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兼论中国的比较优势

    此外，我们还在计量模型中纳入
    国内生产总值GDP控制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以及经济共同体变量Group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这里仅指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三大区域经济共同体，中国大陆因与香港签署CEPA协定，也视作经济共同体，所有变量的内容解释和数据来源详见表1。
    我们首先以2006年的截面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如下：Outsourcingij=C+a1GDPj+a2Wagej+a3Governmentj+a4Riskj+a5Taxj+a6Treatyj+a7Langij+a8Colonyij+a9Distij+a10Landlockj+a11Contigij+a12Transportj+a13Communj+a1

4Businessj+a15Groupij+ε（Ⅰ）方程中的C和ε分别为截距项和误差项，a1-a15均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下标i为发达国家（地区），j为发展中国家，Outsourcingij表示发包方i对承包方j的外包业务量，方程中的变量Outsourcing、GDP、Wage、Dist均取自然对数。
    为避免单一年份的偶然性，我们在1998-2006年的面板样本中对理论假说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然而，由于Risk、Tax、Business这三个解释变量缺少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回归分析中予以剔除，回归方程如下：（Ⅰ）相同。
    此外，考虑到国际外包的内容包含垂直一体化生产流程中的多个生产阶段，各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技术含量和价值链环节，对于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敏感度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了发展中国家所能承接的外包业务层次。基于外包业务所属的技术层级，我们预期，低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对劳动成本更为敏感，而高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则对交易成本更为敏感，特别是对基础性的服务因素尤其重视。因为前者的劳动成本在成本结构中占有较高比重，相应地，外包决策赋予劳动成本的权重也应当更高。相比之下，后者的劳动成本虽然占比较低，但在规模经济、信息咨询、金融支持等方面却有更高的要求，服务质量的好坏决定了当地能否满足大规模生产所需的水电、仓储、物流等基本条件，以及能否在短期内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等等，因此在外包决策中赋予交易成本更高的权重。为此，我们还分别以半成品和零部件的双边贸易额作为因变量，检验不同技术层级外包业务的区位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半成品主要是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中间投入品，例如纺织、服装、家俱等制造业，而零部件主要是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中间投入品，例如汽车、机械、电子等制造业，因此，以半成品贸易额衡量相对低技术层级上的国际外包，以零部件贸易额衡量相对高技术层级上的国际外包。
    三、计量结果
    在截面样本中，我们以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中第1列所示。然而，考虑到截面数据实际上是包含发包方和承包方的二维混合样本，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出现偏差，为此，在方程（Ⅰ）中添加虚拟变量Developed以固定发包方因素的影响，着重研究承包方个体差异对外包规模的影响，表2的第2列给出了对应的回归结果。很明显，在固定发包方影响之后，回归结果得到较大改善，拟合优度从0.565上升到0.819，而且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程度也大幅提高，因此，我们根据固定效果的回归结果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另外，鉴于方程中解释变量较多，有可能因为共线性问题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在逐步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之后，最终的回归结果在第3列中给出。
    比较2、3两列的结果可以看出，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影响方程的解释能力，但潜在的共线性问题却得到有效缓解，方差膨胀因子VIF值从2.15降至1.92。
    第3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与理论预期相符。其中，工资变量与外包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联系，这也证明了发达国家实施跨国外包的主要动因之一是节约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在竞争国际外包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在交易成本中，反映制度因素的解释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除税收负担变量在5%的临界水平上显著之外，其他制度变量均在1%的临界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高质量的制度环境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吸引国际外包，其影响力在很多时候甚至超过劳动成本。例如马来西亚的劳动成本约为泰国的3倍，但前者承接的外包规模却比后者还高出72%，而前者的经济总量尚不及后者的七成，且在其他区位条件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这种外包规模与劳动成本的悖论只能归因于制度环境的差异。与泰国相比，马来西亚在制度条件的所有指标上都具有较大优势，马来西亚与泰国的政府腐败指数分别为5.0和3.6，税收负担分别为35.2%和40.2%，国家风险指数分别为81.7和68.9，签订的双边税收与投资协定累计数分别为129和98。泰国的政府效率相对较低、政局经济局势不安定以及高税收等因素增加了发包方的交易成本，大大削弱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从而降低了对于国际发包方的吸引力。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之所以能克服劳动成本高企的不利影响，以较小的经济总量承接较多的国际外包，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高效的制度环境。
    同样，反映人文地理因素的解释变量也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变量Lang和Colony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也与预期相吻合，即相同的语言和殖民地基础上的历史联系，降低了相互交流沟通的交易成本，奠定了承接国际外包的人文优势。另外，由于国际商品贸易是以海上贸易为主要途径，沿海国家更有机会承接国际外包，而地处内陆的国家则要受先天地理位置的约束。值得关注的是，空间距离变量Dist和国界接壤变量Contig的高度显著性，说明发达国家企业在选择外包合作伙伴时，着眼点大多集中在邻国或者距离较近的周边国家，以此降低运输成本和确保分工合作效率，这就使得国际外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以亚洲为例，日本对中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外包业务占其对样本内发展中国家外包总量的88%，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3%、96%、89%、98%。与之相类似，西欧发达国家的外包对象主要集中在中东欧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包对象则以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周边的美洲国家为主。
