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私营监狱的复兴——一个惩罚哲学的透视
蓬勃的私营监狱实践到底对惩罚哲学和法哲学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理论无效这么简单吗？当然并非如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规范化的惩罚理论和成本—收益的实证分析的双重困境。也就是说，这两种解释进路不仅互相抵触，还面临着各自的解释困境。在这两条研究进路的背后，私营监狱的复兴笼罩在相互抵触的惩罚哲学或实证分析的面纱中，仍然呈现出一幅暧昧不清的图景。
那么，我们一定无法跳出这两条对立的进路吗？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这两条看似截然对立的进路背后，会有隐秘的相通之处？在我看来，私营监狱的蓬勃实践，恰恰预示着某种隐藏在现代监狱内部和深处的物质主义或者经济学的惩罚理论，就像福柯曾精彩绝伦地剖析的那样。
(一)作为规训权力的惩罚
传统的惩罚理论以及监狱实践的失败早就在福柯的意料之中。“如果说法律被设定为确定违法行为，监狱是进行这种镇压的工具，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承认失败。”(42)然而监狱只是在“表面上”失败了，实际上并未偏离目标。因此，正如监狱必然制造过失犯一样，监狱也确立了一种公开的非法状态，也就是过失犯罪。(43)“过失犯”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特别强调的概念，意指犯罪人既是违反社会契约的“敌人”或“怪物”，也是能够通过惩罚和规训得到改造的司法主体。监狱及其一般的惩罚并不旨在消灭违法和犯罪行为，而是要“区分”和“操纵”它们，既规定宽容限度，有所放任又有所限制，有所排斥又有所利用，给犯罪活动提供一种普遍的“经济机制”。因此观察者们不应纠缠于监狱并没有消灭犯罪这一事实，而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监狱成功地制造出“过失犯罪”这一概念。
通过过失犯罪这种在经济或政治上危害较小的、有时可以利用的特殊非法活动形式，监狱成功地“揭示出犯罪行为背后的过失性质，在各种非法活动中确定过失犯罪”。由于在这一机制上监狱是成功的，所以监狱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失败”之后仍然存在，并持续塑造同样的结果，人们也因此并不愿意将其废除。
从更深入的层面看，从酷刑到监禁，表面上看是人道化和进步，然而这一变化后面不变的东西是：对人的肉体的控制。现代刑罚理论宣称刑罚的主要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治病救人，正如吉登斯所言：“现代监狱的根本原则是对个体进行‘改造’，为他们出狱后在社会中能起到健康、适当的作用做准备。监狱和长期刑也被视为对犯罪的有力威慑。”(44)然而在福柯看来，这种话语掩盖了权力对人的肉体进行征服的实质。政府并非通过赤裸裸的暴力“镇压”，而是通过规训权力将人的肉体驯服，把身体变成了有序的可以操纵和利用的力量。而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规训技术有着密切联系。“在一个不大普遍的层次上，在生产机构、劳动分工和规训技术方面的技术性变化维持了一组十分紧密的关系。”(45)
最后，监狱所使用的规训技术扩及学校、医院、兵营、工厂等社会领域，形成所谓的“监禁之城”，社会由此也变为“监禁社会”。对此，福柯写到：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制造出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并被统一起来的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就是这种策略的要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够听到隐隐传来的战斗厮杀声。(46)
(二)作为规训权力工具的私营监狱
在我看来，私营监狱的复兴可以在福柯那规训权力作为一种惩罚的理论模型下得到解释。
