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跨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概念与问题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栗晓红 姜凤云 时间:2010-08-16
  摘  要:跨国高等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迅猛的全球性教育现象。本文从跨国教育的涵义、出现原因、推动跨国高等教育的行动者、对输入国的影响、政府管制和教育服务贸易协议六个主题出发,综述了西方学者的跨国高等教育研究,并对其优点与不足加以评介,以期为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


  
    跨国高等教育则是指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跨国教育现象。这里的高等教育指中学后(post-secondary)教育,包括一切学位的(degree)、证书的(certificate)和文凭的(diploma)教育。现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多种学习方式,比如澳大利亚硕士阶段就有包括学位的、证书的和文凭的三种学习方式。

    本文用跨国高等教育概念来指称这一跨越国家(司法的和地理的)边界提供教育的现象,而且主要指教育提供机构跨越边界提供教育的现象,而不包括学生跨越边界到教育机构所在国家学习的方式,即不包括留学现象。

    二、跨国高等教育出现的原因分析

    关于跨国高等教育出现的原因,最常见的是需求分析。其分析逻辑是:一些国家有高等教育需求,但依靠自身难以满足,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另一些国家可以跨国为之提供高等教育,以满足这些国家的需求。具体论述有:

    1.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需求的增加。有学者对此做了专门论述。社会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都更加需要合格的知识工人。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文凭的价值稍有下降,需要职业课程和技能培训课程或者模块课程来补充;而在发展家,学位和文凭通过许诺一份工作而成为通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的大门。在这个总的论题下,其他强调的因素有:终身教育提上日程和大众教育的压力,公司训练需求,人口增长的压力等。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这种需求不仅来自传统的学龄期学生对传统高校的需求,而且是成人的教育需求和面向各种职业课程的需求。

    2.国家财政和公立高等教育系统难以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难以满足”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国家缺乏财政能力,二是国家不愿意用国家财政来满足这一需求。奈特认为预算限制、新公共管理引导下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日益强调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是其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国家不能或没有满足需求,促使各种各样的教育提供者出现,包括大学、出版社、媒体公司等。

    3.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丹尼尔(John S.Daniel)认为,飞机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使得人员的跨国流动非常便捷;而现在新的通讯技术使课程的流动成为可能。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使得多种形式的跨国教育成为可能,出现了很多非传统的教育传递模式,如虚拟教育,也使新的教育提供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入教育领域。

    但是,需求分析框架忽略了两个重要方面。首先,从需求角度分析时,忽略了提供方的动机。为什么有需求就会有提供?按照对教育的一贯定性,教育是公益事业,是政府投资和管理的事业。提供方是出于援助动机吗?在这里,跨国教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商业特征展现出来。跨国教育出现的前奏是留学教育的商业化。二战后,留学教育作为教育国际化的核心被提出来,旨在推动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特别是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派来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到1980年代,从英国开始,继而是澳大利亚,开始推行教育市场化改革,实现教育财政削减政策,对国外留学生从提供奖学金,到微额收费,到全额收费,以至于到有边际利润的收费,把留学生看作财政创收的重要手段。与之相随的是,国家也鼓励高校进入他国进行宣传,提高本国教育的吸引力,而且跨出国门,进入其他国家提供教育。1997年由瑞典国家高等教育部进行的“欧洲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的研究表明,北欧国家、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的国际化动机都逐渐从学术、文化、转向经济,只有南欧一些国家如希腊,仍然强调学术、文化和政治动机。

    其次,需求分析框架只看到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量上的缺乏,而忽略了对制度改革的要求。这一点明显体现在像中国这样发生社会制度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教育领导人在谈到中国的中外合作办学时多次提到,希望中外合作办学能够带来新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制度,而中国政府在审批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要求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推动跨国高等教育的行动者

    中关于推动跨国高等教育的行动者主要有两种认识:1.跨国高等教育被看作一种客观发展趋势,需要讨论的是各个民族国家应该如何应对,重点讨论民族国家的行动,欧盟在推行其欧洲高等教育时代时所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和项目都是以民族国家行动为核心的;2.一些国际组织被看作是推动跨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在这里,关于UNESCO、WTO、WB、OECD等组织都有很多讨论。特别是WTO,试图把跨国教育纳入教育服务贸易框架中去规范。

    跨国高等教育这些年来的蓬勃发展,构成了世界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一个新领域,这个新领域成为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积极参与、互相竞争的舞台。这也正是制度主义学派指出的组织领域结构化和制度化的过程,即在认识上达成共识、在行动上确立规范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两种行动者都非常重要。

