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发展3.0: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

过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世界瞩目，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例如过去几年来中国的GDP只有世界的4%～5%，但是我们消耗的资源与环境却占到了世界的10%～40%。
　　二是生活质量的理由。我们应该如实地看到，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的增长却是缓慢的。换句话说，经济增长的成果还没有最大程度地转化为人民的生活质量。按照联合国1990年开始的人类发展指标（HDI）研究，一个国家好的发展，其人类发展（代表了客观福利水平）的排位应该持续地高于或至少不低于经济增长的排位。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均GDP（PPP）水平从1990年排名第142位到2007年的76位，上升了66位，充分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HDI指数值却没有相应地向上发展，从1990年的第101位到2007年的第81位，虽然纵向上升了20位，但是横向看却是从领先于经济排位落到了滞后于经济排位，其中在2001年时候甚至落到了104位。可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是持续提高的，但是就经济增长的成果最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福利而言还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特别是1990年以来，我国在健康生活领域和教育生活领域方面的进步没有经济增长那么快。例如，世界银行等方面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完成的，80年代以后似乎就失去动力了。在1980—1998年间，中国的人均寿命只增加了2岁，而基数比中国高的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增加了4—6岁，与中国基数相同的斯里兰卡，增加了5岁。
　　最近一段时间来，许多人乐观地预言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高速增长至少20年。按照平均每年7%～8%的增长率，到2020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将是2000年的4—5倍。但是如果不是采用生态文明的方式，我们就难以相信这样的增长能够逾越生态门槛的约束，就难以相信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否超越福利门槛使人民的社会福利得到相应的增长。
　　五、生态文明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
　　如果对生态文明下一个有操作性意义的定义，那么我以为生态文明就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其中，自然消耗可以用生态足迹、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等表示，而社会福利可以用客观指标如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人均收入、人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水平等组成）或者主观指标如世界幸福网络测定的各个国家的主观满意指数等表示。
　　进一步地，与工业文明的增长范式受到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两个约束相对照，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可以用戴利在生态经济学中提到的公式即EP=WB/EF=WB/EG×EG/EF进行衡量。其中，EP（Eco performance）表示生态文明的发展绩效，WB（wellbeing）表示人类获得的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EG（Economic growth）表示由人造资本存量或GDP表现的经济增长，EF（Eco-footprint）表示生产和消耗这些人造资本的生态足迹。
　　于是，可以看到实现生态文明要有两个重要的脱钩：一是经济增长与自然消耗的脱钩（EG/EF），即经济增长是低物质化的，这意味着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消费，前面所分析的生态门槛即自然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表明了这种脱钩的必要性；二是生活质量（客观福利或者主观福利）与经济增长的脱钩（WB/EG），即要求在经济增长规模得到控制或人造资本存量稳定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前面所分析的福利门槛即到了一定门槛以后经济增长对于福利改进的效益是递减的，表明了这种脱钩的可能性。以上两个脱钩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未来30年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生态文明社会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工业文明的基本区别。在后者的情况下，一方面是用日益增加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日益膨胀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类的福利带来持续增长。
　　六、中国生态文明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现代化
　　虽然以上有关生态文明的操作性定义以及两个脱钩是有普适性的，但对于不同水平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却需要有不同的要求。当前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第四阶段，即原始的渔猎文明、一万年前以来的农业文明、18—20世纪的工业文明、21世纪的生态文明。这样的解释虽然适合把握世界发展的总趋势，适合理解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但用来套用中国这样的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情况未免就简单化了。
　　事实上，需要区别两种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一种是后工业化国家的生态文明，他们的任务是实现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的生态化改造；另一种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我们的任务是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现代化。如果我们以当前世界人均生态足迹不超过1.8公顷的地球生态容量为自然消耗的允许门槛，以人类发展水平超过0.8为实现发展的基本尺度，那么当前世界上的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其一，高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属于这种类型，例如美国1975—2003年间在增加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9）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均生态足迹（从人均7公顷增加到了10公顷左右）。其二，低人类发展与低生态足迹的国家。大多数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等属于这种类型。当前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还不到0.8，人均生态足迹是1.6左右。其三，低人类发展与高生态足迹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有高的生态足迹但没有换来高的人类发展，例如巴西从1975—2003年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容量（1.8），但是人类发展仍然属于中低之列。而倡导生态文明，是要让所有国家都走上低生态足迹和高人类发展的发展道路，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了这样的水平。
实际上，相对于西方国家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是要把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或者说是用生态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因此实质是新型工业文明的问题。于是我们需要划清两种思想认识的界限。一方面，对于有人认为中国提出生态文明是否早了的观点，我们强调中国要搞的工业文明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文明，而是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文明，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并不早。另一方面，衡量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指标与目标又不能太高，因为这样会犯超越发展阶段而降低发展节奏的错误，无法回应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人士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对中国必要的经济增长的种种指责，例如当前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全球变化责任的批评就是如此。概而言之，中国未来岁月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所谓A模式），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国外学术界流行的所谓B模式），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工业文明道路（笔者近年来多次强调的C模式）。
　　七、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三个主要领域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因此，中国未来30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在生态文明的原则上实现发达国家在传统模式中实现的“三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就是要实现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现代化。
　　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这是要通过从线形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产业化的转变。生态导向的新型工业化需要从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三个层面入手，从而消除传统生产“先污染、后治理”的状况。在作为生产个体的小循环层面，通过设计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使企业在生产领域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标。在共生组合的中循环层面，通过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废弃物利用与生态产业园区建设，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个企业或产业产生的废气、废热、废水、废渣在自身循环利用的同时，成为另一企业或产业的能源和原料。在区域间的大循环层面，通过发展把废弃物资源化的静脉产业，例如废旧物质回收利用、中水回用以及废热回用等，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产业间的物质交换（虚拟系统）。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工业化可以用单位生态消耗的工业产值或GDP来表示，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只是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产出）与资本生产率（资本的产出）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的做法。
　　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这是要通过从蔓延型城市向紧凑型城市的转变，实现我国城市发展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的转变。生态导向的新型城市化包括了紧凑的建筑、紧凑的街区（例如城市中的组团）、紧凑的城市（例如由城市与郊区组成的城乡一体化都市区）、紧凑的区域（例如有许多城市组成的一体化发展的大都市带）等内容。未来的20至30年间，如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围绕具有区域中心意义的大都市发展若干个相对紧凑的城市区域或大都市带，如果它们能够吸纳将近7—10亿左右的人口，那么中国就可以利用相对有效的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实现生态文明意义上的城市化。在衡量指标上，生态文明的城市化可以用单位自然消耗的宜居人口或其倒数即居住者的人均生态足迹来测量，因此需要冲破传统上只是用城市规模大小（土地规模、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做法。
　　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这是要通过从物质主义的消费方式向功能主义的消费方式的转变，实现人民福利水平从传统现代化向新型现代化的转变。因为对消费者而言，产品的购买和使用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功能而不是占有物质本身。传统现代化引导消费者去关注物品和服务的交换价值，而生态现代化是要引导消费者关注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例如，对于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