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研究

     3、受托人委托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处理企业年金事务时的法律关系。
在信托法律关系框架下，在受托人委托第三人处理信托事务时，主要涉及两层法律关系：一是受托人与其委托的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委托人、受益人与受托人委托的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就第一层法律关系而言，我国信托法要求受托人对第三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日本、韩国信托法只要求受托人对第三人的选任、监督负责任。至于第二层法律关系，我国信托法根本就没有进行规定，而日本、韩国信托法要求接受委托的第三人视为受托人。也就是说，在日本、韩国信托法中，第三人接受委托之后在委托事务范围内取得受托人地位，应当履行受信义务，要对委托人、受益人负责。
     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完善给企业年金基金的运作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委托人、受益人是否可以直接对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行使权利。由于我国信托法并没有明确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在投资管理事务、托管事务、账户管理事务中取得受托人地位，而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只与受托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与委托人、受益人之间并没有任何合同关系，因此委托人、受益人对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直接行使权利就没有合理的基础，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第二个问题是受托人是否应当就投资管理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给受益人造成的损失向委托人、受益人负责。从我国信托法的规定来看，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的行为给委托人、受益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由受托人向委托人、受益人承担责任。受托人履行责任之后可以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追偿。但是在企业年金理事会担任受托人的场合，由于企业年金理事会是自然人组成的集合，本身并没有财产，仅仅依靠理事的个人财产很可能不足以补偿委托人、受益人的损失，而此时委托人、受益人又不能直接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行使权利。因此，本文建议借鉴日本、韩国信托法的做法，把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在投资管理事务、托管事务、账户管理事务中视为受托人，委托人、受益人可以直接向其行使权利，如此方可保护委托人、受益人的利益。
     四、企业年金基金中的角色兼任
     在不违反角色兼任禁止规定的基础上，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之间可以进行角色兼任。在企业年金理事会模式下，由于企业年金理事会无法取得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资格，所以只有两种兼任情形，即“企业年金理事会+投资管理人兼账户管理人+托管人”以及“企业年金理事会+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兼账户管理人”。在法人受托机构模式下，由于法人受托机构可能同时具有受托管理、账户管理、投资管理资格，因此兼任的情形就比较复杂，包括以下六种兼任情形：“受托人兼投资管理人兼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受托人兼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受托人兼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兼账户管理人”，“受托人兼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受托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兼账户管理人”，“受托人+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兼账户管理人”。
     在上述兼任情形中，受托人兼任投资管理人时托管人的角色存在一定的冲突。在法人受托机构戴着“受托人”面具时，托管人是接受法人受托机构的委托从事托管事务的，应当接受受托人的监督；在法人受托机构戴着“投资管理人”的面具时，法人受托机构应当接受托管人的监督。因此就出现了兼任受托人与投资管理人的法人受托机构与托管人之间互相监督的情形，导致了角色冲突。从法律意义上而言，托管人是法人受托机构选择、监督、更换的，不可能切实履行投资监督职责。因此，本文建议禁止受托人兼任投资管理人，否则托管人对投资管理人的监督将流于形式。
     五、职工的缺位与企业的越位
     在企业年金基金法律关系中，委托人包括企业和职工。委托人在企业年金治理结构中的主要职责是制定企业年金计划和缴费。
     我国法律规定，建立企业年金，应当由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通过集体协商确定，制定企业年金方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年金方案草案应当提交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但是在实践中，企业往往在制定企业年金计划的过程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职工作为委托人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被弱化。在一定程度上，职工在企业年金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处于缺位状态。
     在我国的企业年金实践中，存在着作为委托人的企业越俎代庖行使受托人权利的现象。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受托人负责选择、监督、更换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以及中介服务机构。但是在实践中，受托人的该项权利往往流于形式，许多企业直接对其企业年金计划的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进行招标，直接选择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第一，企业年金市场竞争的惨烈使得受托人无力对抗企业的不合理要求；第二，选择投资管理人、托管人、账户管理人时有直接的经济利益，企业的逐利性促使其不当把持该项权利。
     六、企业年金基金治理结构完善
    （一）合理分配企业年金理事会理事之间的责任
     按照监管部门的解释，企业年金理事会是自然人的集合，理事为共同受托人。那么按照信托法的规定，理事们之间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实际上，企业年金理事会一般采取多数决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形成企业年金理事会的单一意思。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年金理事会的某项决议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受托合同的规定，给受益人造成了损失，此时若要求所有理事承担连带责任，对投反对票的理事相当不公。
    鉴于企业年金理事会采取多数决的原则，因此应对企业年金理事会的投票情况进行记录。若事后发现理事会决议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或者受托合同的规定给受益人造成损失，应对投反对票的董事予以免责。《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即采取了此种做法。该法典第524条规定，当有数个受托人时，在不违反相反规定的前提下，与信托管理有关的决议得依据他们间的协议作出；如果达不成协议，多数意见优先；因多数决定蒙受不利的人，可要求将其异议记入会议记录。
    （二）强化作为委托人的职工的地位
    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企业在制定企业年金计划时应当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进行协商，有些企业还要将企业年金方案提交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但是在实践中企业依然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职工在企业年金计划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权、决策权受到很大限制。
     造成职工弱势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国，职工作为劳动者在基本权利上尚未能得到足够的保护，更遑论在被称为“金手铐”的企业年金制度中的权利了。我国工会组织（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工会组织）的职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与企业的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企业高管人员在企业年金计划制定过程中权利过大，往往利用企业年金计划为自己谋取利益而忽视普通职工的权益。
    针对上述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制度，提高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者保护意识，形成尊重劳动者的法律文化；另一方面，要把职工、工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切实发挥出来，提高职工在企业年金计划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避免企业高管人员把制定企业年金计划变成为高管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
    （三）强化作为受益人的职工的权利
     职工在企业年金信托中既是委托人也是受益人。作为委托人的职工，其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为作为委托人的企业所削弱；作为受益人的职工，其权利在很大程度上为法律规定的空白所削弱。在企业年金基金法律制度中，除了作为受益人的职工在法定情形下支付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的请求权以及要求账户管理人提供查询服务的权利，没有任何其他关于受益人权利的规定。
    鉴于职工作为委托人的权利被企业削弱，本文建议通过强化受益人权利的方式来保障职工在企业年金治理结构中的合法权益，通过凸显受益人权利来对抗企业的强势地位。强化受益人权利，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在企业年金立法中明确列举受益人在企业年金治理结构中享有的权利；二是建立受益人大会制度，使得为数众多的企业年金受益人拥有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