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罹患者的天堂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 托尼·莫里森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摘 要：英国讽刺作家乔治·奥威尔与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两人作品之间的不同点远远大于相同点，但是，本文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一独特的视角，以《一九八四》的未来世界为参照，着重分析托尼·莫里森在小说《天堂》中塑造的精神天堂的寓意，从而得以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崭新视角对莫里森的作品重新审视，使其作品在前人的黑人文化和女性主义两大特征外，挖掘出新的自由主义的特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属于一种心疾病，得名于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的一次绑架案。当时该市一家银行遭抢劫，几名女职员被劫匪关到地下室。数天后，警方虽成功解救了人质，却意外发现人质对绑架者产生了明显的好感。后来，这种被确认的社会心理疾患就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被称为人质情结，具体是指被绑架的人质对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
　　据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人在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作用下的本能反应，一般地说，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你的身家性命，一切的一切随时都可以倾覆；而在何时何处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倾覆，则取决于施力方；2.施力方会施予种种小恩小惠，特别在你已经绝望的情况下，从而让你感恩戴德；3.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完全都是施力方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而言之，你被他导向；4.他会让你随时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你无路可逃①。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人质一旦置身其中，就很可能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症状具体表现为，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可以是一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对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斯德哥尔摩症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并从内心深处本能地感到恐惧和反感。因此，他们作品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这种情绪，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描写的未来世界阴森而恐怖，绝非人们想象中的高科技天堂。在这个社会中，世界被分成三个巨大的国家实体，彼此厮杀不已。在主人公所在的大洋国内，领袖“老大哥”高于一切，英社党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思想警察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电幕随时随地监视着每一个人。人们互相警惕、相互监视，胡思乱想变成了极为危险的事情，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警察带走，从此在人间蒸发。由于信息被严密控制，人们在谎言中被心甘情愿地改造成思想的奴隶。小说中代号6079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英社党外围成员，在专司谎言制造的真理部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发现了一张党的集会的旧照片，上面有后来被控为卖国罪的三名党的领导人的合影，而这是与党的相冲突的。他以为找到了从信念上对付党的证据，并力图在真理部制造的谎言中找到事实的真相。但是，他最后却发现，在双重思想面前，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能够被忽略或忘却，正如思想警察奥布林所说的：过去并不客观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中。“党控制全部记录，我们控制全部记忆，因此我们控制过去。”②
　　思想警察并不急于从肉体上消灭异议分子，而是在施加巨大压力的前提下（包括肉体上的严刑拷打），又不时给予小恩小惠和喋喋不休的说理:
　　
