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理念缺失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6
关键词：大学理念 分析 对策
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日益复杂：社会处于转型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进程加速，社会市场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结构分化、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兴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拉大，严重的腐败现象等等，这些都成为影响大学培养目标、价值和教育品质的因素。在高等教育凯歌前行、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校园里弥漫着浮躁、浮夸的风气；教学质量滑坡、文凭贬值；高额学费让贫困生阶层日益壮大；人才流失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旨的大学，弥漫着浓重的官气，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主宰大学办学思想，唯上是从，跑“部”前进，一切向“钱”看，充满了大跃进式的豪迈和各种多样的高指标，运行着官、产、学、商各不同的机制；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屡禁不止，学校终于不再是“净土”，来自学界和社会各界的诘问强烈而尖锐。对于一流大学的建设而言，我们真正的差距何在？大学仅仅是经济建设的发动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大学参与社会服务，是否意味着应当成为超阶级的市场和加油站？高等教育是否仅仅成为富人的盛宴？
“穷则思变”，面对这么多顽症，小修小补恐怕不行，我们需要一剂猛药，需要新思维和新思想，需要品质的改善和境界的提升，需要文化的重建和制度的更新。大学理念，形而上为大学精神，形而下为大学制度。如何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一、西方大学理念历史演变考察
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始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其后英国、法国的大学也得到发展。在那个神主宰人的时代里，无论是学生治校的博洛尼亚大学，还是教授治校的巴黎大学，他们都把大学当作一种自由探索学问，把学问教给人的场合。他推崇自治，学校可以不受任何势力的影响而自主搬迁。
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德国洪堡大学的时代，在洪堡的带领下大学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统一：大学活动的非性与大学建制的国立地位的统一；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和科学对整个文化和社会的批判——启蒙意义的统一；教学和科研的统一。而这被很多人认为是现代大学制度产生的标志。
1923年，雅斯贝斯发表他的《大学的理念》，提出以下主要观点：
大学应该强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他认为自由是大学之生命的首要原则。自由应该包括学生学习的自由，老师教学和研究的自由。他主张在大学理念中的中心地位，认为“大学的内在精冲是通过每一个研究者及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活动为标志的”
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建制之间的关系：大学的理念需要由相应的建制来保障，他认为“如果这种为实现理想的活动詖取消，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
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在他的《大学的理念》中第一次较为完整地叙述下大学的劝能、目标和应该坚持的基本价值。在他看来，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机构，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大学的唯一职能就是教学，就是为社会培养良好成员。为此，大学要为学生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向学生传授普遍完整的知识，同时帮助学生发展智力，探求真理，掌握真理。看来西方国家的大学素有崇尚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传统，他们还希望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
二、中国大学理念历史演变考察
中国大学的历史有“百年历史”和“千年历史”之说。我们承认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悠久，资源也很丰富，但本世纪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移植于西方。早在晚清之时，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是紧密相连的“三步曲”。至于如何兴学校，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两个意见一致：“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但在他们一系列的著述中，能看见的却是满纸的“西国学校”如何办理，对“三代之学”只字未提。1941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更是肯定“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由此，我们采用第一种说法，回过头来看看维新变法时期的北大、清华，再想想战火纷飞时期的战时大学。
1919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使北大“挺然特出”、“褒然独立”。杜威如此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尔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中，蔡元培坚持“完全人格”、“诸育和谐”、“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昌明学术”、“倚重研究”、“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几大原则。坚信大学肩负振兴民族的使用，这激励了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认为大学应以学术研究为天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实质就是学术自由，这是他大学理念的核心内容。他在北大奠定的学术自由的传统影响深远，远远超出一个北京大学的范围。
清华大学校长无论是梅贻琦还是蒋南翔，都认为大学应该“知类通达、通重于专”。力倡通才教育。这与蔡元培“完全人格”、“诸育和谐”有异曲同下之妙。梅贻琦还认为大学应“端赖大师，教授治校”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渭也；”这与蔡元培精神相通。他还主张“兼涵并容、学术自由”，这与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完全一致。“学以致用，服务社会”正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鲜明体现。
到了抗战年代，战火纷飞。学校纷纷内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昆明合三为一，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是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战时大学培养出了一批精英，支撑了遥遥欲坠的中华民族。西南联大在继承三校兼收并包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特点，它在战争期间又与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形成两个重要的大学理念：与民族精神相对的是另一个大学理念：即西南联大的学术理念。西南联大的学术理念体现在教师形成了学术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已经熔铸在他们的生命中：自由的意志、独立的思想、忘我的境界、求实的作风是学术独立精神的四种表现。西南联大学术理念的确立。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西南联大教师和学生群体共同的价值认同。而这些，才造就了一批精英：贺辚曾、陈寅恪、曾昭抡、华罗庚、冯友兰……
