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宪法学家的使命
然而，尽管当下的政界、思想界乃至普通民众都接受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并形成基本共识，但通过什么制度、以什么速度来实现，却存在严重分歧。比如有学者倾向于通过借鉴西方的分权政治制度予以实现，政治家则倾向于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予以实现。笔者认为，西方分权政治制度总体体现了西方分散型文化传统，是西方人心智与生活方式的反映，从总体上对其予以借鉴，不能解决中国人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当下“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安排，既体现了中国大一统的文化，也有利于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当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矛盾（即到底民主是主导方面，还是集中是主导方面）是历史性的。另外，有学者总想一蹴而就地实现民主，政治家则倾向于循序渐进地推进。笔者认为，从历史经验看，民主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其发展程度取决于民族建设（强大、统一、有序的国家）与民生建设（核心是经济问题），若没有这两个基础，民主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毫无疑问，国情的这三个基本因素从整体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历史必然性。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仅仅将“中国特色”作为政治口号。其实，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封闭性、差异性是共同体（国家是其形态之一）的本质，因而是绝对的，而开放性、同一性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可以说，不理解“中国特色”，就不可能产生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智慧。
（二）宪法思维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
尽管有不少学科的学者服务于社会的方式是将其理论直接运用于社会，但宪法学家则必须以宪法为媒介，将其理论间接地运用于社会生活，而不能抛开宪法规范径直地运用理论。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家不仅要具备一般学者所具有的理论思维，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宪法思维。本文将宪法思维界定为运用宪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1．宪法思维是法治思维
从价值角度而言，宪法思维以保障人权为核心，同时融合民主与法治的精髓。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法国《人权宣言》认为，凡权利无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正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催生了宪法，宪法中的各项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保障人权服务。因此，是否有效保障人权是衡量一部宪法是否优良的重要指标。甚至可以说，不保障人权、不体现人性尊严的宪法不足以称之为宪法。同样，宪法思维以保障人权为根本目标，是“以人为本”的思维。它从人的角度观察世界、用人的思想思考世界，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转换为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保障人权实现宪法自身的价值。同时，民主和法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两项基本价值。民主即“多数人的统治”，其精髓在于人民是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体现了人民对政治参与的诉求，也是人民作为宪法主体地位的彰显。法治即“法的统治”，它要求“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2}。法治的精髓在于政府受到普遍制定的法律规制。然而，民主与法治又是两个容易被人扭曲的概念，譬如民主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而法治则易成为当权者凭借法律恣意侵犯人权的工具。而宪法思维则将民主与法治的精髓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共同为保障人权服务：宪法思维是民主的思维，它通过制度安排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宪法思维也是法治的思维，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权力的执掌者尊重宪法的极大权威，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在全社会形成遵守宪法、崇敬宪法的良好氛围。可以说，宪法思维既使民主处于法治范围内，又使法治具有深厚的民主基础，并使两者在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宪法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宪法思维是历史思维
宪法思维兼顾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宪法是一个民族传统的积淀。作为主观性范畴的宪法思维，在思维者头脑中形成的过程，就是与传统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作为具有客观性质的宪法思维，在形成过程中，也必然会受外在于思维者的文化背景影响，从而带有传统的烙印。因此，解读宪法，运用宪法思维执政，不可忽略历史的延续性、传统的深刻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唯回溯历史、回顾传统、回归文化，方能全面、透彻地把握宪法。同时，宪法作为法律规范，其主要的指向对象是现实社会关系，而宪法思维毕竟是现时代人的头脑中形成的主观认知，因而现实环境对宪法思维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宪法思维的立足点，在于其赖以存在的现实社会，它关照现实生活以及社会运行实际，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着力点。此外，宪法不仅是传统的产物，不仅以现实世界作为其主要作用场域，而且宪法还关注未来。当代立宪主义的根本精神之一，在于透过主张拉长的时间规范对后代子孙进行规范控制{23}。因此，宪法思维以构筑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为主要目标，以一种长远的未来眼光，注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宪法思维的传统性、现实性与未来性并不是孤立的。它关注不同世代的宪法对话，以宪法为媒介将不同世代的人类利益集合在一起，并进行合理分配。
