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途
关键词：厄普代克 《S.》 女性主义 态度
摘 要：久负盛名的厄普代克为了应答女权主义者关于其性别歧视的非难，于1989年创作发表了小说《S.》，塑造了版的美国娜拉形象——莎拉。小说揭示了莎拉逃离男权统治的家庭，独立后依然处于空虚、抑郁的困境。通过《S.》可知其实厄普代克并非像女权主义者所责备的那样“厌恶女人”，相反他对女性的处境深表同情。厄普代克在小说积极探索了导致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也流露了不能给出解决办法的无奈。
一、故事简介
约翰·厄普代克是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的当代美国作家，其作品多次获大奖。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厄普代克的作品进行研究,包括对其重要作品的译介与评论。①但据笔者掌握的材料看，的学术界对“最足以揭示其作品三大秘密——性爱、宗教、”的书信体小说《S.》的评论却着墨不多。
《S.》是厄普代克于198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中产阶级贵妇人情感经历的书信体小说。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42岁的女主人公莎拉是波士顿一位贵妇人，丈夫查尔斯是颇有名望的外科医生，“他们生活富裕，拥有考究的私宅、精心培育的花坛草坪，还有海滨别墅”。可物质的富足无法弥补夫妻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给莎拉带来的伤害。在查尔斯眼里, 莎拉只不过是他身上的一件渺小的饰物。她“辛辛苦苦、尽心尽责做事，不领分文工资，就像一个姘妇、一个社交聚会上的傻妞儿、管家婆、厨师、暖被窝的人、女按摩师，为丈夫的身份和地位充当活广告”②，换来的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漠视。莎拉整日沉默，查尔斯却压根没有注意到，“对他来说，我不过是另一件家什罢了。除非我把咖啡溅到他身上，或者像一堵枯朽了的门那样嘎嘎直叫，他从来不看我一眼。”丈夫的情感转移令她心寒，她叹道:“大约有十年了，每天早晨和半夜我都感到，他似乎已经离开了我。”乏味的夫妻生活以及女儿远去欧洲留学使莎拉感觉生活十分空虚无聊，在练习瑜珈的过程中逐渐迷恋并进而狂热地崇拜英俊潇洒的邪教教主阿汉特。为了摆脱丈夫的控制和寻求精神上的解放，莎拉毅然离开不忠的丈夫和年迈的母亲，只身来到邪教主在亚利桑那州荒漠中的一个印度教隐蔽处, 希望所从事的工作能够拯救日益堕落的人类，“我们在这儿所做的一切并不是躲在这个世界, 而是要改变它,从处于沙漠的我们这一水晶般纯洁的避居地开始,人类社会将会像化学药品中放入少量合适的沉淀剂那样重新建构、变化”。但结果她发现避居地并非精神的家园，精神领袖实质上是一个好色贪财的无耻之徒。于是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呐喊道:“你的女儿被欺骗了,这欺骗竟是如此残酷。我认为，我已获得智慧,可其实我一直都在无知的大海上漂泊。”梦想破灭后,她逃避到加罗比海的一个小岛。“和海斯特一样，在海边的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子里住了下来, 天黑前的半小时总是坐着, 呆呆地望着远方, 仿佛随着那虚无而去了。”③
莎拉经历了一次圣徒式的心路历程，但前途仍然一片茫然。对于莎拉们来说，世上既没有伊甸园，也不可能到达拯救灵魂的彼岸，那么应该何去何从呢？④厄普代克虽然提出质疑，但并未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完善解决给予明确的答案。
二、形象特征
小说的背景与当时时兴的女权主义密切相关。厄普代克在不同的作品中塑造过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但她们都是家庭妇女，缺乏事业抱负和才干，只是男人的妻室、性伴侣或者至多不过是料理家政的主妇而已”⑤。因此，他的作品被认为“表现了一种贬低轻视妇女的“性歧视”——不是把女性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精神价值的个体来体现”⑥。女权主义批评家对厄普代克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不满,导致对他的激烈批评，称他是个“厌恶女人的人”⑦。面对女权主义者的非难，厄普代克表示要努力改善作品中女性的形象，因此以《红字》中的女主角海斯特为原形创造了书信体小说《S.》，其中的女主角莎拉具有多面的特征。
莎拉虽然在母亲及丈夫眼里“是个缺乏教养，难以管教，令人不易对付，惹麻烦的人”，但在离家出走之前，她一直扮演着一位贤妻良母的角色，和易卜生笔下像“鹦鹉”和“云雀”一样的“泥娃娃老婆”娜拉有着相夫教子、勤勉持家的相似经历。年少时期，莎拉虽然倾心于有着犹太血统的迈伦，但最终顺从了父母的意愿而选择了学医的纯正白人查尔斯。因为怀孕，她不得不中途辍学, 二十岁就与查尔斯结了婚。婚后，她辛苦劳作，通过“替别人教法语课或在那阴森可怕的教区学校干缝纫活儿”来挣取家用，用父亲留给她的信托基金来偿付丈夫攻读医学费用，并且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独自把女儿珍珠抚养成人。正是因为莎拉背后无私的牺牲奉献，才有查尔斯后来的成功与体面。遗憾的是如此贤淑温良的女性换来的却是丈夫长达十年的出轨与冷漠。莎拉先是默默忍受，后来终于受邪教教主阿汉特的吸引而离家出走，去追寻自由与幸福。
