设置极刑。况且，对情节严重适用死刑，对情节特别严重也适用死刑，行为人索性去犯情节特别严重之罪，岂不又徒增了严重犯罪?这种死刑设置既难以预防犯罪，又背离了刑法的公正。 
　　1.3 司法实践中死刑执行人数比较庞大 
　　死刑适用的感性报应、报复甚至威吓色彩极浓，不少案件尤其是雇凶杀人、伤人等暴力案件中被害者仅有1人，却判处数人死刑，死刑超出了报应甚至报复的极限，死刑适用过于感性甚至冲动。此外，死刑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如下一些严重问题：一是一案杀人过多，如某一抢劫案件，起诉到法院的6人中有5人被执行死刑；江西黄涛黑社会性质一案，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就有12人。二是一次性杀人过多，如某一中级法院在元旦前即一次集中执行19人死刑；某一省会城市在某年元旦前后的三日内即执行死刑31人。三是过于强调死刑的威慑力，将死刑执行集中到“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以获得所谓的震慑之效。四是个别司法人员存在着重刑观念甚至死刑优先的思维惯性，如抢劫罪的死刑规定方式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实践中对抢劫罪量刑的时候，只要符合分则规定的八种情形之一，即选择死刑；如果赶上严打期间，死刑立即执行则为优先之选择。五是在执行方法的选择上，重视、多用传统的公开的枪决行刑，漠视、慎用较为人道的相对秘密的注射行刑，甚至在个别地方使行刑方法的选择演绎为一种特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局部的司法腐败。六是对死刑犯的人权尊重不够，个别地方个别时候在死刑执行前将被执行者游街示众，甚至非法攫取死刑犯人器官，侵犯了罪犯的人权，伤害了罪犯家属的感情。 
　　2 改革我国死刑制度的几点建议 
　　2.1 缩减死刑罪名 
　　罪名的缩减是死刑制度改革的首要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刑法设置死罪罪名过多，其缩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实施。为此，有学者提出如下设想：从现在开始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20年左右，需以故意杀人罪为参照标准，借助于结合犯的引入，通过如下整合，将死罪压缩到20种左右：（1）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保留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和投敌叛变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2）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保留劫持航空器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3）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保留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4）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保留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5）废止侵犯财产罪和危害国防利益罪的死刑设置，新增设1种结合犯死罪即抢劫杀人罪；（6）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保留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7）保留贪污罪和贿赂罪的死刑；（8）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中，保留投降罪和军人叛逃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这是在死刑罪名缩减方面需要迈出的最具关键性的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如果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变故，稳定的社会不为社会动荡和战争所冲击，再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即可顺利进入第二阶段。这样，大约在2030年前后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的时候，可在刑法中只保留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废止其他死罪；再经过三五年甚至十年左右的艰苦不懈的努力，随着立法上死刑罪名的缩减，司法领域死刑适用的减少以及随之而引起的人们死刑观念的进化，大约到2040年前后，即可较为顺利地步入第三阶段，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或者在司法上使之悬而不用。 
　　2.2 重置死刑适用条件并对其予以严格规范 
　　作为“罪行极其严重”的具体体现，刑法分则大体上是从犯罪性质、危害结果、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等方面规范死刑个罪标准的，这样的标准与条件无疑应当与总则规范相互应照。但如前所述，分则的规定并未实现与总则的一致，如在以危害结果为死刑适用条件的罪种中，“致人重伤”、“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等等，都难以与人的生命相提并论；在“严重后果”之上还有“特别严重后果”，其极限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以“情节严重”为死刑标准，则忽视了作为极限之“情节特别严重”，且“情节”属概括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在笔者看来，死刑适用条件的分则设置应该以“罪行极其严重”为指导，综合犯罪性质、危害结果、行为手段等因素，全面考虑、协调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