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基于可持续发展视阈的假日制度思考

　　 三、假日制度调整在现阶段能够起到迅速启动和扩大内需的作用
　　 当前正在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其对我国的破坏力和负面影响，有目共睹。200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波折性政策调整——从年初经济过热条件下的“双防”，到年中通货膨胀基本控制、经济指标出现下滑条件下的“一保一控”，再到年末因突然爆发的世界金融海啸情况下的“确保增长”。一年内的变动，表面看是上半年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物价上涨、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等突发因素影响，但更深层次探讨，在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长期以来，投资拉动、低附加值出口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掩盖了经济结构中存在的深层矛盾：一是长期依靠境外购买力，形成很高的对外依存度， 国际分工中又处于末梢，缺乏自主创新的低附加值出口本身就脆弱，不但容易造成贸易摩擦，而且一旦外需降低，则会造成经济迅速萎缩的后果，2009年2月份，中国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5.7%，创历史最大跌幅，贸易顺差从上月的391亿美元大降至48.41亿美元。二是对内长期依赖增加投资拉动生产，不但长期会因为原材料过度消耗推动资产价格上升并最终必然造成通货膨胀，还会因为不断刺激生产能力而造成产能过剩，外需强劲时，弊端不明显，而现在从美国产生的以损害本国消费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将日益显现。三是高储蓄的民族传统心理特征下，社会保障的无力更雪上加霜，加剧了社会储蓄，抑制着内需消费预期，使经济无法实现基本的“体内循环”。四是社会收入分配过度倾向于政府税收和企业存货，社会人均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加剧了社会消费不足的局面。现在在内外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面临尴尬选择：一方面社会信心需要提振，以此为目的“重拳出击”式的投资增长有其必要，但也极可能引发新一轮通胀；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企业举步维艰，传导到农民工群体并损害整个社会就业，大幅降低了总体社会消费能力，并减缓着整个社会提升财富的速度。人民币在按照市场规律进入升值通道后，又必须考虑贬值以刺激出口模式的延续。
　　 危急当前，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平衡投资、外需（出口）、内需三驾马车，大幅增加内需，尤其是增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是当务之急。任何制度安排，都要把能否迅速走出危机、从而实现长远可持续作为指针。从内需的角度来说，每个社会消费主体至少都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和可自由支配时间增多。前者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社会的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其不断地提升和改善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相对漫长的过程；而后者在现在看来则是一种相对简易、不容易产生大的波动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当前的状况下必须作出改革式调整。可以预见，假日制度的科学调整，能够增加更多的社会消费机会，尤其是增加旅游这种终端消费、多层次消费、可重复消费、拉动式消费的机会，从而对扩大内需直接起用。   四、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较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假日制度调整能够促进社会融合和社会压力的消化
　　 我国改革进入深水期，也同时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多元利益诉求不断产生并对原有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冲击。消除发展中所积累的社会隐患，无外乎两个途径：增加社会福利和共享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的增加，不但体现在物质上，还更体现在精神满足上。从这个意义来说，假日制度的合理调整、适度增加，本来就是社会福利的一个最重要部分——从个体来说，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假期增长，感受到国家对个人福利的重视；假期增加，能够促使人有更多时间回归家庭，从家庭中得到更多精神支持，并增加家庭这一社会基础细胞的稳固；人们更能通过增加的假期，休息和调整身心，会释放社会转型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经济不安全感；假期增加，还能够增加自我学习和参加培训的机会，提升社会竞争力。——从整个社会而言，假期增加能够增加人与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不同地域间交流、交往的机会，能够减少社会的对立和分裂，促进社会的统一和融合；假期增长还能够总体舒缓社会节奏、增加社会文化沉淀，增加整个社会理性思考的时间，并推进法制化治理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