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对比过去的辉煌业绩，我们不难发现。大学产生的问题如此多，原因不在于大学经费的短缺，不在于教学硬件的短缺，我们真正短缺的是大学的灵魂，缺少的是正确的大学理念。
三、对重建我国大学理念的思考
1.在学术上崇尚学术自由，将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有机统一
对学术自由的认识不能静止和片面的理解，学术自由是一个历史概念，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度，学术自由的内容是不同的，现在如果提倡苏格拉底那种“无限度的自由”显然是错误。学术自由有其合理性，因为学者从事的是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对这种学问的探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为了保证其客观性，“学者的教学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但学术自由也是有限度的，它只限于高等学校中的学者，享有学术自由的教师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克里特教授在论述学术自由时提出：作为个人的教学自由，当学院的教师按照教学计划和规定，按照学生基于学习自由提出的要求来讲课，其所希望的教学内容受到阻止时，学术自由将遭到危害；作为个人的研究自由，当以规划和财政资助的方式来确定研究的目标时，学术自由将遭到危害。在学术评价标准上，切不可用行政性的指标，防止老师为了评“副教授”和“教授”而科研，或者为了“科研”而“科研”，使老师丧失了科研的学术动力。要使老师为了学术上的追求而科研，为了对知识的探索和追求而科研。在老师科研时也应严格遵守一定的学术标准和职业道德，并对其教学内容、科研成果所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承担一定的责任。学术责任与学者的自律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学术自由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学术自由在激发学者科研灵感、探索勇气的同时也会增强其学术判断力以及学术责任意识。
2.在大学功能认识上崇尚人文主义，力倡通识
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高等教育认为，大学是一种以个人需要而非社会需要为基础的机构，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在于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和谐的，培养作为人的人而不是作为某种工具性存在的人。不仅要发展人的理性，而且要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在教育内容上，人文主义者崇尚学习传统文化遗产，重视古典课程，因为他们认为人性的共同要素和理性的永恒价值标准存在文化遗产之文化遗产之中，文化经典中包含着永恒的真理内容。在教育方法上，人文主义者大部崇尚主义教育，注重学生的天性，主张为学生提供适宜的环境，使学生受到熏陶。
大学首要目的在于塑造性格，造就伦理，培养或教化能够感受到真与美的人，能够领略到人之尊严，在有限性上建树的伟大的人。
洪堡说：“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自身的各种力量
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爱因斯坦也曾说，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不应是一个专家，而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在课程设置上应贯通识教育，应该对人文主义课程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大学培养出来的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才，要先人而后才。不要把大学降格为一个人才培训机构，不要只培养工具，只培养听话的螺丝钉。切忌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在大学校园内的泛滥。
3.教师管理上大胆引进“终身教职制度”
美国“终身教职制度”(Tenuxe)源于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相关声明，它指出：大学是，“学术的实验站”和“知识的储存库”；大学出使命在于探索与传播知识，而大学使命的完成有赖于学术自由的实现；大学教师任职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大学教授委员会”评价的基础上；大学管理阶层须就大学教师的终身任职条件做出明确规定。它规定高等教育机构的全部价值在于服务社会以及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这一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研究成果的自由展示和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终身教职制度”的不断完善，它更多的是对职业安全的一种保障。其对教师；的激励作用越来越明显。据1993年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对全国90万名中学后教育机构教师实施的凋查表明，终身教职教师在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诸方面的业绩从整体上优于非终身教职教师。在现在看来，它可以发挥更好的激励作用。有了这种制度性的职业安全保障，老师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之中，在学术的海洋自由畅游而没有后顾之忧。另外，“终身教职制度”也更多是对优秀人才的选拔，其通过科学的7年试用期及各种道德层面的标准，可以筛选到大量优秀的教师。
4.学校管理方面试行校董事会制度，坚持科学的教授治校
高校董事会制渊源于西方。1642年，在英国的哈佛学院成立了由校外名流组成的世界高教史上的第一个高校董事会，它拥有任免校长、筹集资金以及管院资产等重要权力。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以浸礼教派起家，有三分之二的董事和校长必须是浸礼会成员，但实际上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起着决定作用，如此，芝加哥大学就是第一个以家为主导的校董会。正是如此，才使得芝加哥大学有了充裕的办学资金，得以聘请一流的专家学者，购买丰富的图书和昂贵的教学仪器，建设操场和校园。尽管洛克菲勒在芝加哥大学校董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从不干预学校的具体运作，保证大学得以按照自身的和理想来发展，给校长和教授足够的空间充分施展才能。
目前我国已有近百所院校建立了董事会或相应组织。其董事会的成员由校方主要领导、政界要员、社会知名人士、著名学者、企业家等构成。其宗旨是加强高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建立高校与社会双向参与、双向服务、双向受益的机制，增强高校主动适应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力。大量实践已经证明建立高校董事会有以下作用：(1)为学院筹集资金，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2)有利于加强学院与地方各部门的联系，改善学校原有的封闭状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校的知名度。(3)有利于解决地方经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有利于横向科研渠道的开拓以及学院美誉度的提高。(4)有利于高校后勤的社会化，并促使高校集中财力搞好教学科研，解决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四、小 结
通过对中外大学理念的演变发展，我们在认识上务必要坚持正确的大学理念，以正确的理念来指导我们的大学发展。辅以科学的大学制度，真正做到成功地移植西方的制度，更好地继承的文化，果真这样，那中国大学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不愁没有办法解决，而一旦问题解决了，又何愁建设不了真正的大学？在中国这样有着深厚文化的国度，如果建设了真正的大学，就必然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哪又用得着向西方世界看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