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新进展

　　[摘要]演2010年,我国经济学者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宏观经济内外需求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性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研究领域成果丰硕。
　　[关键词?演经济波动 ; 内外失衡 ; 通货膨胀 ; 供给管理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内外需结构性平衡、经济周期波动、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非均衡运行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性平衡问题
　　
　　后危机时期，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内外需结构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刘伟等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关系。他们分析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认为改善这种失衡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1]
　　王晋斌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路径是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关系，而不能采取简单的替代关系。在改革内需结构的同时，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规避高新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以挖掘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以形成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2]
　　文贯中认为，面对外需增长的下降,中国急需提振内需，然而，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已经造成两种结构性扭曲：第一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在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同时相应减少农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严重滞后和城乡收入差的恶化；第二种扭曲表现为中国未能将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农村的普遍隐性失业和集聚效应的浪费。中国必须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内需，走上可持续增长道路。[3]
　　杨圣明针对人民币汇率在国际上面临升值，而在国内又面临贬值的双重压力矛盾对立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悬殊、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悬殊、中国国内价格水平过低等。指出，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减缓压力的根本；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减缓压力的关键；改善中美贸易结构是减缓压力的重要举措；人民币国际化是减缓压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从经济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相关经济政策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对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研究认为，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与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需要创新完善促进科学发展的制度环境与体制保障。[5]
　　
　　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
　　
　　王成勇等运用STAR模型理论探讨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的划分、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以及经济在各个波动阶段之间转换的内在演化机理。实证研究表明，把经济周期阶段划分为紧缩、恢复和扩张三个机制已经能够较好地刻画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结构，但是划分为紧缩、恢复、扩张和衰退四个机制，在整体拟合效果和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解释能力方面都有显著提高；经济在各机制之间的平滑转换速度和机制状态是否平稳，阐释了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较强的非对称性及其内在演化机理。[6]
　　张成思运用随机波动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趋向平稳化的分水岭。研究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增强了实体经济抗冲击的能力，推动了经济波动趋向平稳化转变。[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某些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波动的幅度大于产出波动；另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而投资和资本波动过大。陈晓光等建立了一个RBC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模型引入了异质性消费者和异质性厂商以及部分消费者和部分厂商在金融市场上所面临的信贷约束；鉴于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影响力，模型还引入了政府消费，以反映政府支出对消费者和厂商的外生冲击。研究发现：信贷约束是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而政府消费冲击则是一个重要的波动源。[8]
　　高士成运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长期识别条件，通过引入贸易依存度等外生变量，采用SVAR方法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击进行分解，并讨论了中国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斜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短期经济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为需求冲击，同时，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也与理论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谜”。[9]
　　中国经济波动可能是由多种冲击因素共同引发。李猛等沿着“条条块块”思路对中国经济波动冲击源进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有大约30%的部分来源于地方政府冲击。研究发现，官员腐败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性，而现有文献所强调的财税激励和政治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10]
　　
　　三、政府的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经验分析，对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进行了国际比较，突出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特色。通过省际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及其与主流经济学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别是“结构性”调控作为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思维：①把握宏观调控主线：突出供给管理，加快结构调整；②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③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④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中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11]
　　李连发认为，当前宏观调控面对的形势是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和通胀预期逐渐形成。在跨期转移购买力方面，人民币作为跨期价值储存载体的吸引力下降，而房产等有价资产的吸引力上升，这是推动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结构性政策可能仍然会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些措施可能难以缓解中长期通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平稳发展是硬道理，短期内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利率在管理通胀预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既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刺激政策过早退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下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把握好政策调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货币经济”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国宏观经济面临“滞胀”的危险，提出以16%的名义GDP增长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