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问题三、四合并之作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6
[关键词] 国民意识 国家政策 高校世俗化 爱的真谛 大学之“大爱”
中国不缺大学，可没有“大师”，也没有培养出“大才”。
5000年、13亿人口大国，没一个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没一所世界级的大学；没一项被世界追赶的顶尖科技；社科院没有一名人文社科类院士。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不得不对此有所思考。
是中国人笨？不是。是中国太穷？想想老子、孔子、祖冲之、李时珍生活的时代，觉得也不是。看来，是我们“13亿人自己”和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组织”，以及“大学自己”，三者有问题。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中国才会不仅大，且强。
一、 13亿人自己的问题
一板子打13亿人，谁也没这个胆儿。但，这里是讲理，不是谁有没有胆和资格的问题。在此，就试着列举一二：
1、21世纪初的中国人，存在急功近利倾向。如：当官的，想快出政绩，早升官；老百姓，恨不得一晚上致富；农民上午种树，下午想乘凉；，总想着全世界60亿人，只消费自己的产品就好；大学的教师，恨不得一天发一篇，快评教授，早当博导；大学生，对将来能赚钱的课程，就认真学，对找工作有益的，什么“证”都考，一参加工作，就想着买车、买房；全体中国人，希望GDP快快增长，赶超日、美，成为世界头号大国。这样的急燥情绪、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充斥着整个社会，助长了投机取巧之风、急燥情绪的加剧。
在急功近利的潜意识下，梦想，没有市场；少数人为国家和单位的长远和本质利益的想法、建议，往往得不到重视，反而受到耻笑。一个没有“梦”的社会，进步只能是奢谈。这种气氛继续下去，形成社会主流意识，其后果十分可怕。
2、21世纪初的中国人，存在互不信任、冷漠处事现象。如：看见一个乞讨者，心里想：说不定是骗人的把戏，有可能是职业乞讨，我不会受你骗的。有人发生纠纷，心里想：别理他，你也不是包公，关你么事，说不定是流氓地痞狗咬狗哩。号召捐款，心里想：说不定我捐的款，被人贪污了；就是全捐了，你也帮不了哪么多穷人。说农民苦，他认为农民读书太少，该穷。说工人下岗，认为下岗的都是素质低的，素质高的不是都再就业了吗？看到别人被偷，“别管闲事，少惹祸”。遇上强盗……
这种缺同情心、没热血和正义感的冷漠心理意识虽不普遍，但它是作为经验传播的，有的甚至是父母对子女的忠告，而且有“多管闲事吃亏”的铁的身边事例为证。
3、21世纪初公职身份的中国人，存在“人格分裂”症。社会“失真”成为普遍认可的视而不见的事实。有人恶意夸张说“报纸上只有日期是真的”。许多大会报告，假话连篇，的确是事实，没有一句是报告人自已说的真话，自己也知道是在认真说假话，听的人，也知道自己是在认真听假话、记假话，回去还得认真传达假话，但私下里谁也不把假话当真。人们对付假话的办法是：“当面不抵，背后不理”。现在，假的成真的，真的反而成假的事例颇多。不是有官员感叹“清官难作”吗？说明贪官好作。公开一套，背地一套，人格分裂，甚至颠倒黑白都习以为常了。过去，对《官场现形记》说的事和“指鹿为马”不太相信的人，现在信了。
4、21世纪初的中国人，在政治上很盲然。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好，资本主坏等等。一系列原社会主流意识，受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行为和国际社会的一次又一次打击，宋楚俞来大陆，才知道比我们富，使全民对共产政权的系统理论不得不产生怀疑。其悖论是：今天对，过去就错了；过去对，今天就不对。我们把传统的东西（儒、道、佛）丢了，共产党树起来的思想意识快倒了，心中没有个“纲”，“目”张不起来，政治生活十分盲然。尤其是理论上说不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道理上想不明白（不同时期的改革举措），使人很痛苦，尤其是有“革命”和计划体制经历的老同志。
一句话，21世纪初的中国人，“政治上是盲然的，人格上是分裂的，心理上是没互信的冷漠，行为上是急功近利的”。这样单独表述，具体到某一个人，的确偏颇，但整体感悟也不是没有根据。讲学术的严谨性，实证分析，却又缺少实证调查研究。对上述认识正确与否，也有盲然的因素。
二、 13亿人的国家组织的问题
国家是一定地、海域空间上的人、财物和文化的集合。国家组织是引领、协调、服务国家的公共管理系统。在“阶级压迫的产物”与“契约的产物”两种“国家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国家组织，地球上有近200个。中国是其中历史最久的大国，但从1840——1978年的138年里，都是在反侵略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渡过，近27年，才过上有人性秩序的正常生活。中国现在的国家组织是“一党专政多党合作下的宪政制”，它既有与2000多年的封建史相适应的一面，又有近现代历史发展必然的一面。但新中国近60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协调性，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日显突出。
