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富到民富

摘要：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就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目标，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但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一五”时期政府的抉择首先是保证“国富”，但是从“十二五”开始，中国正在从注重“国富”转向注重“民富”。在澄清三个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的要义在民富”和“民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两个观点，认为实现民富的重中之重是要缩小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人员收入的差距。
　　关键词：“十二五”；国富；民富；收入差距

　　一、澄清三个观念
　　（一）“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
　　增长和发展、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有不同的内涵。增长更侧重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发展除了增长这一要素外，至少还包括另外四个要素，即“结构、分配、就业和环境”。以增长代替发展，希望“在增长中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
　　1.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增长主义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从实践看，增长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由此形成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这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稳定财力和积极性。
　　3.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不能也不应当长期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上。单一的经济增长常常容易使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并人为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
　　在这个背景下，只有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才有可能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政府转型。主要原因是：第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第二，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第四，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
　　（二）“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
　　1.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会带来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私人产品严重短缺、多数社会成员处于贫困的阶段，实行国富优先发展十分必要，因为它可以使国家有能力改变社会的贫困状态。问题在于，当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矛盾的发展型新阶段，仍然坚持国富优先的发展，就容易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二是国富民穷，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阻碍社会稳定和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能够实现民富国强。一方面，民富带来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扩大了社会总需求，由此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新阶段的民富，在有利于解决公平发展的同时，创造了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适应中国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从国富发展优先转向民富发展优先，是解决内生增长动力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由此，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
　　3.着力构建民富优先的体制基础。应当说，国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与民富优先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有联系又有所不同，有利于国富发展的制度安排未必能自动全面地带来民富。为此，需要加快构建“藏富于民”的体制。例如，第一，合理控制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第二，构建社会成员共享国民财富的机制，使国家财富真正惠及全体公民。第三，保护居民财产，建设财产性收入的体制性基础，尤其是让农民能够明显地分享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第四，创造有利于社会成员创业、就业的体制机制。
　　（三）“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
　　当前，“做大蛋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三十年前，“做大蛋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短缺，尤其是资本短缺。当前，“做大蛋糕”仍然有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从现实看，从中长期趋势看，从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能否“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因为，不“分好蛋糕”，不仅使“做大的蛋糕”可能成为一块“无效”的蛋糕，而且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 “做大蛋糕”十分重要，“分好蛋糕”同样重要。我的看法是，中国已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
　　1.充分估计“分好蛋糕”对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当前，“分蛋糕”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制约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有效社会需求的形成；另一方面，“分蛋糕”中的某些不公平问题，将影响进一步“做大蛋糕”。一个社会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可能持续地“做大蛋糕”。
　　2.建立、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应当说，当前在“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上都有很多矛盾和问题。从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情况看，当前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分好蛋糕”的体制机制，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其中，关键取决于“十二五”时期能否有效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能否实质性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