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有余地的判决

　　四、法院选择“疑罪从有”的内部原因 
　　以上所讨论的是阻止法院选择无罪判决的法院以外的几个因素。但是，外部的干预、影响和制约并不是造成法院难以选择“疑罪从无”的全部原因。在法院动辄做出“疑罪从有”之裁判的现象背后，其实还存在着法院和法官自身的原因。从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案件的审判情况来看，第一审法院的开庭审判几乎是流于形式的，第一审法院根本不可能发挥纠正错误、防止误判的作用。由于公诉方主导了整个第一审程序，法庭普遍奉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于案件事实的调查都采取了宣读、出示案卷笔录的方式，法庭上几乎没有任何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也几乎从来没有侦查人员对其侦查程序的合法性出庭作证。法庭还奉行有罪供述笔录中心主义的理念，对于被告人庭前所做的有罪供述笔录，即便被告人当庭作出了否认、辩解，法庭也通常优先采纳庭前供述笔录。在此情况下，所有当庭翻供都变得毫无意义，所有为无罪辩护采取的行动都对法官没有任何影响。法庭审判就是一种对侦查过程和侦查结论的审查和确认过程。 
　　如果说一审法院在事实审查方面没有发挥有效的纠错功能的话，那么，二审法院由于实行过于粗糙、轻率的审判方式，大部分案件根本不开庭审理，而在死刑案件的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案件证据和事实的审查也通常流于形式，二审的事实复审功能也无法得到实现。不仅如此，从佘祥林、赵作海案件可以看出，二审法院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很少直接进行改判，而是反复地、无休止地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并在内部发回重审提纲中指出各种各样的证据问题。二审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滥用，势必对下级法院“疑罪从有”的裁判方式产生激励作用，并使得刑事审判的矛盾、责任、风险被大量地转移给下级法院，下级法院无形之中承担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本来，从抵御外部行政干预的角度来看，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能力是较弱的，上级法院如果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是可以对地方党政部门的干预进行制止的。但明明有着较强抗干预能力的二审法院，恰恰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造成下级法院不得不屈从地方党政部门的压力，不得不迁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乃至被害方无理要求的局面。 
　　从法院刑事审判的内部文化氛围来看，从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直到高级法院，普遍对有罪判决网开一面，但对无罪判决的出炉几乎达到严格控制、层层审批的地步，令法官视宣告无罪为畏途。从法院审判管理的角度来看，无罪判决要经受叠床架屋的内部行政审批，承办法官要向院庭长进行汇报，还要经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更有甚者，遇有公检法机关对案件的定罪发生争议的案件，承办法官还要向上级法院乃至政法委员会进行汇报，经受各式各样的审查程序。 
　　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过于模糊的情况下，刑事法官普遍倾向于追诉犯罪，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案件，更倾向于做出有罪判定，但在量刑上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这样做既不会得罪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不会在法院内部层层报批的行政审批中陷入麻烦的境地，更不会因为“错杀”而遭受职业上的风险。对于大部分刑事法官而言，这的确属于一个理性人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合理选择方案”。 
　　五、处境尴尬的中国法院（代结语） 
　　在佘祥林案件被证明属于误判案件之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曾向社会公开声称： 
　　“省高院二审期间，承受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死者’的亲属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省高院不为‘民愤’所左右，于1995年1月10日作出（1995）鄂刑一终字第20号刑事裁定，坚决撤销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避免了冤杀无辜，维护了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法律的严肃性。”[7]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一表态一度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赞同该法院观点的人士认为，该院在面临来自地方党政部门乃至被害方压力的情况下，仍然拒绝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难能可贵的，对处境艰难的中国法院不能过于苛求。持不同观点的人士则批评说，该法院明明没有坚持“疑罪从无”的勇气和智慧，滥用了发回重审之裁定，造成下级法院面临难以抗拒的压力，却认为自己维护了司法独立，这是难以令人苟同的。有人甚至批评说，法院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本身，就是造成诸多“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尽管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往往在“冤假错案”被曝光之后，才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但是，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的逻辑，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法院置于异常尴尬的境地，并使法院面临着刑事误判的风险。 
　　在“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背后，法院面临的质疑通常是两个方面：一是明知没有达到定罪的条件，或者判决有罪较为牵强，仍然选择了有罪判决；二是明明知道定罪证据不足与从轻量刑没有因果关系，却仍然人为建立了这种因果关系。 
　　在“疑罪从有”方面，法院没有坚守无罪推定原则，将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置于无足轻重的境地，对于“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案件”，没有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出无罪判决。而在“疑罪从轻”方面，法院所选择的从轻量刑结果，造成形式上的罪刑不相均衡的后果，也带来同样的情况得不到同样处理的问题，给人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印象。 
　　“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容易使被害方和被告方都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被害方会认为，既然公安机关已经对被告人予以逮捕、检察机关已经提起公诉、法院已经认定被告人有罪，那么，量刑就应按照刑法的幅度和罪行的社会危害后果来展开。特别是在那些造成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恶性刑事案件中，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却又不判处最高刑罚。这通常会引发被害方对司法的严重不信任，甚至会酿成申诉、上访事件。而对于被告方而言，既然法院明明指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罪存有显著的疑点，就应宣告案件没有达到定罪的证明标准，果断地宣告被告人无罪。而法院采取的这种司法妥协，明显背离了这一法律理念，造成对被告人无根据的、理由不充分的定罪。 
　　对于地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乃至党政部门而言，尽管法院通过委曲求全的方式满足了这些部门定罪的要求，却因此会承担更为严重的职业风险。无论是杜培武案件、佘祥林案件还是赵作海案件，在“冤假错案”得到证实之后，有关部门展开的错案追究和责任倒查活动，除了将侦查人员、公诉人包含进来以外，负责一审、二审的法官也不能免除责任，同样要受到包括停职、接受调查、纪律处分甚至刑事追诉等一系列的消极法律后果。这不仅令人感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注释: 
　　作者简介：陈瑞华（1967-），男，山东聊城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程序法的基本理论。 
　　[1]邓红阳.赵作海曝“留有余地”潜规则，监督制约流于形式[N].法制日报，2010-05-13. 
　　[2]曾粤兴，王达人.正义的诉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95. 
　　[3]孙春龙等.透视湖北杀妻冤案[N].瞭望东方周刊，2005-04-14. 
　　[4]王健.“疑罪从无”还是“留有余地”？[J].民主与法制，2006，（3）. 
　　[5]南方医大博导遭劫杀案终审维持原判首犯获死缓[N].西安晚报，2008-02-26. 
　　[6]田雨.肖扬：死刑案件必须做到“杀者不疑”，“疑者不杀”[N].新华每日电讯，2007-06-8. 
　　[7]梅华峰，等.丈夫被错判杀妻续：妻子家属曾要求从速执行死刑[N].湖北日报，2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