其一，领导体制问题。国家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实际工作、专业工作，仍以“党的政治领导”为核心，不利于党的机体健康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党的理论是：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方向与方针的把握。而实际在经济建设中，任何公有制单位，党把所有的责任都担当起来，事无巨细，一管到底。这恐怕不符合党的初衷，和平建设时期，党在专业工作中的领导，若相对收缩，站在监督岗位上，既能超然脱俗，又能把握大的方向与方针，不致失控，还有利于自身机体健康，更不用承担许多无名的责任，造成没必要的毁誉。
新时期党的领导的实现，再不是战争年代意义上的领导，一竿子到底；而是要变“单核心”为“多中心”，根据人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合理分工，明确职责，各管一个方面。党专心致致地，把握好大政方针政策，监督、控制事业的发展方向，教育好党员，引领大众富强中国，永葆党的青春与活力也就在其中了。
其二，决策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集权制人口大国，但集权不等于专制，民主体制下不等于没有集权。集权与分权是国家权力驾构，民主与专制是决策方法。
“民主”与“专制”两种决策方法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二者都有其好的方面与不足之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体制，其坏处尽显，其实民主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当集权不变时，决策方法选择民主，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决策的正确性；当分权不变时，决策方法选择专制，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决策的正确性。美国，就是民主体制下专制决策机制，它主要体现在国家行政和司法两个层面。我国若釆取集权体制下，在国家最高层和基层实行民主决策，其制度优势并不比美国的差。当然，民主也不仅仅是“全民选总统”， 全民选总统是政治决策民主化，这里是指国家高层决策民主和基层事务决策民主化。
其三，教育观念问题。不仅仅是学生需要教育，全体国民都需要教育；教育不是灌输，是讲正确的道理和反映真实的客观世界，是引导与诱导的过程。
“现代社会的人，都是教育出来的”。不然就没有“教育大众化”这个词。“对成人国民”也需要教育，不然就没有“终生教育”这个词。只是两者的教育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学生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成人教育主要靠社会教育，它体现在社会舆论、社会制度、政府行为、社会组织行为、民众行为以及社会道德观等方面。
教育不仅仅是文化、技术与能力教育，重要的是道德、品质、修养教育，把文化技能教育与“君子”、“绅士”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与“文革”时的“又红又专”是一个道理，只是“红”的质不完全相同、内容更丰富而已。这样的“又红又专”之才，必然有利于人的品质提高，社会风气的好转，国力的增强。同时，必须明确，政治教育不可或缺,但不能过份强调其重要性，占用学生大量课时，也不可实行单一性政治观教育，政治观只是个人思想品质的一个方面，人类现有的政治观都应介绍，加之必要的引导与诱导，由学生自已选择。
其四，信息管理问题。信息是资源，除有害信息外，其传播的自由度、成本的高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非常大。对没有必要的管理应取消，该限制的有害信息(如黄色)应管死。
在现代通信发达、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公开对信息的垄断（严格控制），是做蠢事。一个开明的政府也没有必要垄断信息，以免授人以柄。在WTO框架下，媒体是产业，你的CCTV4出了国，人家的CNN、BBC、半岛台也会要求进来，期刊，第一个要求进来的可能就是《花花公子》。三、世俗化，是大学当前最大的问题
大学，是社会生产力的生产力，是引领人类社会的思想库、力量之源，是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的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组织之一，它虽不是物质生产者，但是核心信息生产单位；它虽不生产人，但生产人的文化素养、人的道德品质、人的技术、人的能力、人的创造力、国家竞争力；它虽大量消耗财富，但它大量生产创造文化、创造“君子”、创造技能、创造财富、管理财富、管理社会的人。
