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反家暴培训中若干问题探讨

　　第二，2010年3月9日，兰州市公安局特警窦勇因处置家庭暴力报警而遇害，这一事件的发生使警察们面临着在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时自身安全的问题。
　　遇到上述情况，警察提出“应如何办”？
　　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警察会遇到不能确定的危险，一方面它会导致受害人承受无法绝对预期的伤害，另一方面，它还会导致处置者在不留意的情况下被施暴人施致以无法绝对预期的伤害。因此，对警察家庭暴力案（事）件的培训，应当增加风险意识教育。
　　对于第一种情况，需要提醒警察注意两个问题：首先，取证意识问题，即当茶杯打到施暴人眼眶上时，警察当场就应当向施暴人确认眼眶上的形成过程，且记录在出警记录上，由施暴人签字，此时你的一时疏忽，便会造成日后工作的被动；其次，固定现场证据，即施暴人、被害人以及处警警察三方的位置，及时将茶杯作为证据调取，结合现场位置和茶杯上的指纹、茶杯触碰到施暴人眼眶后掉到地上的走向等综合情况分析，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证明。
　　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可适当借鉴、吸收美国警方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处置每一起家庭暴力案件，都应当进行一定的风险评估——评估过去曾有过的暴力，预测在干预中施暴人、受害人可能出现的情况，考虑警灯/警笛会对嫌疑人情绪激动程度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且在现场处置中，警察尽量将施暴人控制在相对宽阔的地方，避免在卫生间、厨房等相对狭小的地方，还应注意观察现场当事人的情绪，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最好在到达现场前提前做好预案，一定在有同伴的情况下处置一个现场。
　　三、强化责任意识，提升培训效果
　　（一）处理好公权力干预与保护私权的关系，提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自觉性
　　正确认识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的定位，明确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中的责任，是做好公安机关防治家庭暴力工作的基础。而公安机关干预的公权力性，家庭暴力处置中涉及到对各种私权利保护，都是需要公安机关慎重考虑的问题。
　　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是，“公权力来源于私权利，是实现私权利的手段；私权利要有公权利来保障实现，是公权力存在的目的。” 在法律允许的程度内，充分满足受害人对自己生活领域自主权完全行使的要求，尽量不因公权力的依法介入而导致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家庭关系趋于冷漠；当惩罚、预防家庭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的价值与尊重婚姻家庭关系当事人自主权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当施暴人的施暴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进而破坏到整个社会秩序时，国家公权力必然要履行职责，强制某些受害人放弃其对生活领域自主权的选择，以维护更多人的利益是警察义不容辞的责任。警察在干预家庭暴力过程中，须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行为，做到依法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好首次及其后的干预行为，以执政为民为宗旨，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平和、文明、公正为理念，处理好保障人权、惩处违法犯罪的关系，把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与提升公安执法公信力有效融合，提高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自觉性。
　　（二）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用足用好现行法律
　　随着我国法治化程度的加快，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法律调控不断健全，公安部在原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七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修正）、《公安机关治安调解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等，其中对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从总的原则、对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治安案件、因家庭暴力引发的刑事案件的处理作出较为细致的规定。除七部委的规定中直接使用家庭暴力的概念外，其他的法规均从家庭暴力具体行为导致后果的层面作出具体规定。加之《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干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范较为全面，仅在各机构相互合作问题上欠缺相关规范。
通过对现行法律中所规定的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法条归纳集合不难发现，公安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力度在不断加大，在全国尚未出台统一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律规范时，警察应加强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学习，深刻理解法律宗旨所在。对家庭暴力的干预，从立案调查到案件处理、再到惩治和教育施暴者、救助受害者等一系列程序，对于从公民要求的一般救助行为，到处理因家庭暴力导致的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都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适用条件以及处理方式严格、规范进行，不得创制、超越或违背法律的规定。警察一方面需要依法办案，同时在法律框架下考虑受害人的求助需求，本着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用好用足现有法律；提高依法干预的效果。
　　（三）加强与其他机构的协调，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家庭暴力是社会各因素综合形成的问题，属社会综合治理范畴，对该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努力。公安机关在长期的执法工作中与政府组织的其他机构、一些非政府组织以及群众团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加之自身所享有的法律授权和工作性质，在此项工作中确实站在了反家暴公权力干预的第一线，确实起到过连接受害人与各种社会救助机构之间的桥梁作用，这些都是公安机关救助中以法律授权应当做和可以做到的。但桥梁作用无法取代政府其他组织、非政府机构以及群众团体的作用，没有政府在立法、政策、财力、教育等方面的支持，没有相关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等反家暴网络成员共同努力，公安机关仅依职权的法定性和限定，很难取得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与其单打一的独斗，不如发挥公安机关自身有效的协调沟通能力，加大与社区相关组织、基层妇联组织、社区志愿者（心理医生、律师等）、相邻医疗部门的紧密联合，做好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延伸服务，各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积极参与到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将极大减轻警察的压力, 达成对受害人的救助，体现对家庭弱者人权与平等权的尊重。北京警方自2010年3月31日起实行的在派出所设立纠纷调解室，根据警察初步甄别，对属于治安纠纷的，由警察依法处理；对属于民间纠纷的，转至联合接待室，由市民自己挑选的调解员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进行调解；某些家庭暴力危害后果较轻，受害人对施暴人谅解并主动提出且施暴人自我觉悟诚恳悔过（书面谅解、悔过），属于调解范畴，可在警察主持下进行调解。这种民事调解与治安调解一站式服务的做法，一定程度上解决家庭暴力受害人需要跑多次才能解决问题、施暴行为不能及时被矫治的状况，不仅能够有效遏制家庭暴力案件的发生，而且有助于提高介入家庭暴力的正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