    在服务因素中，交通运输变量Transport和营商环境变量Business的系数均高度显著，网络通信变量Commun的系数符号虽然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样本容量不足有关，也可能是变量Business中已经包含了网络通信服务的相关信息所致。与其他引致交易成本的区位条件有所不同，服务因素属于限制国际外包的瓶颈因素，运输能力不足和配套服务效率低下不仅增加了交易成本，甚至有可能使国际外包变得不可行，特别是在规模经济要求较高或者时间要求较高的生产外包中更是如此，因为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需要足够的运力来运送商品，也需要足够的仓库来储存货物，一些特殊商品还需要及时的航空运输以争取时间。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先天性人文地理因素的负面影响，而低质量的服务供给也可以使劳动成本和人文地理等优势成为可遇而不可得的空中楼阁。例如越南作为亚洲劳动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长期受制于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让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但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发展，交通运输指数和网络通信指数分别从1998年的-1.069和-2.436改善至2006年的-0.48和-2.071，服务瓶颈的缓解使劳动成本优势和地理优势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香港、台湾等地外包业务，短短九年内承接的外包总量便增加了3.4倍。
    再来考察不同技术层级外包业务的区位决定因素，在剔除不显著的解释变量之后，以半成品和零部件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2中的第5列和第7列所示。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理论预期的判断，第5列中变量Wage的系数为高度显著的负值，而第7列中变量Wage的系数虽为负值，但显著性水平则要低得多，而且系数绝对值也远小于第5列。说明低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更看重劳动成本的区位优势，相比之下，高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对劳动成本的敏感度则要低得多。比较与交易成本有关的解释变量可以看出，两者在人文地理和制度因素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但在服务因素方面，第7列中交通运输变量Transport的系数值比第5列高出55%，说明高技术层级的外包业务更看重交通运输的服务能力，这可能反映了前述理论预期中规模化生产对于物流条件的更高要求。
    为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在面板样本中做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并在回归方程中纳入虚拟变量Year和Developed，以控制时变因素和发包方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前三列中拟合优度的比较显示，纳入固定效果之后的回归结果大大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观察表3中的第3、4、5三列，可以看出，面板样本的计量结果与截面样本基本一致，但由于样本容量的扩大，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程度得到大幅提升，绝大部分变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然而，第5列中变量Wage的系数绝对值仍然小于第4列，并且第5列中变量Transport与Commun的系数值比第4列高出将近50%，这就使我们更加确信国际外包的区位选择模式存在异质性，外包业务的技术层级决定了发包方在成本偏好方面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外包对象的选择，劳动成本占优的国家更容易承接技术层级相对较低的国际外包，而服务质量占优的国家更易于承接技术层级相对较高的国际外包。此外，在制度因素中，高效率的政府办事部门和自由化的贸易投资政策大大减少了交易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因而更受高技术层级国际发包方的青睐。
    四、中国的比较优势与劣势
    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对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区位条件进行比较分析，以便于找出中国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的优势与劣势，并为更好地承接国际外包提供合理的政策参考。鉴于人文地理因素的先天性特征，对于政策操作的意义不大，此处着重比较劳动成本、制度因素以及服务因素三个方面的区位条件，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在劳动成本方面，中国远低于欧洲和美洲的竞争对手，在低技术层级的国际外包竞争中占有相当大的比较优势。但与亚洲的竞争对手相比，劳动成本的优势并不明显，与印尼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比印度和越南的劳动成本甚至高出44%和34%，而且随着《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正式实施，中国的劳动成本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原有的优势将进一步削弱，甚至有可能逆转为中国的比较劣势。考虑到国际外包的区域化特征，竞争大多是在同一区域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中国相对于欧洲和美洲竞争对手的劳动成本优势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反而是相对于亚洲国家的劳动成本优势弱化更值得引起关注。近几年，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等地的企业逐渐调整经营策略，将部分在广东等地的外包业务转移至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这一现象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继续凭借劳动要素禀赋来竞争国际外包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在制度因素中，中国的优势在于贸易投资的开放度较高以及国家风险较低。自1980年以来，中国以积极的姿态扩大对外开放，签订的双边税收投资协定累计已达148个，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中国还保持了高度稳定的政治环境，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很多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规逐步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从而为中国赢得国际外包竞争中的制度优势。税收负担较重是制度因素中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包含关税在内的平均税负高达77.1%，仅略低于印度，远高于其他竞争对手，但在新税法颁布实施之后，中国的税收负担将会有所减轻。政府廉洁程度大致处于比较均势的状态，政府效率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尽管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巨大进步，但与马来西亚这样的先进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这也说明中国在制度条件上还有较大的潜力可供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