现代大学，不过近400年的历史，现代大学史不足一个半世纪。中国用1/4世纪的时间，由不足3%的青年接受高等，提高到近20%的比例，是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实现的，与发达国家大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匹配性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产品质量”不高，“高端产品”不高端，尤其是，培养的人才缺乏创造力。然而，出国留学的大学生，却不乏创造力强的人才。美国1800名高端人才中，有500名是华裔家[1]，他们并不比国内科学家智商高，但他们的创新能力为什么高出哪么多？其原因何在？
根本问题是，我国的大学与世俗社会没有“隔离带”，已完全世俗化了，并融入社会的全部阴霾。如上述“急功近利”的行为，“缺互信的冷漠”心理，已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盲然”，“人格分裂”现象，在大学里尤其突出。“领导体制”，从“六、四”后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决策体制”与行政系统一样，许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职评委员会、教职工代表会，只是摆设；“教育观念”，建国50多年，仅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就改了四次，高教观念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和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怎样办大学、管大学像是没个“普儿”一样；“信息管理”方面，不说社会管理问题，就是今天的高校，中国的大学生看不到报纸、电视的现象，十分普遍（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大事，学生惟一获取信息的途径是互联网，校内上网有偿、有限制，学生只好到学校周边商业网吧上网，一上就几小时，寝室回不了，就一晚不归，成为目前高校的难题之一）。
然而，目前高校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但大多数问题都是这八个方面的衍生品。如名教授剽窃别人作品[2]等丑恶事例，学生作弊等，与急功近利心理有关；学生“自杀”和“杀人”[3]个别事例和大学生有心理疾病比例较高[4]等，透视出与冷漠心理和人格分裂相关等等。而中国高校，还有一个特有现象，“人品教育”整体上处于放任状态，政治教育却抓得紧而又紧，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人格分裂。这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品质的提高。
大学，应是高尚、文雅之所，培养“正人君子”、“绅士”、“爵位”之地，民族优异特性传承主体，不应有世俗之气。即使个别人，有国民劣性之表现，应受到鄙视。不同的社会主体有不同的追求，政府追求公平与效率，大学追求知识与创造；追求效益与高质量的产品，大学应追求效果与高品质的人才。
中国人，党和政府，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对“中国大学人的思想意识是否需要改造”，“对大学生的‘思品教育’方法和内容是否需要改革”，对这两个问题深入思考，很有必要。若长此下去，中国将不是中国了，也很难成为强国。
四、对人的教育，必以爱为主体
人是爱之结晶；其出生之后，有爱，才能长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追求爱的人最幸福；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充满爱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社会。
爱，有三种：一是本爱，即人类出于本能之爱。如男女之间的爱，父母对子女之爱。
二是人爱，即人类本爱的延伸，它是人类特有的“不定他爱”。这种他爱，有“社会之爱”，“人道之爱”。“爱他”比“本爱”的稳定性差。不同思想品质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教养的人，在不同环境下的人，对事物不同预期的人，其表现的程度不同，有的甚至相反。如社会之爱有师生之爱，战友之谊，同学之情等；人道之爱有对弱者的施舍与帮助，对客观条件急剧变坏的同情；对下级的关心，对上级的体量，对同级的礼让，对逝者的怀念等。
三是大爱，即超越本爱和人爱的爱。这种爱，是纯理性的爱，它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方面包括三个层面，爱人类，爱国家，爱团队（包括集体和事业）。质的方面包括整体与长远两个层面。为了大爱，有时不得不放弃本爱和人爱；为了大爱，有时不得不放弃眼前的爱，而追求长远之爱；放弃局部的爱，去追求更大群体之爱。如“三过家门而不入”；“忠孝不能两全”；为达崇高目标而放弃生命等，都是爱国家之大爱。为减缓地球环境恶化的“京都议定书”[5]；为人类弱者的发展与进步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6]；为人的尊严而签署“人权公约”[7]等，都是从质的方面爱人类的大爱。老子、孔子、耶稣、释加牟尼、默罕默德、卢梭等，都是有大爱之心（其著作中有大量爱人类的内容）的圣人。