    但是,这些文献都忽略了高校组织层次的行动者,他们才是教育实践中真正的主角,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国际组织还是民族国家,都充当了政策环境和间接行动者。另外,国家层次的行动者往往容易误认为只有发达国家才极力促进跨国高等教育,其实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努力推动跨国高等教育。前者如美国、澳大利亚,后者如马来西亚。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不甚积极的,如日本就比较保守,南非、以色列、希腊等国家则激烈反对。

    在分析跨国高等时,要考虑到三个层次的行动者:国际层次的行动者、国家层次的行动者和高校组织层次的行动者。同时,还应区分出制度化过程的三个层次:国际层次、国家层次和组织层次。国际层次用于确立国际范围的认识和行动规范,国家层次用来确定国家范围内的认识和行动规范,而组织层次则是真正行动规范形成和展现的层次。在分析较低层次行动者的行动时,较高层次的行动者往往构成行动环境。认识到这些不同层次的背后推动力量,对以后的研究非常重要。

    四、跨国高等教育对输入国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非常活跃而且激烈的争论。争论最为集中的两个问题是:跨国高等教育是否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控制和建设?跨国高等教育使得输入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加有活力还是造成破坏?这两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国家层次和高校层次。对于这两个问题,还分别有正方和反方,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论证逻辑。

    认为跨国高等教育削弱了民族国家对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控制和建设的一方,其论证是:跨国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全球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而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民族国家难以在自己的边界内管理全球化事务。特别是在GATS提倡的自由贸易化之下,民族国家更无力控制和建设本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认为不但不削弱反而加强的一方指出,跨国高等教育必须在民族国家的管理下才能有秩序地。和这两种论证密切相关的是他们对跨国教育的价值判断。前者认为高等教育本身有多重的社会价值,并非只是训练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民族国家能力的被削弱将损害高等教育全面职能的实现,要严格限制跨国教育的发展。与此相反,后者认为应该大力发展跨国教育。

    赞同跨国高等教育使输入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加有活力的一方认为,跨国高等教育的输入可以刺激输入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转型国家抱有此想法者较多。认为造成破坏的一方认为,跨国高等教育都是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学科,而很多本土高校都是以营利性学科养不营利性学科,以达到学科发展的平衡。一旦跨国高等教育进入,竞争使得本土高校难以吸引足够的学生来达到平衡,将会对本土高校造成致命伤害,导致高等教育走向商业化和营利化。与第一个问题一样,不同回答带来的是对跨国教育发展的不同选择。

    在不同回答的背后,是对跨国教育影响机制的不同观察和论证。从其论证来看,似乎都有道理,但他们都没有充足的实证资料来支持,与其说这是对事实的论证,不如说是他们价值观的体现。

    关于跨国教育影响的讨论还有其他方面,比如跨国高等教育之下,高等教育是商品还是公共物品?跨国高等教育是增加了入学机会还是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乃至贫富国家的分化?这些问题直接挑战了先前对高等教育属性、高等教育—政府—社会关系、高等教育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另外,在对这些问题激烈的辩论与讨论中,可以发现,对不同问题的不同回答显示了各方立场的强烈差异。这需要研究者更加小心地辨识各方的立场和利益。

    在这些不同的立场中,比较引入瞩目的是阿特巴赫。他对跨国教育可能导致的威胁非常担心,一再呼吁对其进行管制和控制。他提出跨国教育是一种双方自愿的殖民,合作课程导致殖民课程,授权课程是贴牌生产。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次指出,跨国教育有它的好处,但是,现在的评论者过多地注意好处,而忽略了跨国教育带来的挑战。作者着重提醒研究者注意以下事实:第一,包含着不平等因素;第二,一般是经济动机;第三,一些高等教育提供者如Phoenix和Jones International,虽然名字中带着“大学”字眼,但并不是大学,只是某个课程产品的提供者;第四,跨国教育和远程教育并非有助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第五,跨国教育和远程教育处在一个没有管制的环境中;第六,跨国教育和远程教育常常是以低廉学费收取学生;第七,虽然存在以上所说趋势,但也存在一些真正的教育合作。和阿特巴赫对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担忧相比,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当他从学者身份转移到美国公民身份时,考虑重点完全发生了变化。在1995年、1998年和2004年,他都发表文章,认为美国在国际教育市场上的行动力不够,导致美国教育吸引力下降。

