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兼论中国的比较优势

     摘要：本文利用20个发达国家（地区）和40个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中间品贸易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截面样本和面板样本的计量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发包方的区位选择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低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更偏好选择低工资国家以节约劳动成本，而高技术含量的外包业务则更偏好选择高质量服务的国家以节约交易成本。中国在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大部分指标上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今后要更多地依靠服务和制度条件的改善，以抵消劳动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决定因素；劳动成本；交易成本
    一、引言
    根据Olsen（2006）的定义，外包（outsourcing）是指生产业务和工作机会向外部供应商的重新分配（relocation），也就是企业将原本由自己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转交给外部供应商生产，当外部供应商与发包企业分处不同国家时就称之为国际外包。国际外包实际上是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一种形式，也经常被冠以生产分割（production fragmentation）、生产分担（production sharing）、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等称谓，它内生于市场竞争的要求，并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高速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市场的进入壁垒逐渐消除，竞争强度也越来越高。面对国内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发达国家的企业选择将劳动投入较高、技术要求较低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集中本国资源专注于核心环节的生产和研发，以此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Yeats（1998）对零部件贸易的统计结果表明，1995年全球工业制成品外包的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在机械与交通运输类商品（SITC7）中，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出口的零部件超过1000亿美元，约占国际外包业务量的20%。Molnar等人（2007）基于广义经济分类（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简记BEC）标准测算了OECD国家的国际外包规模，结果显示，1992－2004年间以中间品进口额度量的国际外包规模增长了将近20%，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外包业务比重从15%上升到25%，中国、东盟以及中东欧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外包承接方。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承接外包业务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可以通过生产合作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学习和模仿过程中实现技术升级。Feenstra与Hanson（1995）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对墨西哥的外包业务增加了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比例，由此促进了墨西哥的技术进步。少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可以在模仿基础上加以创新，通过承接外包建立后发优势，进而赶超发达国家。例如韩国和新加坡就是在承接日本企业的外包业务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生产工艺，再经过有效创新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在电子、汽车、造船等行业已成为日本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与之相类似，一些中东欧国家则是通过承接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包业务，在很短的时期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成功经验的启示下，很多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措施吸引发达国家的外包业务。例如设立出口加工区，削减与国际外包有关的各类税率等等。然而，企业实施跨国外包有其特定的考虑因素，如果不能对症下药，相关的政策效果只能事倍功半。Baldone等人（1999）基于纺织服装业中西欧发达国家对六个中东欧国家的外包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外包的决定因素，结论显示劳动成本差异、地理接近度以及文化相似度决定了中东欧国家承接的外包规模。Nord?s（2004）对52个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分析表明，国际外包对市场规模、贸易障碍、基础设施质量、以及地理因素高度敏感，以人均GDP衡量的劳动成本对国际外包的影响存在部门差异，服装业中的劳动成本与外包变量是负相关的联系，但汽车业中的劳动成本与外包变量却是正相关的联系。Zeddies（2007）考察了欧盟内部的双边零部件贸易，发现跨国外包除了受劳动成本影响之外，交通成本、配送时间、以及通讯服务等因素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劳动成本。由此可见，国际外包对象和地点的选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压低劳动成本或者削减关税成本，可能并不足以吸引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
    中国自对外开放以来，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方式承接国际外包，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不仅引进了技术设备、培养了熟练工人，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建立了国内外生产者的稳定联系，为今后的持续合作奠定必要的基础条件。但是，经过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上升，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不允许再走“血汗工厂”的老路。与此同时，周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印度等国加入到竞争国际外包的行列中，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冲击。
    在竞争压力下，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原有的吸引力？中国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在哪里？除了低工资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区位条件可以发掘并充分利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前所处的竞争环境，也有利于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下搞好对外开放。
    本文从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入手，系统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外包业务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与主要竞争国家的区位条件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揭示自身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为进一步承接国际外包提供政策参考。文章内容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二节是对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以及变量选取和数据资料进行说明；第三节是对计量结果的详细分析；第四节是对中国与主要竞争国家的区位条件作比较分析；第五节是总结研究结论和提出政策建议，并就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予以说明。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理论上，企业实施国际外包的主要动因是节约劳动成本，低工资的国家有可能承接到更多的外包业务。但外包业务也会涉及到一系列交易成本，例如运输成本、关税成本等等。而劳动成本低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为落后，交易成本相对较高。如果一个国家交易成本的额外支出超过了劳动成本的节约，那么外包将无利可图，只能将生产业务外包给其他交易成本更低的合作方。因此，我们认为，企业选择国际外包的合作对象是权衡劳动成本与交易成本的结果，劳动成本的高低并不是决定发展中国家承接外包的唯一因素，交易成本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交易成本足够低的条件下，劳动成本高的国家仍然能够承接较多的外包业务。同样，在交易成本过高的条件下，劳动成本低的国家反而不适合作为外包对象。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并深入考察哪些因素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外包的规模。
    本文的实证研究是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配对样本数据，为体现研究对象的代表性，我们依据2006年贸易数据的排名，选择贸易额位居前20位的发达国家（地区），以及贸易额位居前40位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剔除了中东产油国以及部分国家数据缺失，我们又补充了一些贸易额较高的国家进入样本，这6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额占当年世界贸易总额的90%，样本国家（地区）详见附表1。
    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方法，我们以发达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中间品贸易额来度量外包规模Outsourcing①。按照BEC的统计口径和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关于中间品的划分标准，中-69-服务贸易《国际贸易问题》2010年第8期间品包括半成品（BEC代码为121、22、322）和零部件（BEC代码为42、53）。
    考虑到本文目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外包规模的影响，因此，在实证检验中并不考虑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的影响。为保证统计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采用从业人员人均的年度工资性收入Wage来衡量各国的劳动成本，再以年均汇率转换成美元标价的工资。交易成本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其形成既与制度因素有关，也与人文地理因素有关，还与交通运输、网络通信、金融保险等服务因素有关。制度因素中纳入政府腐败指数Government、国家风险指数Risk、税收负担比率Tax、双边税收与投资协定累计数Treaty共计四个变量②，人文地理因素中纳入语言Lang、殖民地Colo-ny、空间距离Dist、内陆Landlock、国界接壤Contig共计五个变量，服务因素中纳入交通运输指数Transport、网络通信指数Commun、营商环境指数Business三个变量。
    其中，Government是由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编制的反映政府腐败程度的指数，Government值越低表明该国政府体系越腐败；Risk是由国际经济观察组织（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编制的包含一系列反映长期和短期内政治经济风险程度的合成指标，具体的细分指数包括政策连续性、法律完备性、社会稳定性、通胀严重性、外债安全性等等，Risk值越高表明该国的国家风险程度越低；Business是由世界银行根据跨境贸易、合同执行、获得信贷等十项便利性指数，对181个国家营商环境所作的排名，Business值越高表明该国的排名次序越低，营商环境越差，此处用作反映综合服务质量的指标；Transport和Commun指数的计算参考了Francois和Manchin（2007）的做法，先在若干细分项目基础上作正态标准化转换以消除计量单位的影响，再利用主成份分析得出合成指标，附表2中列出了细分项目名称和主成份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