　　他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爱他，这不仅因为他停止了痛楚。奥布林是友是敌，这无关紧要的感觉又回来了。奥布林是个可以同他谈心的人。也许，你与其受人爱，不如被人了解更好一些。奥布林折磨他，快到了神经错乱的边缘，而且有一阵子几乎可以肯定要把他送了命。但这没有关系。按那种比友谊更深的意义来说，他们还是知己。③
　　
　　最终，施虐者与被虐者之间达成了最离奇的统一与和谐，温斯顿终于能够做到在奥布林的示意下确实看到了五个手指（其实只有四个手指）：
　　
　　他的确在刹那间看到了，在他的脑海中的景象还没有改变之前找不到了。他看到了五个手指，并没有畸形。……他神志非常清醒地感觉到，奥布林的每一个新的提示都填补了一片空白，成为绝对的真理，只要有需要的话，二加二可以等于三，同等于五一样容易。④
　　
　　温斯顿最终也成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成为了思想警察认可的“神智健全”的人。小说最后，温斯顿热泪盈眶、无比热爱他曾经怀疑过的最高领袖——老大哥，在幸福的感觉中结束了自己的怀疑和抗争。
　　某种程度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体制化的产物，当人质（包括被专制体制劫持的人民）习惯并依赖劫持者提供的信息时，他们也就安于劫持者给他们提供的环境，这是人本能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将不良刺激转化为良性刺激，具体表现为自欺欺人、选择性遗忘、合理化，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尤其多见的是将自己的境遇合理化，甚至刻骨铭心地依赖与热爱这种剥夺自己自由的体制。巨大的剥夺与渺小的赐予虽然不成比例，但当人开始熟悉甚至依赖体制化的时候，个人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于是，当英社党秉持“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⑤的原则，从思想上将全体人民集体劫为人质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成为社会评判一个人是否“神智健全”的标准。
　　与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不同的是，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主要表现黑人文化和女性主义两大主题。然而，在作品《天堂》中，托尼·莫里森却别有用意地创造了鲁比镇这样一个乌托邦的黑人乐园。两位生活经历完全不同的作家，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将乌托邦的居民塑造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在丧失自由思考能力的同时，或多或少成为了奴役者的帮凶。
　　《天堂》的故事背景发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批黑人由于不堪忍受种族歧视与压迫，长途跋涉，在荒野上建造了黑人的“人间乐园”——鲁比镇。从外观上看，小镇鲜花繁盛，恰似凡尘中的伊甸园。“鸢尾花、夹竹桃、玫瑰、牡丹等花草花期长而又长，在广大的空间中默默地开放，吸引了新的蝴蝶飞行几英里到鲁比产卵。”⑥而小镇建立20多年来遵循自给自足、互相帮助的生活准则，人们拥有共同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良好，晚上从不锁门，女人夜间在街上独自闲走也不会有安全上的担忧，小镇统治者为此而沾沾自喜:

　　那里既没有过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从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⑦
　　
　　但是，与表面不同的是，鲁比又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不到一英里以内就有三座教堂，却不向旅行者提供任何服务：没有餐馆、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⑧为了实现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黑人“乐园”，全镇被置于实际统治者摩根兄弟的严密控制之下，并排斥从白人到浅肤色黑人在内的一切外人。在这种封闭、保守、信息不流通的环境下，某些人也开始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一切可能影响小镇现行体制的事物都加以仇视，从持枪赶走来游玩的白人青年到强迫镇民梅尼斯抛弃自己的浅肤色女友，直至最后武装袭击被视为“邪恶之源”的女修道院。

　　归根结底，鲁比小镇的乐园悖论与所有乌托邦理想如出一辙，即认为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精神纯粹、生活简单、整齐划一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保持人们思想上的纯洁，从而维持乐园的秩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鲁比镇的先辈是来自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两个教区158个获得自由的黑人，为寻找自己的土地离开故乡北上，在长途跋涉中，他们被沿途的白人与浅肤色黑人所排斥，不允许在他们的城镇定居。这些被拒绝的人反而因为遭受的敌意而更加团结，他们组成了坚实的西进团队，希望在西部寻找自己的“心灵家园”。而当他们最终定居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砌起一个大烤炉，方便全镇的人聚会进食，以此作为胜利和团结的纪念碑。