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三、贵州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定位任何一个成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都必须考虑社保收入与支出的长期平衡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相适应，否则，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可能陷入重重危机。
　　
　　[2] （P35-43）1970年代以来，欧洲大陆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危机就表明，社会保障支出的过度膨胀不仅可能导致财政问题，也会导致一些劳动力市场恶化和经济增长欠佳，即形成所谓的“欧洲硬化症”。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入探讨贵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立足于贵州经济社会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首先，贵州民族地区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模式，它必须符合保障适度原则。这里的保障适度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能够满足农民基本养老需求。贵州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逐渐推进体现了贵州在全国战略下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社会养老保险的一种路径，这种路径应该反映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因为对于贵州民族地区来说，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即便到2020年贵州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都翻一番，到时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大约相当于当前全国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不高，而且即使到2020年贵州城镇化率达到50%，仍然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在这种情况下，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养老保险金水平只能是一个能够满足农村居民养老生活标准的保障水平。
　　
　　具体说来，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水平应该明显高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为如果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水平仅与最低生活保障相当 （这是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况，目前社会养老退休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非常接近，皆为80多元），农村不会愿意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其保障水平又不能追求高，因为政府、集体和大多数农民都无法提供更多的缴费。按照目前的收入水平来计算，贵州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水平应该在30- 40%左右的水平。
　　
　　其次，贵州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该是一个可持续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模式。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是一个国际性难题，还没有哪个国家宣称已经完美解决了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可持续问题。因为社会养老保险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变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民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意识形态等。另外，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刚性，即养老金支出水平一旦被提高上去，势必很难再降下来，它也对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3] （P105）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发达国家为了维持高标准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公共开支体系，因而导致了大量的财政赤字。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OECD国家的养老保障支出从占GDP的比重从4- 5%上升到10- 12%，而一些北欧福利国家的养老保障支出则接近GDP的20%。从1970年代后期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社会养老资金的可持续来源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养老保障制度困难重重。[4] （P83-90）贵州民族地区在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社会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如何保证社会养老资金的来源，如何化解因各种冲击 （经济波动、人口加速老龄化、城镇化） 可能带来的筹资风险，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贵州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在养老保障缴费标准和支付水平上，在领取资格和支付项目上，在长期与短期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关键是使得养老保障能够经得起各种长期的干扰和冲击和短期的激烈冲击，如严重的通货膨胀、快速的老龄化与金融与经济危机等。
　　
　　最后，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逐步构建、发展和完善的制度模式。它是考虑到贵州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不平衡而建立起来的，突出特点是分步骤推进，避免同时推进导致出现资金与保障水平难题。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非常之大，以经济发展来讲，贵阳、遵义市区农村人均收入已经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全省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则仅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因此，我们只能在贵州较发达地区展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积累经验，然后逐渐向其他地方推进。
　　
　　但需要注意的是，贵州省民族地区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迅速，呈现出经济增长加速之势；贵州的城镇化速度也明显加速，“十五”期间，贵州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进入“十一五”迄今为止的3年时间里，贵州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同时，中央政府和贵州地方政府也正在试图改变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状态，形成了以毕节国家级试验区为代表的落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新思路。另一方面，党中央、国务院也已经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贵州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宏伟目标，因而，民族地区必须加快建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争取尽快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
　　
　　四、构建贵州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应该看到，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设虽然遇到严峻挑战，但仍然有着一些独特的优势。民族地区往往是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这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条件。少数民族的人口生育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并缓解了民族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另外，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与发展将获得越来越多的优惠政策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持。
　　
　　因而，如果能够采取合理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整合民族地区农村现有的各种养老资源，将能够顺利推进贵州省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乐”。
　　
　　（一） 加快经济增长是发展和完善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
　　
　　首先，民族地区应该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在矿产加工上做文章。民族地区往往是自然资源、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地方政府需要有比较长远的眼光和目标，避免一味单纯依靠出售矿产来致富，而应该建立资源矿产加工和深加工产业，对资源进行更有效地利用。其次，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民族地区拥有两方面的旅游资源，一是优美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二是民族历史、文化和风情。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旅游业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紧靠粗放式经营 （如简单而重复的旅游风景区开发、粗制滥造的手工业品等） 难以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要注重不断发掘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结合市场元素，持续创新，走旅游精品和品牌之路。再次，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在贵州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民族地区也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城镇化建设，适当放宽中小城镇的入户条件，通过城镇化带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 构建多元化的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从民族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实来看，应该基于劳动力市场特征及其变动趋势改革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仅要统筹考虑养老保障制度对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要考虑其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如在退休制度改革过程中 （推迟退休年龄） 时应该深入思考推迟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关系；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一体化进程也要与城乡劳动者收入水平差距的变动规律相适应。总的说来，要根据劳动力市场制度、结构变化及其趋势，设计更适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多层次多元社会养老体系。因而，贵州省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中国民族地区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来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人均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使得民族地区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民族地区的社会养老问题更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来解决养老问题，通过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积极鼓励和推动集体经济补助，以及家庭、个人缴费，构建一个资金多元化的民族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体系，适当降低养老保障制度的刚性和老龄化为中国养老问题带来的潜在财政压力。
　　
　　（三） 加强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城乡实行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我国财政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等大都是有利于城市，不利于农村的。进入21世纪之后，国家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要求农业和农村和城市处于同等的地位，而且要求城市 （工业） 对农村 （农业） 进行反哺，实现全面的制度变革。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制度的变革，包括教育经费体制的改革，职业培训体制的改革，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和劳动力流动体制 （户籍制度） 的改革，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行自主择业、平等就业的就业制度，保障外来人员的子女平等义务教育的权利，实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飞跃，从而推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设。
　　
　　首先，需要加强农民的生产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农业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能力，为农民在新技术、新产品的引进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方面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其次，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服务专门人才的培养。民族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积累都外流到了城镇，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能为农村和农业所用。农民宁愿花更大的费用送小孩到城市里上学，也不愿意让小孩留在农村读书；越来越多的农村打工青年渴望留在城市，不再返回家乡。因此，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是一个短期、孤立的行为，而是长期、系统的工程。再次，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该为培养、使用社会保险服务专门人才提供专项经费，从而确保人才培养和有效利用。
　　
　　（四） 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金基金运营模式。
　　
　　从养老金的运营来看，当前民族地区普遍将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同级社会养老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并主要将资金存入银行，获取银行利息。从近期来看，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情况下，银行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不仅未能增值，反而还有所贬值；从长远来看，这种资金运营方式肯定无法应对快速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难以保障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持续性、实质性增长。另外，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资金的收支管理，也容易导致社会养老保障资金被占用或挪用。在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践中，一些地区农民缴纳的养老金保险金有相当大的比例被列为管理费用，这种养老保险不仅没能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它还损害了农村的养老权利。从我国城乡社会养老保障的实践来看，单独成立一个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成本高、效率低，因而，可以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险机构管理，但建立一个单独的账户，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及账户的运营成本由各级政府财政负责，并尝试建立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账户联合起来，构建统一的养老金投资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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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士斌，梁宏志，肖喜生。 日韩养老金制度改革比较与借鉴[J]. 现代日本经济，2011，（6）：35- 43.
　　
　　[3] 王飞跃。 深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探讨———以贵州为例[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5）：100- 104.
　　
　　[4] 张士斌，杨黎源。 欧洲债务危机与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视角的分析[J]. 浙江社会科学，2011，（11）：83-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