3．宪法思维是综合思维
宪法思维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综合性思维。其一，宪法思维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思维。宪法植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它主张市场开放、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并为市场运行提供根本性的法律保障。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尊重市场、尊重市场主体，按市场规律办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二，宪法思维是以民主政治为导向的思维。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它以人民主权为逻辑起点，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同时，宪法肯定国家的民主性质，规定国家的民主制度，明确人民的民主权利，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宪法思维要求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人民的意志，并通过合乎民主的方式执政。其三，宪法思维是以宽容文化为导向的思维。宪法不仅是有形的制度，也是无形的文化。宪法是自由民主文化的产物，因而先天地具有浪漫主义文化气质。它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为多元文化的表达和繁荣提供制度空间。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尊重多元文化，努力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文化氛围。其四，宪法思维是以和谐社会为导向的思维。宪法是制宪过程中人民共识的产物，是社会各阶层相互妥协的结果，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渠道。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合理疏导社会矛盾，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安排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
（三）政治智慧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
政治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总称，因此政治智慧是实践智慧（与理论思维相对），受制于人的心智与经验。由于人的心智与经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政治智慧没有统一的理论与固定的形态。尽管如此，但纵观理论家的思考与政治家的实践，我们可以将政治智慧界定为主体通过理论（或信念）改良政治生活的活动，因此是主体处理理论与政治之关系的实践活动。据此，可把政治智慧分解为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主体；二是政治；三是理论。由于政治要求主体正视现实，理论要求主体追求绝对真理，而人的生活要求政治与理论审慎妥协，这就要求学者在两个极端（正视现实与追求真理）之间寻求妥协的技术：表达技艺。因此，在内容上，可以把政治智慧界定为学者在正视现实基础上通过高超的表达技艺，实现理论与政治之间审慎妥协的活动。
1．正视现实是政治智慧的源泉
宪法学家要运用自己的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不仅要有成熟的理论，更须“正视”现实。“正视”要求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区分主观价值与客观存在。对于社会问题，须首先追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来的，并客观评价它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正视”既不等于为现实辩护，也不等于不批判，而是将其作为批判、构建、完善、变革的前提。因此，这样的批判是“睁开眼睛批判”，而不是“闭上眼睛批判”。
“正视”首先是一种为学的方法。它要求我们在批判之前设身处地地理解批判的对象，客观评价它的历史基础、当下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以及在未来历史变迁中，这些基础与条件是否存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唯有如此，才不仅能够确立战略（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终极目标），更能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巧妙灵活地确立、运用“战术”（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具体方法）。因此，作为一种方法，“正视”不是保守守旧、固步自封、原地踏步。相反，它是为了更有的放矢、更富建设性、更具可行性的“批判”。其次，“正视”还是一种为学的态度、一种精神境界。许多政治道路的确立与选择、制度的设计与安排，并不依凭于个人的喜好，绝大多数是某一精英阶层甚至是历史（本质上是所有人的无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凝聚着前人的经验与智慧。从主体上看，“正视”当下政治，就是理解前人的智慧，设身处地地“思前人之所思”，“想前人之所想”，而不是“两耳塞豆”，“思自己之所思”，“想自己之所想”。因此，“正视”在方法上要求理解并超越前人，而不是抛弃，甚至彻底否定前人。这是一种“谦逊”的美德。对于个人，这种美德关乎道德修养与生活品质；对于民族，这种美德关乎社会进步与法治文明（俗话说，“文明源于道德”）。美国宪法的良好实施并不是因为宪法文本多么完美（任何法律、制度都有缺陷），而在于“谦逊”与“妥协”的民族精神（如“遵循先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谦逊精神的体现）。这样，每个人都会审慎地运用自己的权利与权力。基于此，笔者认为，美德不是法律之外的抽象说教，而是存在于法律之中的活的灵魂，并在为学、为人、为事中得以表现。因此，方法即态度，方法即精神，一体两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法学关注当下的倾向越来越强。然而，由于有些学者仅仅只看到当下，因而要么抛开法律而屈服于现实，表现出为现实辩护；要么直接运用现行法律，批判现实与法律严重脱节；更有甚者用西方的制度与理论体无完肤地批判现实与制度。在笔者看来，忽视“当下”的历史性是一些学者不能客观“正视”当下政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回顾“过去”，就能知道当下的“源流”；洞悉“现在”，就能准确把握眼前的根本矛盾；把握历史的逻辑，就能寻找到未来的方向。基于此，“看问题不要孤立地看，要看到历史，要有历史意识，懂得历史渊源，这是基础。有了历史意识和历史调查，法律基础才更成熟，才会懂得某些案件该怎么处理，某些冲突该怎么防止，防止它成为法律事件。有的成为法律事件很好，有的成为法律事件不好，很麻烦，要制止。”{24}
