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分析中的功能主义：形成逻辑及其形式化危害

一、前言

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根本上包括工程学和伦理学两个方面。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逐渐将其研究对象内缩于物质财富这单一层面。新古典经济学将财富最大化转化为价格和供求后，经济学又蜕化为研究稀缺性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技术性学问。这一发展过程具有如下逻辑：(1)自从抽象演绎法得到广泛推广后，社会哲学家就开始用大数定理将复杂的社会过程归纳为简单的可以分析和预测的机械过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就将社会学贴上了“社会物理学”的标签；(2)自启蒙主义产生以来，特别是由于社会进化论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影响，科学活动和哲学活动就日益结合在一起，此时思考日渐兴起的科学知识就成为哲学的新任务，从而导致了实用主义在西方社会的盛行；(3)这种实用主义又进一步转化成为激进的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不仅为实用主义的时髦滥用敞开了大门，并且最终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实践标准和理论出发点，结果，“有用就是真理”就逐渐成了实用主义的信条，从而导致了工具理性日益膨胀；(4)工具理性的基本含义就是采取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显然比较适合于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处理，从而这种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直接关系的工具理性就逐渐为经济学界所认同，并成为经济学中理性的基本含义；(5)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经济学逐渐离开了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而日益局限于事物表象方面，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最终催生了经济理论的功能性研究思维。事实上，韦森就指出，整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精神底蕴就是工具理性主义的，经典的博弈论的理论分析也是如此。①那么，方法论的这种转变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究竟带来了何种后果？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二、功能分析和因果分析之分野

从经济学研究的层次及其目的来看，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研究思维：一是功能性的，它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强调对经济现象的存在表现以及现象之间功能性联系的分析；二是因果性的，它从内部关注事物的本质或不变性问题，从而强调对经济现象内在或背后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因果性机理的探究。显然，这两种研究思维分别体现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中。

根植于自然主义的基本思维，功能性分析路径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者，它把经济现象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客观而独立存在的；二者，在伦理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将既有的制度视为合理的存在，从而着重分析这种社会既存现状是如何形成的，既存的社会事物又发挥怎样的作用。事实上，功能主义的特征在于它独特的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功能性分析主要是基于特定的引导假定和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提供某种解释，这也正体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典型特征。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先驱——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马歇尔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凯恩斯——本身都不满足于解释这一层次，也不把整个经济现象视为均衡不变的；相反，他们试图通过对事物之间功能联系的计量分析来推进经济学的应用性和预测性，并由此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学中的各种应用工具和经济模型。不幸的是，其后继者们却更深层次地受到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把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规律，从而试图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功能性分析来为今后的实践提供指导。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就倾向于把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视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把西方基于特定主权观的产权私有化过程视为一个普遍规律。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借助于对西方社会中不同组织形式与自然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而把产权结构与效率一一对应起来，这不但壮大了既有的工具理性，而且也抹杀了不同社会环境的差异性。

因果性分析路径则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并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以及奥地利经济学等注重“人”之关怀的经济学分支所保持：一者，它不认为经济现象是客观的，而是与人的行为以及行为目的联系在一起，从而试图挖掘人类行动的目的和含义；二者，它不承认现有社会事物、组织乃至制度的合理性，而是相信现存的社会事物、组织、乃至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被异化了。正因如此，这些经济学流派往往不是从某种先验假设或者功能性目的出发，而是努力探究事物的内在本质，并将事物的本质和外在表象区分开来，把社会制度视为是不断变化和有待完善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往往并非是像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将其理论建立在或许永远不能实现的先验的抽象假设之上（如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假设、科斯定理中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等等），而是热衷于对社会事物之理想状态（即本质）的探索，并把这种理想状态视为被异化的现状在未来回归的基点。这种分析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引导经济现象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它更为强调对真实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关注，从而更加偏重于价值理性。当然，对社会事物本质的认知本身就是具有强烈思辨性和主观性的东西，没有任何个体可以穷尽本质，任何特定时代也不可能确立绝对真理，对本质的认知体现了一种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特征，那些基于因果分析的命题——如劳动价值论、利润率下降规律等，往往会在不同时期被该流派的经济学家重复讨论。同时，正是由于任何人所获得的认知都只是基于很短的历史资料，但却常常将这些从短期历史中获得的认知视为是对事物本质的发现，并以此来设计和指导实践、预测社会的未来发展，结果，反而因为缺乏对变化因素的充分考虑而适得其反。

尽管这两种方法都内含在经济学的分析之中，但它们的“主流”地位却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替换的过程，这主要体现了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适应性。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逐渐偏重于功能主义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孑L德以来实证主义日益盛行的结果，又是对美国19世纪末崛起的实用主义的演化发展，从而功能主义又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二是源于对天文学、物理学以及化学等以实证和试验为基础的学科所采行研究方法的借鉴，功能性分析首先导源于生物学中的有机体进化解释，把国家等社会组织视为有机体的思维产物。当然，实用主义也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当然也包括拉马克的）影响的，它强调进化的思想以及人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条件的适应。事实上，正是因为功能主义与实证主义密切相连，因而尽管当今西方社会流行的是功能主义，但这种功能主义却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具有某种亲和力：不仅功能主义的支持者大多信奉一种集体主义的社会本体论，而且，这种集体主义直接派生出了共产主义。譬如，功能主义的先驱也是实证主义体系的创建者——孔德，就主张由政府来调节社会关系，因为政府是人的社会本能的产物，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和巩固社会有机体的平衡和稳定。他还以此理论建立了基于等级的政治制度。但令人费解的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根本性政策结论是崇尚自由市场经济而极力反对共产主义的，这种结论与其分析逻辑显然是矛盾的，这体现出了主流经济学在理论思维和应用政策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功能分析的需要，发展和强化了实证主义的分析，从而出现了计量经济学这一强势分支。不过，这种实证主义又与伦理自然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极力以实证主义来促进自由思维的发展。

正是由于功能分析往往从一个先验假设来分析可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往往只是在其可能性框架中的特定位置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