因为被排斥的，小镇居民对外来者深深地排斥，甚至对浅肤色的本镇居民都加以歧视。相对于大洋国，鲁比镇镇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要隐蔽得多。从表面上看，小镇的实际统治者并不禁止人们迁移，也没有限制人们的自由，但是，他们依靠神化了的历史控制现在，又试图固定现实生活以控制未来。大洋国的英社党鼓吹的“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依靠的手段是谎言与篡改历史，而鲁比镇统治者依靠的是神化历史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又煽动仇恨与排外情绪人为制造封闭。就这样，当昔日的被压迫者以领导者的意志代替了公众意志，以铁腕代替自由的时候，他们也就从被排斥者变成了新的排斥者，从被压迫者变成了新的压迫者。
　　鲁比镇的镇民固然不像大洋国的居民那样随时处于可能大祸临头的紧张状态，但是，在被神化的历史灌输与现实封闭环境的双重桎梏下，他们本能地对外界环境怀有深深的畏惧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而然对小镇的实际统治者产生依赖，并心甘情愿将自己与小镇的命运交付到他们手中掌控，即使个别人产生怀疑或者行动上稍有出轨，也会在周围环境的巨大压力下屈服。梅尼斯之所以被迫抛弃美丽的外来女友，只是因为周围环境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而只有遵循小镇不成文的规则，他才可能继续在其中生活。因此，这也是小镇统治者为何会对附近的女修道院如此痛恨的原因。因为女修道院通过收留外来的女性避难者，事实上为小镇居民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样板与人生选择。
　　与鲁比镇的仇外排外不同，女修道院的主人康瑟蕾塔对外人宽容博爱，她甚至不想去了解避难者的身份与历史。女修道院中，除康瑟蕾塔是自幼被修女收养的孤女外，其余都是因为各种原因逃避社会的可怜女子，但她们并未屈服甚至认同外界的压迫，反而在康瑟蕾塔的启发下自尊自爱，精神上走上了完全独立的道路。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吸引鲁比镇的女性和年轻人，因此造成了小镇统治者的恐慌。集权体制对于思想的控制不可能只依靠少数几个掌权者，而是依靠对于信息的垄断，使人心甘情愿地自我封闭，自我监视，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的,最有效的监视就是自我监视。当女修道院作为精神异类的存在已经威胁到鲁比镇掌权者对于信息的垄断时，鲁比镇的统治基础也随之而动摇。最终，小镇统治者不得不使用武力对女修道院袭击，并从肉体上消灭了对手。但是，当乌托邦的理想必须要依靠暴力消灭潜在的竞争者才得以维持时，其乐园的神话也就随之破灭。最终，小说以小镇统治者之一第肯·摩根身着整洁的西装，却光着脚在大庭广众下行走的场景暗示了乌托邦理想在精神上的彻底幻灭。
　　乔治·奥威尔毕业于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而托尼·莫里森则是美国常青藤盟校康奈尔大学的文学硕士，作为同样出身名校、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两人不约而同地对乌托邦体制下自由思想的丧失表现出极大的惊恐和不安。乔治·奥威尔的反乌托邦意识主要还是体现在层面，他以寓言的形式表达了对在思想桎梏中人类个性泯灭的极大恐惧。托尼·莫里森的反乌托邦意识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鲁比镇的黑人要保卫的并非是集权体制，而是漂浮在白人文化海洋中的黑色孤岛，为了种族和文化的纯洁性，他们自我封闭。但这种封闭式的文化形式和体制同样会泯灭人的个性、使人丧失独立的思维，在强权下逆来顺受，从而成为对压迫者言听计从的顺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封闭的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是人们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关键因素。
　　人们曾经形象地形容：魔鬼来到人间，把一个人抓进了地狱，让他饱受折磨，当魔鬼允许他偶尔回到人间，他便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而那位曾经将自己抓进地狱的魔鬼，仿佛就是解救他的天使。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丧失对自我的认可和记忆，仿佛是被豢养的宠物，无视自身巨大的剥夺，却对渺小的赐予感恩戴德，甚至被解救后，仍然会对监狱（他们心中的天堂）报以怀恋的泪眼。确实，无论是恐怖的大洋国还是停滞的鲁比镇，在斯德哥尔摩患者的幻觉中，何处又不是鲜花盛开的“乐园”呢？

　　① 参见熊培云：《人质为什么爱上绑匪》，《南方周末》，2006年9月28日，B15版。
　　②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藤棋、金藤谭，戏剧出
　　版社，2002年1月版，第162页。
　　③ 同注2，第166页。
　　④ 同注2，第172页。
　　⑤ 同注2，第161页。
　　⑥ 托尼·莫里森：《天堂》，胡允桓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96页-第97页。
　　⑦ 同注6，第7页-第8页。
　　⑧ 同注6，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