因为天生丽质加上后天的精心保养，已到中年的莎拉仍然保持着男性欣赏的体形以及光滑柔软的头发，极具女性魅力。凭借其突出的容貌与独特的气质，不久莎拉就俘获了避居地的创建人之一弗里兹，后来连领袖阿汉特也落入她的情网，受其控制。莎拉外表美丽风情，内心精明能干。在离家出走前她扶持丈夫、培养女儿、打理家务、掌管财政，一切都井井有条。出走时她维护自己的权益，取走了存款的一半，抛售了所有的股票，并通告丈夫，当其要再婚时“我将要求以适当的条件来换取你的自由”。到了避居地后，面对丈夫的威胁，莎拉毫不畏惧，警告丈夫“还是呆着,别到这儿来冒险, 好好保管住我们共同的财产”。和教主阿汉特建立亲密关系后，莎拉控制局势,聚敛财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她，为了免受迫害，把和教主的谈话偷录下来后寄给了弟弟，因此得以全身而退。出走前的莎拉是一位温顺忍让的贤妻良母形象，而离家后的她在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中展示了勇敢、老练的一面。
莎拉集温柔贤惠和精明能干于一身，但也有着矛盾、自私的一面。对于丧偶独居的母亲，莎拉似乎很是关心，经常提醒其要注意身体健康，补充各种微量元素。却对母亲与丈夫结成同盟十分恼火，认为他们背着自己，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相互通信联系、串通一气。“虽然你们两人的确没有在口头上表露过什么，但你们都不约而同具有一种不可捉摸、不加掩饰的，使我感到自己污秽不堪的本领——我的头发蓬乱不洁，我的脚太大，我的皮肤太黑。”她自己虽然也向往爱情、需要男性，可是对于母亲的黄昏恋态度却十分强硬和蛮横，骂母亲的情人是“无耻之尤”，还怂恿母亲打电话报警。在给弟弟的信中一方面劝说其不要把遗产看得太重，另一方面又说自己母亲是“鬼迷心窍，神魂颠倒，举止和穿着简直像一个七十岁的海滨荡妇，居然随意挥霍掉爸爸留下的钱，不知干出了什么难以启齿、见不得人的丑事”。最后居然还恶毒地诅咒母亲，“难道你不想在墓志铭上留下这样的话语——这儿长眠着一个为耄耋之年的恶棍引诱而了结一生的老妪？”
作为母亲，莎拉对自己唯一的女儿满是关爱思念之情，一再嘱咐女儿要用功读书，远离毒品，不要与男同性恋者打得火热。她自己却在避居地和一位叫阿林卡的女性朋友有着超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对于女儿的未婚先孕她恼羞成怒，认为女儿“用其他不同方式令我伤心之后，现在还想使我成为外祖母”，且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像一般女人那样作为新娘的母亲背后里亲手安排一场婚事”，因为在她看来这是“荒唐之至”，居然完全忘了女儿珍珠就是她自己当初荒唐的结果。
对女儿尚且如此多变，对同性朋友则更加反复无常。莎拉似乎非常信赖好友米吉，把在避居地的所有经历都详尽地告诉了她，包括她的感情生活，“我知道，你不会，也绝不应该告诉查尔斯有关弗里兹同我的关系”。后来得知米吉不仅把一切都告诉了查尔斯，还和他谈恋爱准备结婚，断绝了她回家的路，这对自负刚强的她来说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恼羞成怒的莎拉开始在查尔斯面前挑拨离间，说米吉生性愚笨、假装幼稚而且挥霍无度。她原谅了查尔斯的出轨，转而指责那些和丈夫打情骂俏的平跟鞋护士是“污秽垃圾”，认为是“他们玷污了你和我，伤害了我们”。源于强烈的嫉妒心以及对丰厚家产的贪欲，她打算与查尔斯化干戈为玉帛，结成统一战线，把一场“性别之战”转化为同性之争。
三、作者态度
随着化进程的迅猛推进，20世纪80年代是女权主义理论爆发和女权主义运动盛行时期。美国的女权主义已经蓬勃、欣欣向荣，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点从厄普代克重视女权主义对其批判而重塑女性形象莎拉中可见一斑。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的不幸缘于男权的压迫，女性可以通过脱离家庭与婚姻、进行同性恋以及争取经济独立等方式来谋求幸福。厄普代克迎合女权主义的观点，安排莎拉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
莎拉离家出走到避居地后不久就与弗里兹相爱。一开始莎拉对于两人之间的相处感觉到“妙不可言”，连弗里兹讲话的样子她也觉得“十分可爱”。但是不久她就开始厌恶这种关系。首先是因为误会弗里兹与另一个女人杜卡尔有染，后来又借口其脾气太过暴躁，要求与之分手。“我太沉醉于爱情——这是女人的毒品——我慢慢意识到，维克希普塔（弗里兹的教名）对爱情太专横冲动，甚至近于狂热。我心里不由得寻思，这家伙是野蛮人，十足的德国佬，他连密教和发脾气这两个字眼都分不清。他动辄发怒，仿佛永远发泄不完似的……”原来的亲密爱人在莎拉眼里成了“典型的虐待狂”“精神病”，这段爱情终告失败。
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宣扬以同性恋来与男权对立，莎拉对这种言论也进行了亲身体验。在疏远了第一任情人弗里兹后，莎拉和一名叫阿卡林的女人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因为她美丽且能给莎拉带来“任何男人都不能让你感受到这种平静”。莎拉在信中深情地写道：“我当然想到你，我时时都想同你在一起。我们共同分享着的那份宁静，彼此沉默无语，但每当我俩要说什么时，那氛围又是如此亲切，温馨。”作为阿卡林神秘的、情意炙烈的王子，莎拉曾和她一起“体验那无限的快愉和极乐”，但莎拉要去继续追求“绝对的自由”，加上心中觉得这段恋情“缺少阳刚之气”，于是结束了这段关系。