首先，私营监狱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惩罚的失败。通过对规训权力的概念分析，福柯提醒我们不要让国家主权权力模式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不要错把刑罚权当然等同于国家惩罚权，把对惩罚的研究等同于对国家的研究。(47)在通常意义的惩罚理论看来，私营监狱的兴起混淆了国家/社会的二元区分，对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产生极大的侵蚀，从而必然影响到国家主权的刑罚权力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力的正常行使。因为事实是，不仅大量的惩罚没有由国家来行使，而且刑罚权的碎片化对公共与私人领域划分也提出了巨大问题。与通常视国家为刑罚的唯一正当执行者的刑罚哲学理论视野不同，福柯对权力的不同形式和概念(由此产生不同主体的惩罚)进行分析，区分了主权权力、司法权力和规训权力。他对权力的形式和概念的区分，是建立在现代社会主权权力逐渐收缩、规训权力日益重要的历史分析上。(48)福柯的对权力的分析进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仅如批，不同于强调国家与私人的合作或者治理模式的合法性的分析进路，福柯并没有从“惩罚合法性”进路着手，而是借助法律和刑罚“合法性”或者“规范性”的谱系学分析揭示了无处不在的规训权力以及生命权力。“法律既非权力的真相，也非权力的辩解。而只是复杂而零散的权力工具。具有禁止效果的法律形式需要安置在大量其他的非司法的机制之中。”(49)
其次，在福柯看来，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强调国家与社会两分的经典契约论法律观，遮蔽了法律之外的权力的实际机制和规训程序。“我们面临着复杂的现象，这些现象并不遵循黑格尔的辩证法。”(50)福柯对宏观式地把握权力不以为然，他不认为权力遵循自上而下、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法则。为权力辩护的法律传递的是统治关系而不是统治权关系，然而这个统治关系“不仅仅是一个人统治其他人，或者一个一个集团统治另一个集团，而是能在社会内部运转的复杂的统治形式，因此，并不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君主，而是相互关系中的臣民；不是唯一机构中的君主统治权，而是社会中内部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复杂的奴役。”(51)
私营监狱的出现，并没有导致国家主权权力和司法权力所代表的惩罚哲学的消退，而恰恰意味着作为规训权力驯化了现代法律—惩罚制度本身，弥散到国家法律和惩罚制度的内部和深处。私营监狱只是现代以监狱、工厂、学校和医院为代表的规训权力的“监狱网络”的一部分。
然而，为什么是私营监狱而不是其他惩罚形态得以出现呢？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现代监狱自诞生以来，就在实践和理念上面临着种种危机和批评，然而作为集规训技术之大成的权力工具，监狱并不会为人们所放弃，而只是会在形式上改变——私营监狱就是现代监狱变迁的最新形式。
在福柯看来，“监狱网络”通过两个进程使得监狱的用途得到重大限制并改变内部功能。第一个进程是，“减少被当作一种被封闭与被监视的特殊非法活动的过失犯罪的效用(或者增加其不利之处)”；第二个进程是，“随着规训网络日益发展，它们与刑罚机构的交流日益扩大，它们将获得越来越重要的权力，司法功能愈益大规模地转交给它们”。(52)福柯所说的第一个进程意味着，面对复杂和庞大的全球化下国家经济—政治体系，过失犯罪人的劳动力的作用是微不足道而可以忽略的，这是对被称为“监狱国家”的美国的犯罪刑罚体系的预言。“监狱国家”意味着近10％黑人被关押在各种监禁机构，意味着1995年中每10个拥有毒品或者贩毒的初犯有6个被判刑监禁，意味着2％的监禁人口成为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不需要的人口。(53)然后，强大的惩罚国家面临着膨胀的刑罚—监狱体系所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然而监禁本身是不能放弃的。于是第二个进程产生了，规训网络本身而不是国家主权权力或者司法权力成为惩罚主体，或者说惩罚背后的权力就是匿名的不是主体的主体。私营监狱成为规训权力代替司法权力和主权权力的优良载体，它不仅没有降低监禁的质量(当然没有降低规训质量，研究者可以查看ACA公司引以为傲的监狱设计和安全管理)而且大幅降低监狱运营的成本——降低的成本有助于惩罚权力更好地控制和压抑不满或者无用的过失犯罪。
围绕着私营监狱，各级政府、议会、法院和监狱管理部门、私营公司、医院、精神治疗机构、培训机构……在近乎完美地处理了“监狱网络”在20世纪面临的最大危机之后，又天衣无缝地彼此整合，构筑21世纪新型的暧昧弥散却无处不在的“监狱国家”。
结论
现代国家，正如韦伯(Max Weber)影响巨大的经典定义所言，是某种能够成功地借助于对暴力的合法行使之垄断而在某—地域上维持统治的组织，其本质在于(合法的)暴力垄断。(54)随着国家垄断机制的形成，暴力不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它被授予给特定的组织(如军队、警察等)在特定时期或情况下(如战争、镇压犯罪等)使用。
