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行为的法律适用——关于理性社会、交易预期与规则简化的宣言
商人是精通和熟捻交易业务的人群，他们会自己发现商事风险，并努力争取商业机会。他们也会通过自己的交易行为合理安排私人间的交易秩序。为了实现持续营利的目的，商事交易本身对灵活性、快速性、简便性和法律确定性的要求比一般民事交往要高。旷日持久、程序繁琐、乃至僵化模糊的交往模式对商人而言，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只有确保规则的透明度、司法立场的清晰性、法律解释的统一性，商人才能准确地识别和防御交易风险。在今日之中国社会，法院透过解释技术所构造的“私法/合同行为效力模式”过于复杂，欠缺确定性，导致不仅仅是商人，甚至法律专业人士都难以准确推断某一行为的法律效果，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商人理性预期的实现。
我主张对流行的私法效力模式进行简化改造，我们也许应当回到《合同法》第52条的立场——原则上坚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即无效”的立法判断，只在极为例外的情形下，法院才需启动限缩解释的模式，不作无效判断，支持例外交易行为的效力，以抛弃陈旧规则，使落后的法律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但在多数情形下，法院是法律的消极守护神，法院应当尊重法律，尤其是在新法的适用和解释过程中，法院应当有更多的自我约束——“尊重法律”是法院最大的义务/任务。而不要动辄以本来就很复杂、甚至人言人殊的“公平性”判断去撼动立法者刚刚建构的“法律大厦”。如同一位英国学者所言，在商法领域，“确定性”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公平性”。当法院以及法律的知识群体都无法准确地解释什么是强制性规范时，如何让法律、交易具有确定性，又如何维护民众脆弱的法律预期与社会预期？！
市场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可以计算与衡量的理性社会。当交易变得越来越不能计算、越来越无法预期时，我们需要反思，是不是“人为设计”已经超越了界限？我们必须反思法律以及法院的功能，法律的功能在于使复杂社会有简规可循，透过统一行为模式，来型构美好社会；而法院的功能则在于促进法律的尊重——透过执行法律，实现法律预设的目标。当法律或者交易被不当复杂化而增大了商人风险，摧毁了社会预期时，我们就要反思司法的基本功能以及法治的含义——司法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严格‘适用规则’或‘遵循先例’来实现法律，伸张正义。虽然因为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变动性，司法超越旧规甚至成为常态。但我们仍要认识到司法超越的局限性。法治不仅仅等于供给一套复杂的规则系统——法治之设计也在于让“人之行为”可以超越人治的随意性，而有相对确定的准据。因此，效力简化、法律从简、解释从简是今日中国以及世界治疗多元风险社会的良方。中国虽是一个偏重“情感理性”的国家，但对于“讲求计算”的商法结构来说，如何维护交易主体之理性预期，维护交易之确定性乃解决商行为法律适用之目标。
三、商行为法律适用之专门化：
商事法院的未来
如果实现了商行为法律调整的统一，无论该统一是在民法典内部实现，还是以某种单行规范的形式实现，又或者是在法院的裁判行动中实现，商行为的法律适用都将日益凸显其专门化。在可以想象的未来，也许我们还会迎来一个“商事法院的时代”——日益发达的商行为法律适用行为，会在司法体系中促成商事裁判组织的发达，甚至可能促成商事法院在中国现代的复兴。从“人为设计”的角度而言，商事裁判组织的专门化，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其一，商事法院的组设是彰显国家竞争力的表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现代竞争社会，商事纠纷的解决形式和解决效率，关乎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之大局——商事裁判组织的专门化，不仅是法院有效裁判纠纷的需要，更是彰显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商人在全球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越是发达，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该国商人就越多；反之，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某国商人越多，也就预示着该国可能越发达。交易可以使财富在全球进行再次分配，产生类似于生产创造效益的效果，因此，各国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商事、贸易的竞争，而不仅仅是生产能力的竞争。亚当·斯密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近300年来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基本上也是由此展开。可以说，谁留住了商人，也就留住了贸易（交易），谁留住了贸易（交易），也就留住了货币。而商事法院——乃透过有效化解纠纷来留住商人的重要形式。
其二，商事法院的组设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无论怎么寻求独立，我们始终无法改变法院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角色，中国法院的政治性更为明显。商事法院的设立，可以更为专业和便捷地处理商事纠纷，缓和经济领域的社会矛盾，增进商人的幸福感。今日中国之社会问题，不仅体现在国家与公民之间，更体现在国家与商人之间，以及商人与商人之间。商事纠纷不断递增的数量、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以及基层法院的压力，无不预示着商事法院现代复兴的意义。相反，由于未对商行为进行统一的规整，商事纠纷的解决未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事创新”。因此，司法改革不仅仅是追求社会正义，司法还是一种社会治理，商事法院的组设有助于实现中国商事社会的良性治理。
总之，当我们不得不要建立一个强劲的商人社会时，我们需要在整体上考量如何对商行为进行统一规整，如何透过商行为的法律适用保障商人以及社会的理性预期，减少法律风险。我相信，商行为的法律适用也许会促成商事纠纷裁判组织的复兴——乐观预计，我们也许会迎来一个商事法院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