莎拉与阿汉特保持暧昧一方面源于生理上的相互吸引，另一方面是因为阿汉特的领袖身份有利于满足她对物质的贪欲。莎拉假惺惺地告知他人“一切物质世界都是监狱,你得保持内心的平静”，自己却利用与阿汉特的特殊关系大量聚敛财富。这些财富可以保障她在风景秀丽的小岛上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她的内心仍然感到无比空虚寂寞，觉得自己“像哥伦布一样从一个岛寻觅到另一个岛,可一直没能到达大陆”。
已经逃离了男权社会控制，获得人身自由、经济独立的莎拉依然感到不快乐，很大程度是因为她的生活中缺失了爱情。她渴望爱情但又不相信爱情，“爱情对她而言就是情欲和相互利用”；她需要男人但又憎恨男人，“男人总是挑逗你的感情……他们要么气势汹汹，要么缺乏足够的自信”。丈夫、弗里兹和教主都不是她理想的感情寄托对象，美丽宁静的阿卡林也无法满足她的情感需要，所以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离去。可是对于具有正常心理和生理需求的健康女性来说，没有爱情的生活令她厌倦，于是她感叹“一切生活……是一张没有真实衬托的空皮。我们只不过在自己建造的那种幻觉般的希望和一瞬即逝的作为踯躅而已”。
在小说中，厄普代克借莎拉之口对查尔斯及其所代表的男权社会进行了谴责，称其身上有着“阴暗的易被疏忽的非法的男性淫威”，认为他的行径“同其父母以强迫执行者身份出现以维护腐朽旧秩序的作为并无二致”。莎拉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离家出走时带走一半家产的行为进行申辩：“在我看来，共同承担责任而且共有财产必须平均分配这一要求并不过分。正如一切男人都知道的，男性律师更会明白，事实上即使如此，也是很不公平的。因为男人之所以能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上有所成就，无论就他的事业技能或他已确立的稳定地位和身份而言，都得益于他妻子的无私奉献，那是以牺牲他妻子的最美好年华为代价才获得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摆脱暂时的经济困境而在事业上有所发展，而他的妻子却不得不在经济上忍受困苦，手头拮据，除非她能够结束这种婚姻，有足够的财力作为保障，从而自立——在眼下这样一个由厌恶女人的男人来充当法官以及由寡廉鲜耻的律师充当调停人的社会，有勇气作出这种抉择的女人为数并不多，而且越来越少——她们只有像一堆脏东西一样被抛向劳动力市场，只配穷愁度日，只能干一些报酬不高的笨重活儿。”莎拉这一番言论道出了许多女性饱受丈夫冷落却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主要原因。可见厄普代克也认同女性在男权社会遭遇不公平，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财产分配上的不公平导致了经济上的不平等。
从莎拉的心路历程来看，厄普代克并非像女权主义者所责备的那样“厌恶女人”，相反他对女性所处的困境深表同情。他认为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而女性本身的局限性如对物质与情感的无限贪欲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厄普代克不认同女权主义主张的解决方式，但他自己也未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或许正如文楚安所指出的“作家可以提供某种道德或价值的判断，亦可作出某种预测和暗示，但变革现实却是全社会的使命重担。它的最终解决将有赖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才能和智力——身心全面充分发展这一社会理想的实现”{11}。
① 郭英剑、王弋璇：《约翰·厄普代克研究在》，《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99页-第105页。
② 约翰·厄普代克：《S.》，文楚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文中有关本小说译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页码。
④⑤⑥⑧⑨{11} 文楚安译：《厄普代克对“女性意识”的新探索》，《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第121页-第125页。
③ 靳涵身：《形的仿拟 意的承传——厄普代克的小说〈S.〉与〈红字〉之互文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58页-第61页。
⑦ 丛郁：《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短篇小说小辑》，《世界文学》，2001年第6期，第6页-第9页。
⑩ 罗小云：《误入的迷宫——析厄普代克小说〈S.〉》，《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71页-第73页，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