而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韦伯的定义失之偏颇。埃氏认为国家不仅是对军事或暴力的垄断，同时也是对税收和金融的垄断，简言之，是对暴力和税收的孪生或双重垄断。埃利亚斯认为这两种垄断是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税收的垄断维持了暴力的垄断，后者反过来又维护了前者。二者不是谁先谁后的因果关系，而是同时产生的互动的双方，是同一垄断的两个方面。一方消失了，另一方亦随之消亡。(55)
重温韦伯和埃利亚斯对现代国家及其合法性的经典研究，对我们当下的惩罚和监狱正当性问题研究大有裨益。
韦伯对暴力的论断提醒我们，虽然国家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垄断性的镇压和暴力，然而在国家的合法化垄断暴力成为现代世界的常态之后，其对暴力的垄断权可能会产生某种形态的退缩或者弱化，就像暴力的某种合法授权，就像国家与私人的合作治理。回到监狱和惩罚议题上，私营监狱的出现也是在国家垄断机制形成后，暴力不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国家统治和个人自由往往被“权利”等似乎不直接涉及强制性暴力的字眼所遮蔽，而监狱往往也有意无意地被隔绝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随着自由刑逐渐替代死刑而成为刑罚体系的支柱，监狱便成为国家刑罚体系的物化象征。社会日益开放，整体自由增强，信息渠道畅通，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逐渐弱化，自由刑(监禁刑)功能将趋于降低。监狱的未来命运也将与之相关”。(56)因此，私营监狱的出现并不稀奇，死抱着一种或者某种规范化的惩罚哲学，并不能对私营监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的打击，因为，惩罚及其所依靠的暴力本身已经潜遁在法律背后。
埃利亚斯对韦伯的国家定义的补充是极具洞察力和解释力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惩罚机制与财政经济的互动机制。对监狱理论和刑罚哲学研究而言，这意味着监狱理论和刑罚哲学的规范化理论不能脱离军事/暴力与税收/财政的互动结构，因为一旦忽视了暴力和刑罚的经济机制，规范化理论就有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规范化刑罚哲学在具体监狱实践上的失败和无效，恰恰反映了埃利西斯的这一洞见。而私营监狱的复兴和发展，一方面印证了韦伯的国家强制性暴力垄断形成后，便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而是可以为其他主体所分化吸纳；另一方面，在埃利亚斯的国家模型中，私营监狱的出现可以帮助国家解决和平时期难以承担暴力—刑罚—监狱体系的巨大财政支出的难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私营监狱反映的是国家惩罚体系20世纪晚期之后在暴力与财税的互动机制下的“合理”变迁。
因此，以往的惩罚哲学研究与监狱实践脱节乃至与更广阔的经济社会背景脱节的后果，往往导致惩罚哲学在解释具体的现实问题上的无力乃至失败。传统的惩罚正当性的坚持者以论证暴力—刑罚正当性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契约论法哲学模式，来批评暴力—刑罚的分散化和授权化，忽视了国家垄断机制形成后的暴力相对“弱化”的状况；而且，传统的惩罚正当性的坚持者更忽略了暴力—刑罚体系所依赖的财税经济基础，往往把国家用于惩罚的经济资源视为是无限的。在当代美国监狱出现极度拥挤和财政紧张之时，私营监狱的出现及其发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实践雄辩地说明，在国家暴力—财税机制下，私营监狱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侵蚀了国家的暴力—刑罚体系和机制，而是维护和增强了这一体系和机制。
以往的惩罚哲学及其所依赖的道德哲学讨论的无效，根本原因是忽略了刑罚体系本身就是公立和私营的经济部门的重要部分。(57)在很大程度上讲，国际经济状况、国内政治—经济体制、资源限制和增长潜能影响并决定了如何和怎样去惩罚。因此，假如我们仍然是就事论事地用功利或者报应的概念，或者用惩罚哲学体系本身去论证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刑罚，支持或反对某种刑罚或刑罚的方式，而忽略了实际的状况和限制，那几乎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福柯对惩罚与监狱的解构，也让我们的讨论更加复杂和魅惑。福柯试图揭露的是“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之间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58)
