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理性思考与战略选择

 摘  要：当前变革高等“生产关系”的目的，在于改变高等教育所有权代理者的管理方式，以及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所根据的结构和机制。变革的模式，应该是适度强制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宏观上，可以考虑实行“抓大放小，分层管理，政策调控”政策。在微观治理中，政府应坚持“五管”原则——管方向、管政策、管指导、管协调、管服务。对教师应实行“分期聘任制”。绩效评价必须考虑高等教育组织绩效周期长、无形态、难量化的特点。实行有差别的薪酬福利制度。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革；高等教育管理

    2006年7月，哈尔滨大学校长王树国在上海参加“中外大学校长”时指出，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解决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农民温饱问题。邓小平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动用国家财力补贴农民，而是变革生产关系。把旧的生产关系变成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迎刃而解。王树国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需要变革生产关系，从而解放它的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彼此结成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的关系，称为“生产力”。生产力包括三种因素：“第一，劳动或劳动力；第二，劳动对象；第三，劳动资料或手段，也就是劳动工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是生产方式和变革的根本原因。生产方式的变革，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促进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基于物质资料生产提出的概念和规律，同样适用于非物质资料的生产。教育是重要的非物质生产活动。教育活动涉及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和价格机制等问题，具有“生产一般”的全部特征，是学意义上的生产活动。教育的产出主要是人力资本——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追求收益最大化，是教育活动主体的理性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等市场经济规律，对教育生产活动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高等教育是高层次的教育生产活动，遵循非物质生产规律。这意味着，当高等教育的“生产关系”成为高等教育“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只有变革“生产关系”，才能够解放生产力，建立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本文拟就变革中国公立高等教育“生产关系”问题展开初步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基本问题

    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首先需要明确三个基本问题：(1)变革什么？(2)由谁变革？(3)如何变革？

    1.变革的内容

    高等教育的生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生产——培养和造就大学生、研究生层次的高级人才，二是知识产品的生产——创造理论性、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成果。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就是指在高层次人力资本生产和知识产品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之间存在和发生的联系与影响。

    从中国当前的实践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可以定义为规范和制约高等教育组织的所有者 （中央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经营者（高等学校管理者）和生产者（教学科研人员）行为的各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所有权代理者对经营和经营者的管理方式，以及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所根据的结构和机制。中国高等教育的“生产力”由三种因素构成：(1)管理者和生产者人力资本；(2)非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制度资本和信息资本）；(3)人力资本投资者和科研任务。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就是要改变所有权代理者对经营和经营者的管理方式，以及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所根据的结构和机制。

    2.变革的主体

    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792所，其中本科院校701所。在本科院校中，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所占比例不到3％。由此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公立性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由中央政府部委和省级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在内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在现行的制度结构下，变革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生产关系”的主体主要有四类：一是政府部门决策者——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班子；二是高等教育机构管理者——学校党委及行政领导班子；三是高等教育机构生产者——教学科研人员；四是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者——曾经和正在接受教育服务的学生。在四类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部门决策者。

    3.变革的方式

    根据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在政府命令或规定下发生的制度结构局部或全局的变动。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在获利机会诱导下，由组织中个人或集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结构局部或全局的变动。这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各有利弊。强制性变迁见效较快、成本较低，但把握变迁有效性和合理性的难度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程度高。诱致性变迁，因势利导，预期收益具有确定性，但变化周期可能会比较长，交易成本也比较高。

    有鉴于此，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变革，应该采取诱致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方式，即适度强制下的诱致性变迁。变革在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持与监督下进行。变革路径的选择，必须以增强而不是减弱高等教育组织的获利能力为导向。获利与否的判断，应该广泛听取高等教育组织“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思想路径

    在政府权力的适度强制下，以增进获利能力为导向变革中国高等教育“生产关系”，是一项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尽管变革的内容、主体和方式已初步明确，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意义的变革问题，还应作进一步的思考。

    1.变革的动力机制

    在过去20多年里，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与进步，对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在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部门对研究成果和技术解决方案的要求明显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投资高等级、高质量人力资本的需求持续增长。而且，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投入高等的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大幅度增加。这些变化，导致高等教育“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与发展。

    然而，在高等教育“生产关系”方面，没有发生重大的适应性变革。政府对高等教育组织运行与发展的管理，在总体上仍然采取行政命令方式。高等教育组织仍然被当作准行政部门在管理。“领导班子”、发展规划、师资规模和质量标准、专业设置、招生人数、教学质量、学生管理、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工作，都是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而具体的指挥和要求下进行的。

    毋庸赘述，基于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建立的“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变革现行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必然之势，正在集聚之中。

    2.变革的重要原则

    变革高等教育“生产关系”这项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系统性的变革工程，事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保持与增进问题，必须深入思考、精心规划、有效组织、分步落实。在付诸变革实践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五项原则：

    第一，宏观规制原则。国家是公立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因此，公立高等教育“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在体现国家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严格规则制约下进行。规制的执行主体应该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规制要限于宏观层面，体现出界定范围、规范行为、提出要求、给予指导等性质。

    第二，微观自主原则。高等教育的微观生产组织——高等学校，应该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宏观规制下发挥自主性作用。引导和推动学校的利益相关者展开讨论，就变革的收益与成本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和建议，确定变革的方案与措施。

    第三，学术主导原则。高等学校是学术型组织。学术是学校工作围绕的中心，学者（教学科研人员）是学校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决定因素。任何一项变革“生产关系”的举措，都应该有利于激发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提升学术水平、促进学术发展，有利于增强组织的整体学术能力。

    第四，优势强化原则。变革“生产关系”，应该避免出现“一刀切”现象。要充分考虑学校的和现实情况，充分保持和发扬不同高等学校的比较优势，强化优势学科和专业，走多样化发展之路。

    第五，发展持续原则。高等教育事业，是决定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事业。变革高等教育“生产关系”，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有条不紊，循序渐进，促进高等学校发展的可持续性。凡是不利于学校持续发展的因素和行为，应及时发现、及时消除、及时制止。

    3.变革的制度资本

     “生产关系”变革是制度变革。制度变革也是一个投入—产出的生产过程。投入包括人力资本、物力资本、制度资本和信息资本，产出就是新的制度结构，即新型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生产关系。在投入中，最难以取舍的是制度资本中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获取制度资本至少有三种途径。一是创造，二是照搬，三是借鉴。创造成本太高，照搬风险太大，借鉴才是最优选择。借鉴什么？王树国认为，国外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中国的前人比如西南联大时期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可以。王树国言之有理。他山之石和前人经验就是获取制度资本的主要来源。其中，他山之石可能更有参考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几百年的经验。

    借鉴国外高等教育制度资本，在中国举办高等教育取得成功的例子已有两起。一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二是香港科技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CEIBS)，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1994年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高级管理人才。MBA课程从2002年起，连续5年进入全球百强，连续3年蝉联亚洲第一，在2006年1月的英国《时报》全球排行榜上高居第21名。EMBA课程，进入2005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第13名，连续5年进入全球50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为有史以来入选全球排行榜最年轻的商学院，也是中国大陆惟一一所跻身全球排行榜的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