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关注

　　三、间歇性精神病人犯罪。中国古代法律曾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只要在犯罪时或审判时，有一种情况下处在精神病发作状态，就可以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44]中国现行刑法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若犯罪时精神正常，则应承担刑事责任，却没有规定倘若刑罚实施时精神病发作，是否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如何完善相关的立法，值得关注。 
　　注释: 
　　[1] 《尚书·虞书·舜典》。 
　　[2] 《尚书·周书·康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3] 《周礼·秋官·司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4] 具体内容可以参看《周礼·地官·司救》、《周礼·秋官·大司寇》及《尚书·康诰》的相关规定。 
　　[5] 参见张全民著：《〈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6] 具体规定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169、191页。 
　　[7] 具体规定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4、205、208页。 
　　[8] 具体规定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9、153、218页。 
　　[9] 《周礼·秋官·司刺》郑玄注引郑司农说：“过失，若今律过失杀人不坐死”。《后汉书》卷四十六《郭躬传》：“法令有故、误……误者，其文则轻”，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文帝诏：“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弃市。”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 
　　[10] 具体规定参见《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景帝后三年诏及成帝鸿嘉元年令、《汉书》卷八《宣帝纪》载元康四年诏、《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载元始元年诏、《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载建武三年诏。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1965年版。 
　　[11] 见《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95·11简，转引自张全民著：《〈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12] 参见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关“亲属复仇”部分的论述，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2-92页。 
　　[13] 《论语·子路》。 
　　[14] 具体内容参见《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这一特定亲属之间隐匿犯罪不负刑事责任的制度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15] 参见《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附子陈忠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范晔对此评论指出：“然其听狂易杀人，开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谬矣。是则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祸，进退无所措也。” 
　　[16]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合赎者……老小阉痴并过失之属”，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 
　　[17] 本文采用的是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 
　　[18] 据《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第三十一》载：“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 
　　[19] 《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条、“犯时未老疾”条。 
　　[20] 《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犯罪未发自首”条。 
　　[21] 《唐律疏议》卷十八《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条。 
　　[22] 《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同居相为隐”条。 
　　[23] 《唐律疏议》卷四《名例律》“更犯”条、《唐律疏议》卷二十《贼盗律》“盗经断后三犯”条。 
　　[24] 参见张国华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复仇是否可行”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200页。 
　　[25] 《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共犯罪造意为首”条。 
　　[26] 《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共犯罪造意为首”条。 
　　[27] 《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同职犯公坐”条、《唐律疏议》卷二《名例律》“官当”条。 
　　[28] 如《汉穆拉比法典》第206条、《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10条、《摩奴法典》第八卷第120、121条及第十一卷第89条。以上法条可以参看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8、70、89、98页。 
　　[29] 参见崔林林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86页。 
　　[30] 参见赵秉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31] 参见胡云腾著：《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32] 该法典第二卷第64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看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页。 
　　[33] 该法典第四章第51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看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34] 参见陈兴良：《刑法哲学》(修订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 
　　[35] 该法典第二卷第66-72条有明确规定，可以参看萧榕主编：《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311页。 
　　[36] 1814年，3个分别为8岁、9岁、11岁的英国儿童，因盗窃一只鞋而被判处死刑。1833年，一个9岁的儿童打碎伦敦一家商店橱窗的玻璃进行盗窃也被判处死刑。参见甘雨沛主编：《刑法学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19世纪以前，美国一直是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的国家。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的总数为20到27名。20世纪40年代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达到高峰，总数达到53名。参见杨正根编译：“美国对未成年人判处死刑概况”，编译自美国《刑事审判》杂志，1986年第1卷第3期，载于《国外法学》1988年第2期，第53页。 
　　[37] 参见【日】大木雅夫著，华夏、战宪斌译：《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24页“喧哗两成败法”部分。该书原名《日本人的法观念——与西洋人之比较》，于1983年在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 
　　[38] 以上论述均引自【日】植田信广著、何东译：《关于日本中世的“喧哗两成败法”》，载于何勤华主编：《多元的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93-497页。该文系作者于2004年7月16日在慕尼黑大学所作的讲座，作者及译者单位均为日本九州大学。 
　　[39] 《盐铁论·刑德》：“《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即强调以行为人动机、目的的善恶作为判定有罪无罪及处刑免刑的主要根据，为罪刑擅断提供了依据。不过从史料记载来看，董仲舒以“春秋决狱”审理的一些案件，大多还是合乎情理的。根据明代董说撰写的《七国考》卷十二记载，战国时期魏国李悝编纂的《法经》中就有“窥宫者膑、拾遗者刖”的规定，以严刑惩罚所谓的“盗心”。 
　　[40] 《公羊传·昭公元年》。 
　　[41] 《唐律疏议》卷十七《贼盗律》“谋反大逆”条。 
　　[42] 《尚书·康诰》。 
　　[43] 中国台湾地区现行《中华民国刑法》第八章“刑之酌科及加减”第五十七条，详细罗列了量刑时应予注意的事项，与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判定密切相关，值得注意。其具体内容参见林纪东等编纂：《新编六法参照法令判解全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2006年修订69版，第六部分第24页。与之相对照，本文讨论的范围相当有限，不少方面尚未涉及，只得暂付阙如，待日后逐步完善。） 
　　[44] 参见蒋铁初：《中国古代精神病人犯罪法探析》，载于《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