福柯从根本上质疑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和法律规范的正当性。在他看来，“监狱的出现标志着惩罚权力的制度化”，它蕴涵了一套新的权力技术，具有新的独到功能。监狱是全面而严厉的“规训机构”，监狱的各种矫正技术所试图恢复的与其说是“法律主体”，不如说是“驯服的臣民”。私营监狱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惩罚权力的减弱，而只是作为集规训技术之大成的监狱形态的变化。一方面是在置身于越来越庞大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之中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下，越来越多无足轻重的过失犯被判决关押在监狱之中，另一方面则是在规训权力替代主权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状况下，私营监狱能以更低的政治—经济成本执行更好或者同等的规训权力和技术。故而在福柯的惩罚理论框架中，惩罚理论或者监狱本身无所谓正当性，而只是一种新型国家权力以及一种新型身体处理技术的诞生过程而已，私营监狱的复兴则只是这一机制的最新变化。
福柯并非简单地反对国家、惩罚或者暴力的合理性，他对“惩罚合理性”的分析在于指明理性、人道与政治权力、法律权力之间的“名”、“实”关系，他说：人类的所有行为都通过合理性而被安排和规划。在制度、行为和政治关系中都存在逻辑。甚至最残暴的行为中也存在合理性。暴力中最危险的就是它的合理性。当然，暴力本身是很可怕的。但是，暴力最深刻的根源以及暴力的持续来自于我们所使用的合理性形式。如果我们生活在理性的世界，我们就能消除暴力，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暴力与合理性并非两相对立。我的问题不是要审判理性，而是要搞清楚这种合理性与暴力竟然如此的相容。(59)
显然，福柯的分析并没有得到道德哲学家和法哲学家们的重视，虽然他的规训权力概念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惩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并不全部赞同福柯对惩罚或者暴力的合理性所做的解构、对国家和法律的合法性和规范性的批判以及对惩罚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也不认为在私营监狱这一案例中，福柯的规训权力的惩罚理论能够解释和说明全部问题。然而福柯的分析的价值在于，他从根本上质疑现代以来的法律和惩罚体制的正当性，提醒惩罚哲学和监狱规范化理论的革新很可能依赖于社会体制的整体性前提。
惩罚哲学作为一种论证惩罚正当性的理论，当然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惩罚实践就一定如此。然而，私营监狱的出现及其成功实践，以及众多试图给私营监狱以“规范”的批判或赞成的惩罚哲学讨论的无效和失败，深刻地反映了当下监狱实践缺乏一个规范化的惩罚哲学基础的事实，也说明传统的惩罚哲学的思辨讨论距离惩罚实践过于遥远。
如果规范性的哲学理论不与正在发生变化的惩罚实践相结合，这种规范性理论将注定要失败。哲学家和法哲学家们是否能够更好地评价私营监狱等惩罚实践，或者提出更好的刑罚改革建议，取决于他们对事实的把握。那么，福柯的批判式的分析进路就自有其意义，哲学家因此也需要对福柯的权力概念进行辨析和思考乃至回应。更广泛地讲，未来的规范性的惩罚哲学需要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乃至知识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中寻找可能的答案。(60)唯有如此，在解释变动中的诸如私营监狱这样的惩罚实践的问题上，惩罚哲学才不会迷失答案。
最重要的可能是反思和寻找。至于答案本身，诚如福柯所言：“我知道我找不到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去问问题。”(61)
注释：
①Friedrich W.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in Walter Kaufmann, trans. & ed.,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8, p. 83.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贺麟、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页。
③本文把“private prison”译为“私营监狱”而非“私有监狱”，因为现有的私营监狱在刑罚层面上必须依赖国家，私营公司拥有的是监狱设施的产权和监禁犯罪人等监狱运营的权利。
④Chase Riveland, "Prison Management Trends, 1975-2025", Crime & Justice, Vol. 26: 163—204(1999).