为了“正视”现实，宪法学家应该“培育一种基于宪法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培养基于宪法序言的政治意识。中国宪法序言跟任何国家都不一样，就是中国特色，是中国政法制度的基础，是一种艺术。”{24}在我们看来，《宪法》序言与《宪法》第一条是中国宪法的灵魂，也是其他制度的基础，是理解中国宪法的钥匙。序言阐述了中国宪法的历史正当性：通过历史的梳理，制宪者实际上在告诉人们，中国需要宪法，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法，而需要基于中国历史与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宪法第一条则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政治本质—人民民主专政。所有其他制度（包括人大制度）都是在这一决断基础上做出的。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中国宪法学家将宪法与法律相等同，因而将其注意力都集中于制度规范，从而忽视了宪法中的政治考量。
2．审慎妥协是政治智慧的灵魂
政治智慧是处理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高超艺术的总称。然而，关于人与人类事物的理论，人们最早关注的要么是最佳秩序、正义的秩序，要么是自然状态。但这两种理论关注的都是最理想、最简单的情况（这就像牛顿第一定律描述的“没有摩擦力”的情况一样），它们绝大多数是并不存在的“假设”，不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但现实政治生活总是千变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因而没有纯粹的正义，并且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根本有别于自然状态。因此，政治智慧总是与例外、修正、平衡、折衷或混合打交道。这是因为，当“形而上学的权利在进人El常生活时，就像光线在穿过厚厚的介质一样，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它们笔直的线路被扭曲了”，既然“社会的目标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原初的人权”就无法坚持“在原先方向上的那种简洁性了”，“[这些权利]在形而上学上有多么真切，它们在道德和政治上就有多么虚假。”因此，政治智慧需要“最精妙复杂的技巧”{25}。
由于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简单性与有限性，而人的政治生活具有复杂性与无限性，因而当我们观察现实时，视角可能单一，理解在多数情况下则可能片面，故任何对现实的改造都必须审慎。因此，政治智慧需要“审慎”，而不需要“激情”（它是理论的美德）。用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柏克的话说：“审慎，是一切事物的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审慎不仅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中的首要价值，也是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指导者、调节者和标准。”[14]虽然审慎在实践中表现形式多样，但应该对之形成如下共识：首先，审慎反对走极端，要求遵循“中道”，即寻找“过度和不及的居间者”{26}。具体说来，不要直接用理论代替现实，将理论不折不扣地实现，因此审慎要求理论“打折扣”。其次，审慎反对一蹴而就，要求循序渐进。社会生活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理论的实现也必须循序渐进。最后，审慎不仅需要批判的武器，更需要肯定现实的态度，这一点前文已经做了讨论。
因此，审慎要求遵循“中道”，而“中道”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妥协”。在这一意义上，“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而妥协是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一方或多方，为推动事物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采取非对抗性方式以解决矛盾而遵循的思维方式、处事准则和制度规范。在古典时代，社会相对单一，妥协主要指政治与哲学的妥协。笔者以为，这是人类社会最源初、最基本的妥协。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在社会多元化与权利（力）分立化的情况下，妥协主要指主体之间的妥协。因此，宪法学家与政治, 家之间也应该妥协，以达成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交流、沟通与对话，从而实现理论对社会的有效关怀。
3．表达技艺是政治智慧的手段
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真理就其本性而言具有“癫狂性(madness) ”。也可以说，就其本性而言，真理与政治社会往往并不相容：为维护自己的绝对自由，真理必然会漠视一切道德习俗、怀疑和亵渎一切宗教和神圣。因此，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知性追求，对于政治社会来说很可能是危险的、颠覆性的。然而，政治生活是人不可逾越的一个过程，绝对脱离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因而人必须正视它的存在。因此，“正视现实”（即政治）与“超越政治”（即真理）使人面临两难的境地[15]。
尽管真理对政治可能具有颠覆性影响，但政治生活又是人无法回避的。因此，学者既要表达真理以改造社会，又要考虑政治社会的现实状况，这就要求其表达必须具有高超的技艺。古典哲人将这一技艺概括为“隐微修辞”，亦即要求表达要言语适度，切忌原封不动地将癫狂的思想予以直白表达。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学者的真理往往是少数人的知性活动，而大多数人生活在不合理的“意见”（与真理相对）之中。由于意见对维系社会秩序是必须的，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不合理的“意见”具有了合理性。因此，理论对“意见”应给予必要的尊重，而不是一味地用知性真诚改造，甚至取代社会“意见”，否则会导致社会的失序。古希腊人以“毒害青少年”为名，判处苏格拉底死罪，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具体而言，关涉社会基本价值与秩序的宪法学，必须关照中国宪法，对历史传统、当下问题、社会生活、宪法体制等给予深切理解，切不可脱离现实，不顾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一味地用西方宪法改造中国，用理想代替现实。其次，相对于“意见”而言，知性真诚毕竟是理想。为了实现知性真诚对社会的改造，真理必须被表达（书面或口头）出来，以促进社会向美好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真理与当下“意见”可能会存在冲突，而“意见”对于维系当下社会秩序又是必须的。因此，为解决这对矛盾，古典政治哲学在表达过程中力求“言语适度”。古人将其称为“隐微修辞”，“政治上有忌讳而不直言的‘真正的教导”，，这与任何人都能一读（听）就懂的“俗白教导”相对立。笔者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坚持“言语适度”的表达技艺，还有一个原因即自己的真理不一定正确，即便正确也可能具有相对性。“言语适度”是一种不十分确信的表现，是基于对个人有限性的认识。因此，古典哲人始终对理论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现实始终给予几分尊重。这既是一种谦逊的态度，也是宪法最为重要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与理念，而仅凭法律技术，宪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结语