    五、政府管制研究

    这里的政府管制主要指输入国对跨国教育的规范管理,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对跨国教育有不同看法和态度,相应地也制定了不同的政策。澳大利亚研究跨国教育的专门组织(OBHE)就此问题做了比较研究,根据输入国对跨国教育的控制程度,分为七类:1.完全没有管制(No regulations),如捷克共和国、法国、马耳他、墨西哥、尼日里亚和俄罗斯;2.有一些基本要求(Liberal),比如需要输出国的官方认定,如阿根廷、爱沙尼亚、荷兰、新西兰、挪威、秘鲁、瑞典、瑞士和英国;3,输入国积极介入发放执照,有的还对提供者进行鉴定(Moderately liberal),这可能是强制性要求,也可能是正式评价,要求通常是直接的,如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埃及、以色列、新加坡和越南;4.输入国政策从比较自由转向限制性更强(Transitional-from liberal to more restrictive),如印度;5.输入国政策从较强的限制性转向更加自由(Transitional-from restrictive to more liberal),这和上一趋势相反,如日本和韩国;6.必须设实体校园,不允许授权方式,输入国机构鉴定后的机构和课程必须得到官方认可,课程必须和输出国一致(Very restrictive-regulations concerning permission to operate),如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和南非;7.除非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但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Virtually impossible recognition for qualifications obtained through transnational provision),如比利时和希腊。该研究最后发现,现在跨国高等教育管制的主要趋势是允许跨国教育输入,但是尝试管制这种活动。目前还没有发现普遍采用的管制模式,有出现地区和国际管制框架的趋势,但不是非常明朗。

    日本的管制政策从严厉到宽松的转变值得关注。2004年3月29日,日本文部省发表了关于跨国教育质量保证的报告,建议文部省应大力改变对跨国教育管制的框架。目前的管制框架是建立在“领土原则”(territorial principle)基础上的。这一原则是指国外教育机构的分校,包括那些已经在本国获得承认的教育机构,必须按照日本要求由文部省授予大学或者学院地位,才可以被日本承认是教育机构。这样的政策是基于国家中民族国家控制一切的理念。报告还建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进军跨国教育时,日本教育必须改变,否则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就落后了。如果该建议被采纳,评价标准将从日本标准转到本土国家标准,即如果在本土被承认,则在日本也被承认。

    六、教育服务贸易协议

    在跨国高等教育研究中,服务贸易协议(general agreements of trade in services,GATS)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一个重要且争论激烈的论题。WTO作为现在最为重要的跨国教育制度化的推动者,其推出的制度化规范的重要成果就是GATS,把教育作为服务产品纳入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框架中。现在各个国家可以自行决定哪些服务领域纳入GATS、承诺到什么程度,所以,民族国家有较大自主权,但是,GATS有一个内在的议程,即逐步自由化原则(progressive liberalization),希望通过谈判能够逐渐消除贸易障碍,最后走向贸易自由化。

    在关于GATS的文献中,有很多人关注和思考GATS的实施对于国家高等教育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最早关注GATS及其对高等教育影响、并做出开创性研究的奈特,她综述了一些讨论激烈的论题:政府角色、学生入学机会、财政、对国外和跨国提供者的管制、学分认定和转换、质量保证和鉴定、研究和知识产权、国际化、专业人员(劳动者)流动、文化和文化适应以及组织机构层面的影响。

    奈特指出,现在贸易自由化问题占据主要议程,而且有一种危险是,一切教育政策问题都以贸易框架来看。对此,支持者和反对者或雀跃、或焦虑。复杂和争议很好地概括了现在关于GATS对高等教育影响的讨论,问题要远远多于答案。由于GATS还在进程之中,所以很难理解或预言其影响,但是,从事高等教育的研究者需要参与到讨论中,给贸易官员提供建议。

    对GATS的讨论虽然很多,但在实际谈判中,教育领域并没有占重要位置,甚至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我们还注意到,在对高等教育做出承诺的21个国家中,其承诺范围和幅度要小于国内实践做法和政策允许的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教育商品化的激烈批评迫使谈判启动非常谨慎;二是参与谈判的大多是各国商务部或财政部,这些部门更多考虑一般商品谈判,而忽略特殊部门的谈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对GATS的辩论和担心,更多的是未雨绸缪,考虑教育一旦纳入这个过程,将会对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七、结  语

    跨国高等教育作为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新兴领域,很多问题值得关注。上述研究都偏于宏观,且带有比较强的价值争论,缺乏细致的组织层次和中观微观层次的实证研究,这需要我们深入到某一具体国家乃至跨国高等教育机构中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中国由于教育供给不足和教育制度变迁的双重需要,主要属于跨国高等教育输入国,当前很多外国办学机构进入中国,与中国教育机构合作办学,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极好机会。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且是转型国家的背景,我们有望在这一领域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