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分析中的功能主义：形成逻辑及其形式化危害
其意义。结果，功能性的解释往往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一个现象可能是被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来解释，因而功能性解释有时又被称为目的论解释。例如，我们通过脊椎动物的心脏如何发挥作用来解释血液循环，这是因果的解释；但功能眭解释却是，脊椎动物有心脏是因为心脏控制它们的血液循环。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有心脏可能是行使控制血液循环功能的充分条件，但不是这样做的必要条件，可能存在做得同样好的功能性等价物。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盛行功能性分析，因而其理论中也存在这种明显的逻辑缺陷。例如，新制度主义认为，企业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企业有助于降低市场中的交易费用，但是，这不仅没有阐明企业组织的真正作用和运行机理，也没有探究企业组织演化的内在原因和轨迹，更没有解释“市场之所以产生也在于企业中有组织成本”这样的对应观点。而且，由于功能分析建立在特定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之上，因而基于不同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的功能分析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在现代经济学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卢曼就强调，“给定这种研究方式，那么功能分析的研究过程就向所有的可能性敞开”，特别是，随着有机体日益复杂，“它应对复杂性的潜力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许多不同的特征表明从所有方面应付复杂性的巨大能力，这种能力不见于那种应用社会团结甚或凝聚力等基本思想的，日常的或传统的对世界的理解。…
三、功能主义分析的形式化取向
我们知道，边际革命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完善，主流经济学日益模仿物理学等自然学科，极力采用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试图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几个简单的原理。同时，随着主流经济学对工具理性和手段的强调，经济学的目的开始变得模糊了，而“工程学”内容则越来越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乃至唯一的内容。正因如此，经济学所考虑的人类多元化目的开始被简单地解释为最大化，至于最大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也不再是经济学所关注的，或者直接就等同于物质利益最大化，以致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个体追求发财致富的技术性学科。其实，自罗宾斯1932年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来，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就成了经济学的标准定义，即经济学成为从事挑选研究或可选择目标进行研究的学科；而且，在逻辑上，所有经济人的行为都纳入了一个狭隘的“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效用函数或所选择的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的目的论模式。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选择性学科，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选择”经济学。究其原因，这种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在可选择目标之间已经没有必要去权衡轻重，因为求解效用函数最大值的前提已经预先确定了进行选择的行为主体的效用函数。例如，沙克尔在《人类事务中的决策、秩序和时间》中就指出：“传统经济学并不涉及选择，只涉及根据需要采取行动。经济人服从理性判断，遵循选择的逻辑。如果我们假定他能选择的目标和进行选择的标准是给定的，而且达到每一个目标的手段也是已知的，那么把这一行为称为选择肯定是对这个词的误用……在这种理论中，选择是毫无意义的。传统经济学应该放弃这个词”。 同样，布坎南甚至指出，一旦我们在方法论上陷入求最大值的范式的约束，经济学就变成了应用数学或者说工程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成了单纯的数学计算，而不再需要“决策”。显然，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不但抹杀了选择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区别，而且把人的行为动机和社会的各种现象都还原为经济刺激，这完全忽视了社会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但是，这种研究思维却似乎适合于把“工程学”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主流经济学，因而依旧得到数理经济学家的支持。 其实，主要的古典经济学家几乎都出身于社会科学领域，从而都特别强调因果分析以及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尤其关注涉及公共领域的伦理学内容。但是，自从经济学逐渐转向私人领域以及“工程学”内容获得重视，经济学就开始转向了功能性分析，并直接导致了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数学方法的引入首先是几位应用工程师和数学家的贡献，这包括早期的威廉·配第、伯努利、古诺、杜普伊特、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詹金以及后来的科尔森、谢松等，尤其是法国的工程师对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影响巨大。熊彼特甚至说：“我肯定应当把公益事业部门中这些聪明的法国工程师算作一个学派，他们这些人对科学的经济学过去作了，而且现在仍在作出巨大的贡献。”④到了20世纪30年代又有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大量转入经济学，并以一种更加规范的形式在瓦尔拉斯的方向上重新塑造了学术传统。20世纪50年代后，丁伯根、阿罗、德布鲁、纳什等一大批数学专业出身的或者本身就是数学家的人又涌人了经济学领域，从而奠定了目前的研究方向。而且，这种工具主义式的理论研究逐渐抽象掉了许多复杂多变的因素，而使用数学、力学或逻辑符号等抽象语言取代用自然语言或文学修辞进行表述的方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就逐渐形成了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客观衡量的函数最大值的基本范式，即使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配置时也遵循着这种基本范式。
伴随着功能主义分析隆兴的是工具理性的膨胀，它不断排斥经济学中所残存的价值理性方面的内容。结果，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逐渐脱节，其研究方式也日益畸化为形式主义。正是由于经济学强调对范式的遵守和研究程序的规范，结果经济学中的形式变成了目的，任何试图得到承认或发表的经济学文章首先是要符合一定的形式而不管是否有新的思想，从此，经济学的规范便极端化为“为形式而形式”。其实，功能主义主要就是从“手段一目的”关系来考察经济活动，因而它本质上与形式主义是一路货色。⑤而且，两者的相互强化又进一步锁定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化取向：试图将人类的一切活动纳入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之下。正因如此，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几乎弥漫到西方理论界的所有领域并日益成为主要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究其原因，经济学往往被视为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而往往难以正确定位，而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在一定规范下的逻辑推理而不存在形式主义的问题，其他社会科学则处于另一地位。事实上，目前经济学进行帝国式的扩张，其基础就是这种“一致认同”的形式。正如斯坦菲尔德写道：“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已经进入不结果实的形式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它被保护起来以避免实践检验的破坏，而且，虽然人们普遍关注政策和道德标准，而它在这方面已明显赶不上时代，但却仍然盛行。”
试图把有关人类行为的所有理论重新塑造成效用理论的最激进推动者是贝克尔。他认为，无论是在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领域人们都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为此，贝克尔及其弟子把微观经济理论广泛应用到婚姻、生育、犯罪、革命等问题上，从而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特征。例如，贝克尔的一个学生就认为，犯罪是担风险的活动，当受到的惩罚很轻时效用就极大化；而他的另一个学生则说，就诉讼的概率而论，一条法律条文就像任何一件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会引起消费选择的分配的变化，即趋向于相对便宜的商品而舍弃较为昂贵的商品。问题是，现实生活中那些身处相同经济地位的个体在面临相同的糟糕境遇时，是否会犯罪以及犯罪的程度是否一样？其实，人的行为很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