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

摘要：金融危机的余波还未平息，后危机时代的骇浪又扑面而来。危机时代遗留的问题，后危机时代的主权债务问题等等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就从危机的演变谈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后危机时代的主权债务危机进行简单的评述，并给出了关于金融改革的部分建议。
　　关键词：VAR；金融危机理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0导言
　　2008年金融海啸还未平息，各国的债务危机又席卷而来。我们不可否认，在过去几年里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状况的破坏，但我们也要正视后危机时代中更严重的经济波动。从2009年底，人们都在为世界经济状况回暖而增加信心时，迪拜债务危机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如同对正温的经济状况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以奢华为主调的迪拜陷入危机之中，使得国际投资商们信心顿失，经济状况再次下滑，在迪拜淡出人们视线之后，希腊的债务主权危机又浮出水面，如果我们说迪拜的危机仅仅是一个区域性危机，那么希腊的危机则会对整个欧元区产生巨大的影响，继而破坏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所以，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那里充满了诸多波折，而在经济发展中其杠杆作用的金融发展，更是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海啸就是由于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滥发而引起，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也是由于华尔街的操作而产生了隐患，所以，如何化解后危机时代存留的风波，如何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对银行业进行有效地监管，成了促进国际经济正常发展的重要路径。
　　1金融危机的演化及遗留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学可谓发展迅猛，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就从金融危机理论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出现了四代理论，各种理论所揭示的金融危机的发生也都具有局限性，然而，对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却没有形成固定的一套理论，大家众说纷词，但从已经出现的理论中我们还是可以摸索出一些简单的规律。
　　彼得·伯恩斯坦在《与上帝抗争》一书中写道：“界定现在和过去的革命思想是对风险的掌握：这句话的深意是，未来不是上帝的一时兴趣，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全然被动的。”所以，根据金融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总结，创新，金融业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低利率、低波动性和高回报率，风险也被降低到一种可以忽略的地步。
　　这些特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个关系紧密的阶段所体现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幅增多；通过证券化来分解和分散信用风险；以及扎根于20世纪中期的数学、计算机与经济学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这项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以信托银行和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公司发展了风险估价模型（VAR），这个模型使得银行能够计算他们在风险真正到来之后的预期损失。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推导，用计算机来计算，其精确度可预计到小数点后五位，相应的，预期收益也可以预计到这个精度。这项技术的发明使大家都相信，即使利润被更加强大的资产负债表和更高的杠杆率进一步推高，风险也可以通过VAR的计算而被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内。这给那些华尔街的大亨们以谋私利的空间。
　　假如越来越多的风险能够被精确计算，那么在银行账户中就可以更低的资本费用来惊醒更大额度的贷款，同样，银行所持有的可转换的债券数量也会增多。并且由于风险的精确衡量也迷惑监管当局，使其认为在低风险的银行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不会对大的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并且让一些公司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不良资产转手交易，从而降低风险。同样，令监管者奉为圣经的新巴塞尔协议太过于依赖银行内部的交易模型以及资产负债表的构成，使得风险评估这种技术的产生对银行平衡资产负债表起了重要作用，从而逃过了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
　　虽然VAR使得风险不断下降，但其平稳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严重的危机，例如网络泡沫。但是经济状况总是向好发展，波动常常可以快速平复。所以致使银行巨头越来越自大，直到2007年9月的金融危机。所以，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数学为基础的新兴计量经济学而带来的风险管理危机，其中对风险的评估太过精准，从而遗忘了在交易过程中的人心理的变化，或者称之为一种动物精神。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假定，即理性人假设，并且大部分的数量经济学家都是以这种假设为建模的前提，然而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殊存在，有时会具有非理性的表现，所以利用各种数量模型进行评估风险只能用于参考，而不能奉为圣经。所以，在基本假设都无法把握的前提下，利用全面的数学公式来分析一种非理性或者存在许多不稳定变量的方程式是很难得到正解的，并且即使结出了答案也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正由于此，使得大规模的廉价资本导致了风险的低估价。
　　伯南克曾说过，危机的原因绝大部分是由于按揭贷款产品的监管缺失，而非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实行的政策是政府鼓励美国居民向房地美和房利美申请按揭贷款，这两家公司是美国按揭贷款业的巨头。但是这两家公司却将那些粗制滥造的承销贷款包装成证券出售。正是由于监管的缺失导致了由低利率衍生出的较高杠杆率。美国各大金融公司的债务随着整个经济的膨胀而膨胀。在经济疯狂的高峰期，中等大型银行可以借入相当于其股权37倍的股票，这代表着它们可能在资产损失2-3%的情况下，就面临破产风险。但借入资本能够使得投资者们伪造“alpha”值，或者得到高于市场回报率的回报。
　　另外“格林斯潘政策”同样减弱了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由于这个政策使得人们过于相信会在需要的时候通过降低利率和减少市场流动性来救市。然而，美国审核借款的主要凭借却是各类信用评级机构，这些信用评级机构也是企业，他们的盈利来源主要是靠发放贷款的公司，这其中就可能存在部分问题。另外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化，使得从借款人到最终投资者的链条又过长，审查手续极为不便，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最后，信息不对称同样加大了对场外衍生金融市场的破坏程度。在场外市场，甚至连大型交易公司都没有准确的信息能够估计其他公司遭受损失会给整个市场带来的后果。与雷曼兄弟有关的合同损失看起来并不是太剧烈，但是没有人能够预见雷曼在2008年9月倒闭时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其信息不对称还有可能造成场外交易的短期灾难，场外交易没有明确的大公司进行引导容易造成不规则的羊群效应，使得投资者过于冒进，并且由于风险管理模型过分依赖于短期数据而造成的分析结果过于狭隘，使得恐慌得以蔓延。由于现在的全球金融网络的复杂性使得偶然性的灾难性失败变得难以避免。比如说，信用衍生品市场的资产总额远远大于其实体市场。直到现在，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这些合同必须通过中央结算所的审核，以确保交易是有担保的，以及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保证交易能够正常完成。
　　2后危机时代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这些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一直被各种经济学家研究，但在其还未解决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第二次波动又随之而来，甚至有超越次贷危机的趋势，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如蒂尔·古迪曼所说，资本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能够有效的分配。

 　　早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前，其国债与GDP的比例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其为了尽快加入欧元区，不得不请摩根大通为其进行包装，将国债以低利率卖于摩根，换得现金流以美化国内资产负债表，而摩根大通则将购得的希腊国债在德国买入保险，以保证其资产不贬值。金融海啸之后，摩根大通为保证自己盈利，大量抛售希腊债券，从而使得希腊债务比例瞬间失衡，从而引发希腊的债务危机。这个看似简单的链条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债务可以背负这么多，为什么摩根大通远在美国却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变化。所以，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瞬间波及全球，我们不得不感慨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盛行以及电脑股票交易的普及等，银行间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这些银行业巨头们为了在后危机时代让自己继续领跑国际市场，都充当着投机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