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对当下的忧患意识。尽管中国宪法学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对中国社会的解释仍然相对乏力，其社会贡献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并不相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提出了本文的命题。虽然文中的许多观点有待推敲，但希望抛砖引玉，能引起共鸣。
【注释】
[1]“人们只有借助部分才可理解整体，但何为部分，唯在对整体具有一种‘前理解’时，方能知晓。”（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2.）
[2]实际上，自然科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如此。如牛顿“第一定律”假设的无摩擦力的“理想状态”。
[3]“‘隐讳教导’则是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文本才能领会。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因为哲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如果这些‘意见’被‘哲学’颠覆，也就可能导致该政治社会的瓦解。但由于‘哲学’从根本上就是要求‘真理’来取代‘意见’，而几乎任何政治社会的意见都不可能是‘真理’，因此哲学对于政治必然是有颠覆性的，也因此哲学的真正教导即‘隐讳教导’，必须只限于少数人知道，以免危害政治社会。”（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G]．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6:80.)
[4]波普尔认为：“我们是真理的探索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因而科学的目的是“追求逼真性”，“提高逼真性”。（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M]．舒伟光、卓如飞，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3,65,80.）
[5]转引自：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汉译本序）[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5.
[6]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7.
[7]参见周叶中．今日中国论坛，2007年第8期有关文章。
[8]戴雪在1883年的牛津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为“英国法可以在大学中传授吗？”）中强调了职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分野，认为法学的任务“就是将法律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加以阐明，并分析界定法律概念，将浩如烟海的法律规则化约为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原则，并协助、激励和指导法律文献的改革和创新……”。因此，宪法学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他的任务既不是抨击，也不是护卫宪法，而仅仅是解释宪法的规则”。因此，宪法学者对宪法的解释必须首先承认宪法（整体意义上的类型，表现为特定的宪法体制）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理解、解释、应用宪法。选择何种类型的宪法是政治家（是最为典型的职业界）应该做出的政治决断，而不是宪法学家的职业领域。（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M]．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23.）
[9]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原理：“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25.）
[10]“文化仿佛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面’，外部世界必须象征性或者‘理论性’地被描摹在上面。”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M]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9.
[11]转引自：许章润．说法活法立法—关于法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方式及其意义（增订本）[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9.
[12]惯性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惯性的大小只与物体的质量有关，与速度无关。在此，我们把文化形成的历史比喻成物体的质量，以说明文化传统的特性。
[13]这里借用了昂格尔的“历史包袱”一词。(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14]转引自：刘军宁．为什么审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J]．商务周刊，2010,(6)
[15]“如果人们与那种国家和城邦公民或者与他们相似的人（的意见和生活方式）沆瀣一气，它的生命就不再是人类的生命了.而且如果他指望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决裂，与他们相隔离，并力图获得完满性，那么他就会过得步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它所希望的东西，难于登天。因为必然会有两种命运降临在他头上.要么丧命，要么丧失完美性。”（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M].程志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