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税收政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一个国外文献述评

　　[摘要]伴随国际资本流动性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使用税收激励政策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但实践效果却差别很大。针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国外学术界做了大量研究。早期的研究借助调查和计量经济手段，对税收激励政策在吸引FDI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考察。随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具体税收政策工具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并对跨国公司的税收行为做了深入分析。目前，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母国税收政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以税收竞争与协调、税收激励的成本等问题。
　　[关键词]税收政策；跨国公司；外国直接投资；区位决策；文献述评
　　　
　　来自联合国贸发委(UNCTAD)的资料显示，为了增强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吸引力，各国不断采取税收激励政策以改善其投资环境。那么，税收政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到底如何呢?围绕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做了大量有益探索。
　　一、税收政策在FDI区位决策中的重要性
　　在其他区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税收政策会影响投资净收益，进而影响FDI的区位决策。然而，现实中各国的区位因素往往不同。鉴于此，早期的文献借助调查和计量分析手段，试图确定税收在FDI区位决策中的重要性。
　　(一)对利益相关者的调查结果
　　Barlow和Wendert通过对美国247家海外投资公司的调查发现，仅有10％的公司把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其对外投资的条件之一，另有11％的公司提到东道国的税收激励政策对FDI有一定影响，但其重要性在货币的可兑换性、保证免于国有化征收、政治稳定性之后。Robinson对205家跨国公司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该结论。同时还发现，针对FDI区位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看法有很大差别。政府部门认为，税收减让是FDI区位决策的首要影响因素。但私人投资者却认为税收减让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Aharoni的调查结果显示，东道国的税收减让对公司的投资区位决策没有影响，收入税减免的投资激励作用十分微弱。不过，受访的东道国政府官员却认为，税收减免是吸引FDI的一个强有力的激励措施。此后，对外国投资者的调查研究仍在继续。Simmons对600家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经理的调查发现，在众多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公司税的重要性位于政治稳定性和市场规模等之后居第八位。这些研究进一步说明，尽管税收可能是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调查研究方法的缺点在于，被调查的投资者可能为了得到减税的好处，或担心政府取消税收优惠而夸大税收激励的作用。
　　(二)计量经济分析结果
　　为了更为精确地揭示FDI对税率变化的敏感程度，早期的一些学者还尝试借助计量分析手段展开研究。其中，Root和Ahmed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根据每年的FDl人均流入量大小把这些国家区分为无吸引力国家、中等吸引力国家和强吸引力国家三类，同时针对三类国家选取了44个潜在的影响变量。在涉及政策的6个变量中，有3个与税收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公司税税率大小是一个有效识别三类国家的重要指标，但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识别指标。Agodo对33家美国企业在20个非洲国家的46项投资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税收减让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并不显着。这些研究基本证实了早期的调查研究结果，即FDI区位决策主要受市场和政治等因素影响，税收政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甚微。之后，随着计量分析方法的广泛采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征税对FDI有负面影响。Mooij de和Ederveen对1984～2001年间的25篇计量研究文献的荟萃分析发现，FDI的平均税率弹性系数为－3.3，即税率每提高1％，流入的FDI将减少3.3％。由于计量分析大都采用了高度加总的数据来评估FDI与税收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忽略其他一些重要变量。因此。很难把FDI的变化单纯地归咎于税收的影响。另外，由于研究中使用了不同国别或时期的资料，不同的替代变量或控制变量、数据类型和可靠性、模型设定、估计方法等，致使计量经济分析的结论极不清晰，甚至已发表与未正式发表的论文，其结论都有很大差异。不过，早期的计量分析仍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即与政治稳定性、劳动力成本及其可获得性、基础设施水平等相比，税收政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十分有限。该结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诸如南美和非洲一些基础设施等条件相对落后、投资成本较高、不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即便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激励政策，但引资成效仍然不大的现实。同时也暗示着，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投资激励政策在弥补不利投资环境方面往往是徒劳的。
　　二、跨国公司异质性特征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
　　有大量证据表明，税收政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大小在不同跨国公司之间有较大差别。原因是跨国公司往往具有多种可供选择的融资渠道，可以选择不同国家进行关联交易和从事利润汇回，这种多元化选择决定了不同跨国公司对税收政策的不同反应。
　　(一)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差异
　　Guisinger的研究发现，与市场导向型和寻求特定区位优势的跨国公司相比，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那些税收政策更为有利的地区。原因是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比如服装生产企业通常面对高度竞争的市场结构，行业利润微薄，而税收可能是其成本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本身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倾向于比较和利用各个国家的不同税收政策。在此情况下，企业很容易把投资转向那些税收体制更为有利的地区，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跨国公司的规模和行业差异
　　Coyne的研究发现，小规模企业比大型企业对税收激励政策的反应更为敏感。原因是税收可能在小规模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占有较大比重，它们通常没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开展复杂的避税战略。大型企业则具有较大的谈判能力，极有可能获得东道国的特殊税收待遇，而不管其采用何种税收法规。OmantIO]的研究表明，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汽车产业中的跨国公司最有可能与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讨价还价签订私下税收协议，以确定所需支付的具体税款。Rolfe等通过对大约900家美国公司经理的调查发现，制造业跨国企业更偏好与加速折旧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因为它们比服务业使用更多的固定资产。

　(三)跨国公司投资方式差异
　　Hartman估计了跨国公司不同投资方式对税收激励政策的反应后发现，利润再投资更容易受到东道国税率变化的影响，母子公司内部借贷融资方式对税率的反应则不敏感。由于股权加债务的外部融资方式同时受到母国税收体制影响，东道国税收激励效果将被削弱。也就是说，FDI的构成不同，其对税率的反应也会不同。Rolfe等的研究发现，新建企业更偏好于减少初始投资费用的税收激励政策，比如购 置设备和原料的税收减免政策，扩建企业则更偏好于提高目标利润的税收激励政策。Swenson把FDI分为6个组成部分，即新建投资、扩建投资、并购、合资、增加股权和其他FDI，数据涉及46个国家的跨国公司在美国50个州的不同投资项目。研究结果表明，对大多数FDI而言，税收对新建投资和扩建投资的影响显着为负。即美国公司税率越高，实际投资将下降。然而，并购投资在所有案例中都具有显着的积极效应。因此，使用加总FDI数据很难解释其影响。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低税率可能是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而非特定市场战略类跨国公司投资区位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比如一些因特网业务相关的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等。在低税率国家设立子公司可为其母公司实施税收规避战略提供机会。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要对这类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母公司征税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高税率国家进行征税时，跨国公司就会通过内部转移定价的方式，把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以达到国际避税目的。另外，跨国公司还可以根据东道国税收激励政策的变化调整其海外子公司利润汇回母国的时机。实际上，这一结论可以部分地解释税收天堂国家和地区成功吸引FDI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