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案件中“特情介入”问题探讨

【摘要】毒品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近年来，基于打击毒品犯罪的需要，公安机关在侦查实践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特情人员进行案件的侦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但特情介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直接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被滥用，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危险手段。公诉实践中毒品特情认定存在确定特情难和排除特情难等问题，而难以排除特情介入案件中往往存在一定的证据缺陷。特情介入毒品案件对量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二是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
【关键词】毒品案件；特情介入；公诉

   
　　贩卖毒品案件具有不同于一般案件的显著特点，如具有复杂的组织网络，犯罪人之间的联系方式隐密、特殊，非法交易各环节具有对抗侦查的一致性，能够作为重要物证的毒品以极快的速度在非法交易的各个环节流通，等等。因此，使用传统的案件侦破手段，对已然发生的贩毒案件难以破获，即使能够抓获犯罪嫌疑人，也会因不能查获相关罪证而难以对其定罪处罚。相比普通的侦查手段，特情介入手段的运用，具有信息灵通，打击准确，获取证据及时等明显的优势，能够收到普通方法难以达到的破案效果。司法实践证明，特情介入手段作为一种比较符合毒品犯罪特点的有效打击手段，目前已经成为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不可或缺的方法，但由于公安机关在特情的使用、管理等方面尚不规范，导致公诉部门办理案件中审查难、量刑难等问题比较突出。

　　一、“特情”和“刑事特情”的概念

　　特情是指我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内部对执行特殊任务的秘密情报人员的通称；公安机关的案件主要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中的特情叫刑事特情，刑事特情是指由公安机关刑事侦查部门领导指挥的，用于搜集犯罪活动情报、进行专案侦查、发现和控制犯罪活动的一支秘密力量。

　　毒品犯罪案件是常见的刑事案件之一，但毒品犯罪案件与其他案件具有不同特点，就是毒品犯罪案件具有隐蔽性，没有明显被害人，通过被害人和其他人的控告、举报等传统途径，难以有效抑制犯罪，用一般侦查方法，往往难以完成侦查任务，因此，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必不可少也是最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手段。

