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发展3.0: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

    新中国建立已经60周年，如果说1949—1979年的第一个30年是以政治时代为特征的中国发展1.0，1979—2009年的第二个30年是以经济赶超为导向的中国发展2.0，那么未来的第三个30年将是以科学发展为导向的中国发展3.0。认识到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科学发展的主要挑战，就会认可中国发展3.0的方向应该是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
　　当前我们对有关生态文明的理解和阐述存在一些误区，有一些战略性、方向性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和讨论，特别要从深刻的发展模式变革而不是单纯的资源环境保护角度揭示生态文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本文基于多年从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学的体验和视角，针对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基本问题提出深化中国生态文明研究的十个思考，阐明生态文明作为发展模式的内涵和中国第三个30年的绿色愿景，希望能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一、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变革性反思
　　当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过程本身的改革和转型。另一种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认识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社会模式变革从根本上消除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区分这样两种思考的优劣是容易的。只要看一看多年来我们“传统经济+资源管理”和“传统经济+污染治理”的模式越治理越失败的现状，就可以看到游离于经济社会过程之外认识和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的局限了。事实上，按照科学史家库恩（1962）的科学范式理论，对于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在污染造成以后进行治理。从理论形态上，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处理资源环境的学说，如关注微观效率的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等，属于这样一类具有补充型改进的理论，它们本质上是以服从和支持经济增长范式为前提的；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例如通过变革生产模式和生活模式，使得污染较少产生甚至不再产生。从理论形态上，是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和后来崛起的生态经济学或稳态经济学，开始对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范式进行系统性的反思。
　　2001年笔者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支持下，主持翻译了一套对传统工业文明具有变革性思维的绿色前沿译丛，在丛书序言中指出了这是浅绿色与深绿色的差异，这篇序言后来得到了许多关注和运用。我想再次强调，只有深绿色的思考才是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浅绿色思想与深绿色思想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着重要差异：在驱动机制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影响；而深绿色的反思，则重在探讨资源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社会原因。在问题状态上，浅绿色的反思，常常游走在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两极对立之间，甚至演变成为反发展的消极意识；而深绿色的反思，则要弘扬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态度，并努力寻找环境与发展如何实现双赢的路径。在对策反应上，浅绿色的反思，较多地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并聚焦在针对问题症状的治标性控制对策；而深绿色的反思，则更多地提出针对问题本原的预防性解决方法，强调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透视和多学科研究。概言之，浅绿色的反思是就环境论环境，较少研究工业文明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结果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修补与改良；深绿色的反思则洞察到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之中，要求从发展机制上防止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因此它更崇尚工业文明的创新与变革。
　　我们需要认识到，并不是一切标榜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学说、口号都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益的。如果我们的媒体界、理论界和决策层不能从深绿色的角度去引导社会改进传统的发展模式，而是停留在浅绿色的水平上去号召人们被动地应对资源环境问题，那么这样的生态文明是不可能换来我们所期望的中国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
　　二、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21世纪的世界和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即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的理由。生态门槛的理由在于：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已经从人造资本转移到了自然资本，因此有效地配置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自然资本，不仅包括传统的自然资源供给能力，还包括地球对于污染的吸收和降解能力，以及生态愉悦等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迅速崛起的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资本论（Natural Capitalism）。传统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严重地依赖于人造资本（表现为机器、厂房、设施等运用自然资本制造而来的人造物品）的增长，并以严重损害自然资本为结果。而新的自然资本论则认为，经过将近200多年的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的资源稀缺图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自然资本是富足的而人力是稀缺的；今天，人力不再稀缺而自然资本却是稀缺的。因此人类在走向21世纪的进程中，必须像结束20世纪的冷战一样停止经济增长对于自然资本持续不断的“战争”，需要建立起以自然资本稀缺为出发点的新的生态文明，实现保护地球环境和改进增长质量的双赢发展。
　　自然资本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支持。1996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克纳格和他的同事提出生态足迹的概念来强调经济增长出现了生态门槛。生态足迹是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源（粮食、饲料、树木、鱼类和城市建设用地）和吸收污染物（二氧化碳、生活垃圾等）所需要的地球土地面积。他们测定了从1960年以来地球每年提供给人类生产和消费的资源和吸收排放物所需要的生态足迹情况，发现人类经济增长的生态足迹与我们的地球能提供的生态供给相比，从1980年左右开始超出了地球的能力，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左右。这就是说，地球的自然资本从盈余变成了亏损，今天我们已经需要用一又四分之一的地球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发现，为当前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双重挑战提出的“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三、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社会福利的同步增长
　　如果生态门槛表明了在自然资本约束下经济增长的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那么我们还面临着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导致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改进的福利门槛。传统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增加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增长的极限》一书开始，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导致福利增加提出了许多质疑，以致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此作出答复。1972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Nordhaus发表论文《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吗？》对此作出了最早的答复。他们认为，实证研究发现1925—1965年间的世界数据表明经济福利与经济增长还是正相关的：GNP每增加6个单位，经济福利就增加4个单位。当时经济学家为此长叹了一口气，又专心致志地回到了GNP的有用性研究上。
　　但是20年后，生态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戴利等发表《为了共同的利益》（1989）一书，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这可能是最早提出的绿色GDP指标，后来由Anielski等在1999年发展成为真正进步指标（GPI）。戴利发现因为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人类社会的真实福利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也就是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Wealth）并没有全部转化为人类福利（Welfare）。在此基础上，生态经济学家Mar-Neef（1995）发表《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论文，提出了着名的“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认为“经济增长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生活质量的改进，超过这个范围如果有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也许开始退化”。后来有许多人作出了支持这个假说的研究。例如，世界幸福研究的实证数据表明，大约从1970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明显地出现了不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情况。又如，美国从1965—1970年以来，虽然人均GDP从1万多美元增加到了现在的3万多美元，但是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却没有相应提高。
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假说，对传统经济学家坚信不疑的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福利增长的信念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经济持续增长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是生态文明概念得以建立的另外一个基石。遗憾的是，自从1970年代以来，传统经济学家基本上不再理会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甚至认为“这不是思考问题的方式”。
　　四、中国发展特别需要走生态文明道路的理由
　　从前面所述的经济增长的生态门槛和福利门槛，可以看到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生态文明的两个基本理由：一是生态约束的理由。如果把“地”看作是所有自然资本（包括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代名词，即使不考虑21世纪世界面临的普遍的自然资本约束，其实中国本身的发展也一开始就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人民生活的福利水平，就必须研究自然资本约束条件下的发展模式，这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以及某些自然资本相对富裕国家的发展模式肯定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根据人口数量与国土规模以及相应自然资本的关系，我们可以粗略地在世界上识别出四种类型的国家：人少地多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等；人少地少的国家，如新加坡等；人多地多的国家，如美国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如中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因此，由此决定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应该是不一样的。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需要特别强调生态文明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