⑤例见于世忠、郑黎平：“评美国监狱的私营化趋势”，载《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杜强：“美国监狱私营化现象”，载《社会》1999年第4期。
⑥例见王廷惠：“美国监狱私有化实践中的政府角色研究”，载廖进球、陈富良主编：《规制与竞争前沿问题》(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本文用“复兴”而不是“出现”来描述20世纪晚期美国私营监狱实践，是因为(西方)监狱自诞生至近代之前都属于私营而非公立。本文的“复兴”为中性含义。
⑧Chase Riveland, "Prison Management Trends, 1975-2025", supra note④, at 164.
⑨Yijia Jing, "State prison privatization in the US: A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magnitude", at http://www.ohiolink.edu/etd/send-pdf.cgi?osu112257130，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尽管这一概括忽略了许多重要因素，比如惩罚实践的失败，但仍然是目前为止的比较全面的一项综述性研究。
⑩Paige M. Harrison & Jennifer C. Karberg,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2003",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ulletiu, 2004, p. 1, at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df/pjim03.pdf，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11)David R. Werner, Correction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alifornia: Interstate Publishers, Inc. 1990, p. 121.
(12)Robert Martinson, "What Work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ison Reform", Public Interest, Vol. 12: 22—55(1974).
(13)理查德·霍金斯、杰弗里·阿尔珀特：《美国监狱制度——刑罚与正义》，孙晓雳、林遐译，郭建安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9页。
(14)Robert Martinson, "What Works?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Prison Reform", supra note②, at 47.
(15)Hindelang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Ctr., U.S. Dep't Of Justice,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2002, p. 478, at http://www.albany.edu/sourcebook/pdf/sb2002/sb2002-section6.Pdf，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16)Paige M. Harrison & Allen J. Beck, Prisoners In 2003,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U. S. Dep't Of Justice, Bulletin No. NCJ 205335, 2004, p. 2.
(17)Paige M. Harrison & Jennifer C. Karberg,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2003",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Bulletin, 2004, p. 1, at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df/pjim03.pdf，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18)James Austin & Garry Coventry, "Are We Better Off? Comparing Private and Public Pris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Issues In Crim. Just. , Vol. 11: 179(1999).
(19)Sharon Dolovich, "State Punishment and Private Prisons", Duke Law Journal, Vol. 55: 437—546(2005).
(20)Charles H. Logan, Private Prisons: Cons And Pros, in Douglas C. McDonald, ed., Private Pris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
(21)Daniel W. Okada, "Maybe This Will Work", Infrastructure Finance, October 1996.
(22)Geoffrey F. Segal, "The Extent, History, and Role Of Private Companies in The Delivery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Study, Vol. 302: 1—22(2002).
(23)Geoffrey F. Segal & Adrian T. Moore, "Weighing the Watchmen: Evaluat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utsourcing Correctional Services", Policy Study, Vol. 290: 3(2002).
(24)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如Camp等人2002年在《刑事评论》发表的研究，参见Scott D. Camp, G. G. Gaes, J. Klein-Saffran, D. M. Daggett, and W. G. Saylor, "Using Inmate Survey Data in Assessing Prison Performance: A Case Study Comparing Private and Public Prisons",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Vol. 27: 26—51(2002).
(25)Geoffrey F. Segal & Adrian T. Moore, "Weighing the Watchmen: Evaluat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utsourcing Correctional Services", Policy Study, Vol. 290: 3(2002), at 9.
(26)Patrick Bayer & David E. Pozen, "The Effectiveness Of Juvenile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Public Versus Private Manageme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8(2): 549—590(2005).
(27)60 Minutes: Private Prisons Break Rules to Make a Profit(CBS television broadcast May 2, 1999).