　　二、公诉实践中“特情”认定存在的问题

　　某市两级检察机关办理的认为可能涉及特情介入的案件中，只有一件属于公安机关确认的特情案件，即罗某某贩卖毒品案，其他涉嫌存在特情介入的案件，公安机关均称没有特情介入。我们在审查特情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该类案件主要存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确定特情难。根据公安部1984年制定的《刑事特情侦查工作细则》规定，在建立特情前必须对拟建的特情进行考察，在考察通过后建立特情档案，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后正式成为刑事特情，但该市的毒品犯罪案件中被确定为特情的均没有建立特情档案，程序不规范，容易使公诉人、法官在确认是否有特情介入时产生怀疑。如罗某某贩卖毒品案，罗某某得知其以前认识的广东三水廖某某有“摇头丸”卖，想叫其在某市找销路，便告知在公安做临时工的吴仔，在公安局领导的安排下，由吴仔假买主与廖某某接洽，2001年7月25日，廖某某从广州一个花名叫阿牛手中要到摇头丸9包共550粒，重247.5克于11点钟到达该市，在该市某酒店入住后即与吴仔联系准备销售，下午二时左右被公安人员当场人赃俱获。本案审查中检察机关的承办人提出应追究罗某某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称罗某某是特情，检察机关的承办人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但公安机关没有提供相关的特情档案，所以检察机关一直要求追究罗某某的刑事责任。2009年，罗某某因盗窃被刑事拘留，侦查员讯问查明罗某某曾参与2001年7月25日与廖某某贩卖毒品并潜逃至今，被钦南区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和盗窃罪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通过审讯罗某某，发现罗某某贩毒案有特情问题，要求公安机关说明原因，公安机关又出据证明证实2001年公安机关侦查廖某某贩卖毒品案的过程中，是使用特情罗某某破获的，因当时接到特情信息较急，承办人没有及时按规定填表，但已经向缉毒大队长及主管副局长请示并得到同意后才使用罗某某作为本案特情使用，特情的使用和掌控完全由缉毒侦查员安排，没有违反特情的有关规定，至于罗某某讯问笔录未加以说明的原因属侦查员使用特情工作的疏漏。最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尽管公安机关在罗某某是否为特情的问题上手续不完备，但公安机关的证明内容和罗某某的供述一致，最后检察机关认定罗某某的贩毒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排除特情难。近年来，某市两级检察机关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存在特情介入嫌疑，因为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犯罪嫌疑人刚进入收费站、汽车站等特定或约定地点，在尚未进行毒品交易或准备进行毒品交易时即被抓获，当场从其衣物中搜出毒品。如唐某某在2011年9月26受“北仔”的指使，为“北仔”从玉林接取毒品并携带至该市，当唐某某驾车到达兰海高速公路该市路段时，被公安机关拦截，并当场从其轿车的驾驶座位上查获毒品200克。某院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中，受“北仔”指使的运输毒品的犯罪共三起之多，甚至有部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有进入某市境内时即被抓获，如唐某某运输毒品案，2011年12月2日，犯罪嫌疑人唐某某按“北仔”的吩咐开“北仔”交给他的小车到凭祥购买了348克海洛因后带回该市，12月4日凌晨5时许回到南宁吴圩收费站时被该市的公安人员守候查获。我们认为，这些案件，存在特情介入的嫌疑很大，如果没有特情介入，毒品犯罪具有相对的隐蔽性，正常情况下，难以如此轻易人赃俱获，但公安机关均不承认有特情介入。公安机关不承认使用了特情，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特情介入手段是一种隐蔽手段，使用特情侦查具有较大的危害风险，如防止贩毒分子的打击报复，我国目前对这一方面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二是地方保密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一个刑事案件的诉讼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审理判决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和辩护律师甚至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都有机会接触案件，很难确保特情问题不被泄密，而且一旦泄密，也难以查清是谁泄密，这就很难保证特情人员能避免受到打击报复。因此，对一些有特情嫌疑的案件，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为了避免泄密引起的种种不良后果，出于对特情人员的保护，不承认有特情介入，使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办案人员对特情的判断，陷入无法确定和无法排除的两难之中，难以避免出现对毒品犯罪分子判决惩罚时的司法不公。

　　三、“特情介入”案件中的证据缺陷

　　难以排除特情介入案件中的证据缺陷，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否有特情介入的问题难以查清。导致无法查清是否有特情介入在形式上表现有二：一是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中，破案经过一般都写是根据群众举报，掌握到案件线索，然后根据案件线索去伏击守候，将犯罪嫌疑人抓获，最后破案。但是，是何人举报，举报人的情况如何，没有相关的证据证实，而侦查人员往往回避这一问题，称不知举报人的情况或者称找不到举报人。二是案件中除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外，一般未能抓获其上线或下线，由于公安机关的不配合，难以查清是否有特情介入。

　　（二）特情介入的案件所收集的证据或不能排除特情介入的案件所收集的证据，有非法证据的嫌疑，容易引起争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因特情介入取得的证据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可能，即特情介入取得的证据可能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以引诱方法收集的证据，同时，《最高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下称《座谈会纪要》）（三）关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问题中也明确指出，特情介入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属于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的行为，因此，无论特情是否介入，只要无法排除有特情介入的嫌疑，辩护律师往往提出，诱惑侦查手段的使用违反法定的正当程序，所收集的证据属于违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以此提出无罪辩护意见，尽管《座谈会纪要》规定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可以从宽处理，承认通过此途径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但这种与刑事诉讼法相冲突的规定最终难以洗脱非法证据的嫌疑，容易引起争议。

　　（三）通过技侦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在诉讼中难以转换。

　　特情介入和技侦手段是破获毒品犯罪案件的主要手段，两者往往互相交织在一起，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技术侦查手段取得的材料以证据地位，故通过技侦手段取得的录音、录像等材料不能在法庭上出示，不能在庭上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必须转化为法定的证据形式才能作为证据，通过技侦手段取得的材料转化为证据的主要形式是转化为犯罪嫌疑人口供，并根据其口供收集其他证据，但一旦犯罪嫌疑人不配合，就无法转化为证据，也不能进一步收集其他证据，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