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税务会计理论特征的中美比较及其差异原因

　2.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单一税制与发达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单一所得税制，因此美国税务会计面临的是理论选题的单一与狭窄。如前所述，如果从所得税会计角度来看，FASB几经周折于1992年发布的SFAS109已经有所论证，单一的税制再加上实用主义观念限制了美国税务会计的视野与规模；单一所得税制同样限制了美国税务筹划理论对产品市场的研究。然而，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为税务筹划提供了一个主要的研究选题。斯科尔斯等创建的是以资本市场为对象、高度系统的税务筹划理论，与我国以相对成熟的产品市场与处于新兴、转轨阶段的资本市场为选题约束的税务筹划理论形成对照。更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细节是：美国所得税结构中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性质对税务会计研究注意力产生的分解效应，同我国所得税结构中企业所得税主体的税法制度也形成对比。
　　3.税务会计的实务化倾向与实用主义理念。与管理会计“曾经没落”不同的是，可以说美国税务会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始终兴旺不减是由于税务会计的实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美国文化固有的实 用主义价值观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实用主义又促使了美国税务会计的实务化。二战后，所得税成为联邦政府首要的收入来源，联邦税制的日益庞大与复杂化引起对税务会计空前的重视。依据美国会计史研究结论，“税收成为美国会计新的增长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迅猛增长，第一次促使社会对税务会计师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国对外战争还产生了一种超额利润税，以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为基础，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师造成极大挑战，“公司管理层不得不关心如何进行税务筹划”，这又一次刺激了社会对于税务会计服务的需要。从史证角度来看这两次增长，显而易见，对税务会计实务与税务筹划这类实用性的会计供给是一种“需求一回应”的演化路径，而美国“对所得税会计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论上的完整”同样是出自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还体现在美国会计职业界对税务增长的参与以及对增长利益的独占欲望上。税法成为各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写照。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取消简易纳税申报表，促使税务代理这一全新的职业悄然兴起。“但对注册会计师们却如同梦魇一般”，从事税务工作的会计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担心无限膨胀的税务代理行业给会计师职业带来冲击，所以，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专门制定出税务从业人员道德标准，并努力促使美国国内税务局颁布了规则，规定非注册会计师只能以“登记代理”名义执业；二是同律师行业在税务代理问题上进行博弈，因为1956年律师行业指责注册会计师税务服务是对法律业务的侵占。由此可见，税务会计牵涉众多利益集团，实际应用与理论创建上都表明会计职业及代表会计职业利益的FASB在税务会计租金或经济利润的分享问题上一直存在实用主义的隐忧。
　　会计上的实用主义在会计概念结构制定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FASB制定并发布概念结构，“其主要目标是为外界批评会计准则及其制定提供一种看上去很科学的辩解借口，同时帮助会计职业界继续享有会计准则制定权”。从财务会计来看，是先有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然后在其指导、评价下制定财务会计准则，因此，财务会计受单一准则约束。而税务会计受双重准则约束——税收法律与财务会计准则，而且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与税务会计准则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税收法律后有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最优先反映税收法律的约束，在其约束下又反映财务会计目标诉求，并指导相关财务会计准则的制定与评价。尽管会计准则机构可以理所当然地行使制定税务会计概念结构权利，但如前所述，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关利益集团。这意味着美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也与FASB对权威性与租金的忧虑有关。
　　(二)中国税务会计理论的成因推断
　　1.会计理论的需求与剩余。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会计理论反思与引进期，会计理论面对史无前例的研究需求，会计理论研究的“边际利益”处于迅猛递增阶段，这是滋生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条件之一。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关系经历了从统一到差异再到寻求协作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我国会计准则研究论证初期讨论的诸多问题中，“对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是财务税收制度，会计、财务、税务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所有问题中需要优先解决的”。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为税务会计研究提供了一个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础，可以说我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与以概念结构为核心的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几乎同时进入一个此前近乎零供给的会计理论研究市场，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财务会计理论对税务会计理论的外部性——挤占效应。在经济学意义上，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程度，市场越大分工越精细，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显然，当时的中国会计理论需求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会计理论研究的分工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短短10余年的巨大变迁与成就也验证了这种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瓦茨、齐默尔曼认为只要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会计研究，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就会对需求做出反应；葛家澍、刘峰也认为如果将理论视为一种“商品”，那它的提供者会因提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获益。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正处在“经济利润不为零”的非均衡时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里将会获得新兴市场超额利润的好处。理论提供者的收益可以视为会计理论的作用之一，尽管是比较间接的作用，当利润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共享的信息时，利润将不再是创新的可能结果，它变成了创新的激励，巨大的经济利润是我国税务会计理论研究持续增长并完成体系化建构的不可忽视的驱动力。
　　2.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约束——双重税制。税务会计研究选题的宽度带动了税务会计理论的深度与厚度，这是中国税务会计理论体系化的滋生条件之二，也是一个基础条件。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实行增值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税制结构，增值税使税收法律与会计发生更大面积的冲突，并使得这种冲突凸现实质性与细节性。如果说所得税是通过收益间接作用于生产过程，那么增值税则是直接介入生产当中，其对财务会计确认、计量以及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强烈“噪音”。而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其增值税会计处理方法基本上都是税法导向的财税合一模式，存在诸多弊端；FASB也因美国不实施增值税而没有制定增值税会计准则。因此，我国学者在没有国际参照与示范前提下的增值税会计理论的构建，便具有理论探索与准则指导的双重价值。研究者主张以会计目标为起点构建增值税理论框架，以增值税费用观构建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会计模式、设计财税适度分离的增值税处理方法，并指出在增值税会计准则建设上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FASB与IASB，中国有必要、有条件制定区别于英国的增值税会计准则。
　　3.反实用主义逻辑的理论辩解。增值税会计费用化理论与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建构，不能不说是一个本土化的诱致性理论变迁、一个选题约束下的理论创建。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理论规律只能由人们发现而非由人们创造，人们不能改变它或违反它，这是理论的内生性。如果说引进是外生性理论，那么本土化的理论便具有内生性，“税务会计是一种国内会计”，会计理论有“辩解”功能，针对本土需要的理论辩解不能算是杜撰的虚无，尽管“辩解”的供给也许不完美。葛家澍、刘峰在阐述FASB及会计职业的实用主义时，首先提出这样一个疑问：“现代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教员，但是财务会计概念的最终提供是由准则制定机构自身完成的，大学教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为间接。”我国的税务会计理论目前主要由大学学术研究成果构成，看来税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提供改变了这个实用主义导致的逻辑，税务会计概念结构以民间学术形式提供也会产生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效应——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所实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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