一般的是，任何人都具有前两种爱的本能，大爱却是社会赋予的，不是与生俱来的，有的甚至是受某种压力或外界影响而实现的。由于人爱的非稳定性和大爱的外部性特征，对人类群居有意义的——人爱中的“人道之爱”和“大爱”，需要社会引导与强化。一般情况下，经过高等教育，受过大爱影响的人，大爱成份就多一些，而这类人群的人爱中的“人道之爱” 因素相对增加，“社会之爱”因素却相对少一些。
爱，还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溺爱与性爱，尊敬与崇拜，向往与追求。溺爱，是没有理智的爱，不应提倡；性爱也有非理性因素，它是人类两性之间矛盾的消失与激化的根源。尊敬与崇拜，一般是自我社会认知之爱，它与人的知识素养和偏好联系紧密，社会人群尊敬与崇拜对象的类别不同，体现一定社会的精神状态。向往与追求，是为实现自己的认知预期或所在组织赋予的某种境界、社会状态、某种社会和条件等目标，锲而不舍的情形。前一种爱的形式是与生俱来的，后两种爱的形式，也需要引导和教育。
人类社会积极的方面，一般都是爱在其中起关键性作用，即使是积极的事物，如果没有爱，积极的也变成消极的了；如果有了爱，消极的也有可能转化为积极的东西。这都因为社会人这种高智能、情感化的生物的原故。从家庭看，若家庭的爱是完整、健康的，孩子一般都很健康；心理不键康的孩子，一般都可从家庭的爱中找到答案。从单位看，只要职工对单位没有爱，这个单位也就差不多了。国家也一样，清朝末期，因民众对其没有爱，武昌起义一闹，他就完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抗战前共产党是“消极面”，斗争中他们所拥有爱的质和量发生变化，爱的弱势方必然失败，与大陆之间的统一与分裂之争，最终还由爱来决定。
教育，是人的再生产。爱，对人的影响力是无穷的，具有神奇的作用。大凡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创造，其背后必然有爱的催生。从事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是社会精英，是民众中的人才，没有爱，育不出“健康”之才；没有大爱，催生不出“大才”。没有大爱，大学就不可能成长为世界级的大学；没有大爱，就不可能创造被世界追赶的现代顶尖科技；没有大爱，也不可能有世界承认的人文社科类院士；没有大爱，就不可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五、大学，需要十“大爱”
这里，之所以不用“体制”、“规则”来描述大学的改革，是因为，体制和规则都是管人的工具。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如是没有爱的体制和规则变更，只会把人管得更死。在大学里，不是要研究如何把人管得规规举举，而是要研究如何把人“爱活”。让师生放下一切顾虑和包袱，去追求知识，产生奇思妙想；去追索真理，锲而不舍；去探索和人类社会的奥秘。用爱的神奇力量去催生破译无穷世界的力量。
人类社会第一是家庭需要爱——人的生产；第二就是学校需要爱——人的再生产；大学更需要爱，而且是大爱——人的创造力生产。我们的大学只注意生产有用（而且强调是特定社会的）的人，而放弃了生产有创造力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所在。
下面，简要列举高校在现有条件下的十“大爱”之需。
1、需要政府对高校实行“特区”、“特保”。
“特区”，是指仿效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模式，在国家大的、经济环境中，把高校作为政治、文化、科技特区管理。其理论根据是高校本身就是一个“亚社会”，有其本来就不同于社会的运行和特点，为防止其与大社会的管理相冲突，大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对高校运作的干扰，对其在政治、文化、科技方面不同于大社会的管理模式，给予大学较大的政治自由度和文化选择的自主权，以利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科技进步与繁荣。
行政部门对高校的管理，限制在“分钱”和高教宏观政策制定、指导性规划上，评估和评价工作，交由社会第三部门运作。高校招生，仍由教育部统考，全国一套试题，统一公布分数和高中平时成绩。学校可招多少、招什么学生，由学生和学校统一在网上确定，所有高校招生结果在网上公之于众。当然，并不排除国家对少数民族和特殊学生的照顾。
“特保”，是指经济资助方面的特殊保障。公办高校收费全额上交，“铜臭”是高校世俗化根源之一。政府划定最低生活保障、教学投入、公用经费、科研经费、发展资助，五大额度预算，分项、分校列入人大审议的预算草案。保证高校政府资助比例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整个教育投入不低于GDP的5%，甚至更高的比例。
2、高校党委需要变“管家婆”为“慈母”。
党，是政治组织，有其特殊的理念和运作机制，在高校里，不宜长期作为学校“管家婆”式的事实上的单一管理主体。党，又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在高校新的发展时期，最好的办法是转变身份，变“管家婆”为“慈母”，不当“王熙凤”，做“贾母”。为保证中国高校出健康人才、创造型人才而“施爱”，“创造爱”，“孟母之爱”。
