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书院到现代大学

　　在一个周末，我来到五夷山。茫茫烟雨之中，只见蜿蜒浩荡的九曲溪环绕着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无数飞瀑，山色雄奇神秘。当我登上天游峰顶时，一片云雾袭来，眼见附近山峰由彩色画面变成一幅水墨画；当云雾退去时，黑白画面又恢复了丰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当初朱熹和他弟子们沐浴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中，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思想文章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想起朱熹，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来到云窝附近的精舍遗址。当年书院的遗迹几乎无法辨认，然而精神似乎决定了物质。这里正在兴建一座名为紫阳书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时，这里与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远边疆。但两者不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为一个中心。杭州是中心，五夷山则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宫室园林；在五夷山，则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杂的宫廷礼仪；在五夷山则有坦荡的学术争锋。比起杭州，五夷山更为自然，更为超越。这种自然的与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学的风格。 
　　 
　　从唐到宋，社会正如许多著作家所说，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折。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传统的世家大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驾驭整个社会。作为结果，唐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进一步衰落。尽管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仍没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比，儒学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业的，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这时的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很自然，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自然”与“名教”之争，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优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对人间制度的批判和挑战。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学的“天”可以深化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通的规则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层面，“天理”之天更为神圣，既可以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在社会层面，比之“礼”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质。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权。相信“理一分殊”，宋儒们并不仅限于对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们也在各种具体的知识中丰富对一以贯之的“理”的认识。对“格物致知”的执着，又使宋代儒学包容了科学的成分。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书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还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等等。应当承认，官方的学术机构对于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官方的雄厚资源，官学在整理已有的集大成方面有着优势，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然而官学容易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学术上禁忌较多，缺少创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学术创新和思想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民间学术机构之中。先秦儒学诞生于孔子的私学之中；老子虽是周王朝官方图书馆的学者，但《道德经》却是在他走到民间以后写就的；宋代的儒学革命则出现于民间书院之中。很难想象，有周敦颐而没有濂溪书院，有二程而没有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有朱熹而没有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和五夷精舍，有张载而没有横渠崇寿院。在民间的书院中，由于没有政治倾向的约束，学术可以朝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自由之思想”；书院也多自成一体的财政机制，如多有学田，从而在上保证了“独立之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竞争和交流的机制，进而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不同学派一流高手的“会讲”，如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成为千古文化盛事；书院本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为新思想体系的载体，成为不同思想的“市场”，最终决定着这些学术创新的命运。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书院就不可能出现宋代的儒学革命。而儒学革命所形成的宋明，顺应了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变革。 
　　 
　　而从西方来看，近大学的崛起，则帮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即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现代化。自中世纪末期起，在教会的大学中就开始了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献显然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以后，大学承当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识创新的角色。这一切成功都和大学的本质相关。由于著名大学多是民间非盈利的私立大学，在这里任何对思想的干扰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与之相关，大学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文化，虽然在实际中，最后一个方面的包容性较差。这也可以从大学的拉丁文词根 ūniversus 中看出，其字面意思是“一个特定的方向”，但实际意思是“作为全体、全部”的意思，与universe 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学还有很好的辩论风尚和批评规则。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时，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学院经常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来演讲，然后进行讨论。思想争锋异常激烈。因为自由，因为“全”，因为存在着公平的学术竞争与交流，才能造就大师级的人才，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文化或知识的组合进行学习，并在学术交锋中激发出新的灵感，改进自己的理论，从而会产生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学术结果来。 　如今，毫无疑问，我们的文明又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使家族体制受到致命的打击；化和城市化又使人口离开定居的村庄，家族体制受到了进一步的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不是血缘的和姻缘的关系，因而更为超越也更为一般。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面对着众多不同于自己的其它文明，它们用各种方式，战争的、的、文化的、宗教的和的，对中华文明提出挑战，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人更要与其他文明的传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全球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为综合、更为神圣、更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决我们面对新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问题。我们需要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新的文化载体和组织。 
　　 
　　显然，这样的机构应该是民间的非盈利组织。它独立于政治、商业和传媒等其它力量，使它超越而自由，从而能保证它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创新性。它的民间性质还使它摆脱政府分配资源时不可避免的弊端，从而保证学术标准的纯洁和严肃。它将尽可能地将全人类的文化和知识财富列入研究和教学的范围。作为一所中国的学术机构，它显然首先挖掘中国丰富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资源。作为一所的学术机构，它显然应将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包括其的、人文的和宗教的资源纳入其中。作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学术机构，它显然也不应忽略世界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文明的文化资源。这不仅体现在学科的设置上，而且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当然，不同文明的建筑风格不应在这所大学中互相冲突，而应和谐相处，这显然需要大师级的建筑师。在包容文化和建立公正规则的前提下，它鼓励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批评。它既是一所神圣的学术殿堂，又充满了问题意识。因此它所产生的学问，既可以使学生安身立命，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挑战。 
　　 
　　这样的学术机构，既继承了宋代书院的传统，又吸纳了现代大学的精神，从而有可能承当社会变迁时代的文化重任。有了这样的大学，就会出现融会不同文化资源的新的学问。回想宋代，那些文化大师们哪个不是出入儒释道三家的。惟有如此才成就了他们的学问，也成就了儒学革命。今天的学者也绝不会偏执于一种文化传统，因而有着宽阔的文化胸怀，也有整合不同文化资源的功夫。这样的大学将会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期待新的文化大师，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学术群星灿烂的时代，我们可以期待中华文明在回应挑战中再一次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