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达经济学思想概观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3-02-14
论文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
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很广，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经济学研究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李达就被称为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与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同，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并与其哲学研究密不可分，同时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对李达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哲学家，李达善于运用哲学方法论研究经济问题，也善于通过经济分析提升哲学观点；作为一位有坚定政治信仰的理论家，他介入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十分鲜明。李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哲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五四”之后和建党时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正式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和研究成果的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反思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开始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则是李达经济哲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时期，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影响。
一、李达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关注中国经济、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是李达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方面。李达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就开始关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问题，注意通过经济问题的分析寻求革命的合理性。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返回上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工作，成为党内专职的理论家。11月7日，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负责撰写社评《短言》。他在《共产党》月刊第五号社评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二是政治使命。”李达认为解决政治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经济问题，因为政治革命由经济原因所造成。同时期的《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年12月7日《共产党》第2号)初步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和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现象和阶级构成作了较为合理的阐述。李达首先分析了社会革命产生的社会原因，指出革命的根源是经济原因导致。他说，“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如法兰西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就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使然。其次从中国社会阶层人手论证中国阶级构成既有现代产业革命后的普遍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上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是劳力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起来，是国际资本主义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总的来看，中国也有进行革命的社会土壤，中国人的革命要求更加迫切，这归根结底是由中国人所遭受的经济压迫决定。
李达从一开始就注意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论著，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还原》等文章，分别介绍了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具备较扎实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李达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思想和实践观点，将社会经济现象与社会革命、社会发展趋向相联系来考虑，以经济角度介入社会批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因受理论武器和实践程度的制约，李达对劳工阶级的生存状况、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等问题的分析还有失偏颇。如李达的《劳工神圣颂》(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简单地把劳动者比作神，而且是“正在睡觉”中的神，并认为不合理的现状是由劳动者的“宽容”造成的。文章对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也描述得非常简单，“劳动者是创造利息的人，他创造了，他被人买了资本家把劳动者当做是生乳的牛，天天榨取他的牛乳。”在这里用文学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劳动者的境况和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看起来还缺乏一种哲学理性和客观论断。总之，这一时期的李达经济学理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感性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途径和解决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处于经济批判的原则认识上，而缺乏对经济状态的深层次结构分析和逻辑推理，还不能完全准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劳动者阶层的地位、作用和历史命运。
二、李达经济学研究的高潮
20年代末，李达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并且把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重点。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直接促成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以李达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剖析当时社会经济性质及其演变，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可能。
30年代—40年代，李达取得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获得了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双丰收，成为当时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等著作和《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文。
1929年1月到9月，李达先后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本颇有影响的专著，这是他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的理论探索。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1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趋向，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等问题。这本书体现了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理论的新特点，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在国外出版。李达从实践观点出发明确地提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里去探求。他在“编辑例言”中写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指出了研究中国产业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李达运用大量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从中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经济的演变趋势。李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分析中国同欧美国家产业革命引起的各自原因。欧洲的革命源于内因，“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的革命源于外因，“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于国内的”，中国的发展“也只是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助因”。这与现在学界讨论的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是一致的。李达进一步指出，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异，“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一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幼稚的工业资本只能“分润一小部分的唾液而已”。因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封建制度相比较，前者更是阻碍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
这部书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以往的革命方式和理论研究中，开拓了一条新的但符合实际的探讨社会问题之路。他将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问题的研究，用经济材料分析现实问题，用经济方法探索哲学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范式转换，也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式转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其后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5月)、《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9月)三本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科学著作，都以客观事实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联系实际对待科学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开拓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