3、高校干部管理体制，需要实行能力本位选举制。
目前，高校的干部快退化成有学历的某些社会上官员一样，对学术和学问已不感兴趣了，工作性质和体制，决定其只关心上级的好恶，人事关系的协调，这是引入社会不良风气的主通道之一。他们，对学术和学问即使有所表现，也是为了评职称、在教师面前做样子，把当官当“奖赏”的人，骨子里瞧不起做学问的人。因此，高校的校长和管理干部，要变任命制、“听话本位制”，为以能力为核心，实行校内民主选举。
4、教授应实行终身制与高薪制。
事业单位改革，实行聘任制，这是对的，但接下来，应该对事业单位体现核心竞争力的人才，实行终身聘任制。这一点，在高校十分重要。教师，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与全社会知识份子比，也是精英人才，但待遇比公务员还低。这是中国知识不值钱、知识份子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若给高校增加拨款，很大一部分应该用于提高教师待遇，不说比公务员工资水平高几倍，最少也要高50%以上，这一部分人的高薪，对社会的刺激作用的正效应远远大于其负效应，对中华民族的进步是有益的。
5、高校需要“政治自由，科研无禁区，课堂有纪律”。
中国目前，不具备实行大民主制度条件，但在高校这样一个特殊亚社会里，针对中国的特殊环境，有必要以开放高校的政治自由（有隔离措施的）为契机，开启学生的心智，激发师生的创造力。在开始时，提出一个口号：“在高校范围内，只要你说得有理，骂共产党都行”。这样的口号，对我们党不一定是坏事，它有利于人的思想解放，有利于落实“科研无禁区”。当然，深层次问题仅限于科研，在课堂上还应有明确的纪律限制。
6、需要建立科研内容自由，著作、发表自由与无成本机制。
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到2002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超过一千亿元。OECD认为，中国的科技投入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羡慕地说：“中国学术界真是富得流油”。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仅仅在去年，胡锦涛就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也三次去那里调研；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也先后到中科院参观并发表讲话。这种情况用该院院长路甬祥的话来说，“这在科学院上也是从未有过的”[8]。
中国科研无长进，与长期缺钱有关系，是事实，但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从大科研看，钱与自由比起来，科研自由比钱更重要。科研自由除政治自由外，还有管理问题、发表自由问题、发表成本问题。
我国科研项目长期实行计划管理，事前要申报、事中要报告、事后有结题、还有评审评奖，一切都要满足管理者的需要，科研的水平和创造性要求反而不多，纯粹形式上的要求却不少。国家重大课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而相对大众化的科研项目，没必要计划管理，给研究者以充分自由，需要资助的才申请。
发表自由和成本问题是当前科研人员最大的现实困难，是否可以在教育部和科技部建立一个官方网站，向特定人群免费开放，自由发表论文（涉密的作特殊处理），所有期刊、出版社，都可在此网站选取文章，支付稿费，不收取版面费、书号费。
7、需要促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形成。
一篇论文是否有价值，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结论。目前，两所“超级高校”——北大与清华，他们的潜意识里是代表中国的最高学术权威，这也是客观的，但也有打压“外省”（北京人对非北京地区的称谓）人的现象存在，中央部委在学术上也存在这种现象。中国在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的局面，始终没有形成，没有“百花齐放”就没有文化、科学的繁荣，有“百花齐放”就有“鲜花”又有“毒草”，充许毒草的存在，是为了鲜花的出现。如何发现鲜花、识别毒草是我们的重点，对毒草没必要追究种植者的责任，铲除就是，对鲜花则要施肥、浇水。这才是中国目前繁荣科学文化的有效途径，也是起点。
8、改“两课”教学为“君子”、“绅士”教育。
“两课”是中国特有现象，从50多年的实践看，在市场机制下，整体上的效果是失败的。这一评价是违犯社会“官流”意识的，与中央[2004]16号文件精神也不完全一致，但我更坚信自已的眼睛、耳朵和大脑。人是有独立思维能力的血肉之躯，其品质是多项因素影响的结果，仅强化其政治意识，不足以构建完整的人格。如讲卫生、爱环境，讲品味、爱高雅，讲礼貌、爱仁义，讲诚信、爱名誉等等，的确是当代中国人所缺的东西，而马、恩、列、斯、毛著作和“邓、三论”里是找不到这些“小道理”的。不要试图把新中国的年轻人个个培养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人物，这样的教育，其实与“科举教育”模式没什么两样，若把年轻人个个培养成“君子”或“绅士”，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还有利于社会人文环境的优化，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高层领导人，个个都是人文功底深厚，品格高尚的伟人，马列主义都是后来接受的，而今天许多倒下的高干，除信仰问题外，不是缺“马列”，更多的是缺乏做人的、安身立命的基本常识性的东西。