(28)Mark Tatge, "Employees Criticize Privately Run Facilities", Cleveland Plain Dealer, Aug. 30, 1998, at 18A.
(29)Cheryl W. Thompson, "Ohio Issues Restraining Order for Prison Firm; Control of Facility Cannot Be Changed", Wash. Post, Nov. 19, 1998, at B4.
(30)See Kim Bell, "Texas Jail Says Incident Was Over blown", St. Louis Post-Dispatch, Aug. 26, 1997, at 1A.
(31)John DiIulio, The Duty To Gover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rivate Management of Prisons and Jails, in Douglas C. McDonald, ed., Private Pris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
(32)Sharon Dolovich, "State Punishment and Private Prisons", Duke Law Journal, Vol. 55: 438.
(33)D. C. McDonald & C. Patten, "Governments' Management of Private Prisons"(a research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t http://www.ncjrs.gov/pdffilesl/nij/grants/203968.Pdf，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34)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J. H. Burns and H. L. A. Hart, ed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 p. 179.
(35)Antony Duff, Punish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
(36)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Mary J. Gregor & Roger J. Sullivan,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33.
(37)Cesare Beccaria, 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 and Other Writings, Richard Bellamy, ed., Richard Davies, tr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59.
(38)虽然《模范刑法典》并不具备法律效力，然而至少有37个州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州刑法，而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几乎完全采用该法典。见维基(wiki)百科“Model_Penal_Code”条，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del_Penal_Code，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39)Francis A. Allen, The Decline of the Rehabilitative Ideal: Penal Policy and Social Purpo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2.
(40)Katherine Beckett & Bruce Western, "How Unregulated is the U.S. Labor Market? The Penal System as a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 Am. J. Soc., Vol. 104:1030(1999).
(41)Franklin Zimring, "Imprisonment Rat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Criminal Punishment", Punishment & Society, Vol. 3: 161(2001).
(4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6页。
(43)同上注，第312页。
(4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45)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在我看来，正是在经济与规训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福柯的惩罚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私营监狱的重生和蓬勃发展，福柯似乎忽视了经济—政治结构的强大决定作用。
(4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4页。
(47)Davids Garland, 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 A Society in Soci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129.
(48)参见王立峰：“对法律惩罚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进路”，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49)福柯原文出处不详，转引自诚之：“法律、权力与规训社会”，at http://lawroad.net/bbs/archiver/tid-55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50)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第66页。
(5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页。
(52)同上注，第351页。
(53)卢瓦克·瓦关：“从福利国家到‘监狱国家’：美国将穷人关进监狱”，载《[法]外交世界》1998年第7期(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 1998), at http://www.xsjjy.com/rqwx/mgqiongren.htm，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54)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
(55)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二卷)，袁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8—120页。
(56)转引自佚名：“当代中国监狱结构与现代监狱制度建构论”，监狱信息网，at http://prison.com.cn/Theoretics/2004-9-23/A1BB8D01-38FF-4CC1-BBAD-1D68B65D21E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57)Sarah Armstrong, "Model Penal Code: Sentencing: Bureaucracy, Private Prisons, and the Future of Penal Reform", Buff. Crim. L. R.., Vol. 7: 275(2003).
(58)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1页。
(59)Michel Foucault, Foucault Live(Interviews, 1961-1984), in Sylvère Lotringer, ed., Lysa Hochroth & John Johnston, trans. , 2nd edition, New York: Semiotext(e), 1996, p. 299.
(60)需要指出的是，规范性(哲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存在着“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别，因此，规范性理论必然不同于社会理论以及经验研究。然而另一方面，又不存在完全脱离“实然”状况的“应然”理论。一个规范性理论如果与实践脱节很大，却又支配人们的思维模式，势必会造成理论和实践的种种问题，比如传统的惩罚哲学在解释私营监狱问题上的迷失。
(61)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and Reason, in Lawrence Kritzman,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New York: Routledge, p. 74.中文版见福柯：“政治与理性”，赵晓力、王宇洁译，at http://fabiusblog.blog.hexun.com/15515172_d.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8年10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