9、大学之“大爱”，要容忍不能“容忍”之人。
“大才”和有创新能力的人，其行为往往有非正常性。主要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这些人的大脑某一领域特发达，而别的领域发育可能特落后；有的人，甚至是目空一切的“狂人”（如陶艺家邢良坤就是这样[9]）；他们的想法，往往没办法与别人交流，说出来怕人不理解，怕被人说成精神病，人们常说，疯子与天才只是一线之差，长期处于这一状态，真有犯精神分裂的可能，这在世界上并不鲜见。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6月11日报道，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同时也是艾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s syndrome，一种影响人们社会关系但对人的智力没有影响的精神疾病）研究专家的迈克尔·费茨杰拉德教授对历史上一些最具想象力的家进行了精神病学分析之后，他提出，在“疯狂”与“伟大”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即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的人能够拥有超常的艺术创造力和高超的数学天赋。费茨杰拉德教授通过分析认为，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等家，作家和家都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而爱因斯坦和其他一些工程学天才也被认为是这种病症的受害者。费茨杰拉德说，导致这种病症的某些遗传因子同样也是他们非凡的创造性才智的来源[10]。
在高校里，一方面，教师没有社会上的人群尊敬领导（人道之爱相对较强，社会之爱相对较弱），他只知道凭本领吃饭，不考虑人事关系的协调，这可能就是当代知识份子的悲剧所在；另一方面，特殊人才的许多行为又让人不可思议。一般的知识份子，也有这种现象，讲课、做事、做学问，头头是道，成熟明理；处理人事关系，却很幼稚、执拗，还不时使点小性子。这在高校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对待高校教师，只能用爱，容忍常人看起来的“不正常”，是高校领导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只可能重视“平常人”，排挤身边人才的行为自然就在其中了。
改革开放20多年，“孔雀东南飞”的原因之一，就有人才受排挤的因素，完全归类为待遇，也不是实事求是，只是有人不愿承认这一事实罢了。高校没有大爱，不仅培养不出大才，甚至留不住人才。
10、对大学生，要有“孟母之爱”。
大学生在大学学习，不仅仅在教室、图书馆、实验室里才是学习，其大学生活本身就是人生之习，大学期间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型成之时。大学学习的自主性、自由性、独立性、学生群体相互影响力增强，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熏淘我们的当代大学生，是一件十分具体、复杂、繁琐的系统工程。涉及大学的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尤其是教师的教学和行为，学生相互之间，以及大学周边地区的人群，都对大学生构成环境要素。没有“孟母之爱”，要想培养出当代的“君子”与“绅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涉及到学校周边地区，其难度更大。
现在的大学生已不是过去的大学生了，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有的“皇帝”的毛病本来就不少，加上等有害信息和情感问题、社会风气等干扰，教育的担子更重了，难度更大了，心要更诚、更软、更细，工作要更具体、更及时。我们必须用“母爱”之心去感化、用“孟母”之道去培育、用“君、绅”之礼去要求，用精湛的专业知识去感育他们。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要用观念去分析、找原因，因势利导，不要以“新新人类”等名词去形容、挖苦他们。“孟母之爱”要求该放开的，要“教”（如情感问题）；整体要求从严，要“告”（编写大学生行为规范等）；具体从宽，要“罚”（除特殊事例外，不应开除学生）；正面引导，要“赏”。尤其是贫困生、“毛病”多的学生、心理不健康的学生，要重点关心、重点培育。
只要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当代高校人应该有这份真诚与勤奋。The Analysis of Concerning Among Intellectuals and
“Magnanimous and Deep Love” in the Universities
Abstract: Behind the phenomenon that there are only universities but not the masters in China and the fact that culture and science fall behind others, there exists manifold synthetic effect of the whole national recognition, the country polices and the interior of universities. For the sake of being the power superior in civilization,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hould rebuild our curren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y means of college education. In colleges,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special zone” polices on politics,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situation----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with the political freedom; we should activate the unusual and creative idea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ith love; we also should tolerate deficiencies of intellectuals with the ten types of “magnanimous and deep love”.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rosperity for China.
Key words: national sense national policies making universities commonplace the essence of love “magnanimous and deep love” in the universities
注 释：
[1]、马大猷《二十年科技赶美，如何做才不是痴人说梦！》，博客：科技•新知•生活，2005年06月08日11时07分，网址：http://www.blogchina.com/.
[2]、新华社记者：沈路涛、邹声文，《科研净土频发“败学症”， 代表委员“把脉”寻“良方”》，摘自新华网2002年3月6日 12:38
[3][4]、TOM首页> 新闻首页 > 新闻专题集锦 > 迷失的大学生，网址：http://news.tom.com/hot/daxuesheng/
[5]、甘健，《京都议定书生效中国将履行承诺》，《中国青年报》2005年02月17日.
[6]、郭立军，《联合国提出千年行动计划》，据新华社联合国2003年7月8日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8日公布了2003年版的《人类发展报告》，建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采取共同行动。报告提出了一项名为“千年发展契约”的行动计划，建议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的改革，要求发达国家尽快兑现援助承诺，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为广泛的市场准入。由147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在2015年前将全世界日收入一美元以下的人口减少一半。报告认为，如期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景良好。报告说，“中国在过去10年中已使1．5亿人口脱贫；印度1990年至2000年的增长率也达到4％。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报告同时指出，全面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仍面临一些困难：全球仍有约10亿人口的日收入在一美元以下；1/5的儿童无法接受初等；全球“艾滋病孤儿”已超过140万，预计到2010年还将增加一倍。
[7]、中国人权研究会，《人权专家：中国加入21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意义》，搜狐网>新闻频道>国内>发展中的中国人权>人权，网址：http://news.sohu.com/2004/04/09/87/news2197887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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