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中的中国股票市场功能效率的特殊性研究

    从金融领域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货币几乎成为了唯一的金融工具，除了现金和存款之外，金融资产没有其他的来源;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压抑，更不用说市场之间的竞争;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独立金融机构，不仅要负责货币发行的控制，而且还经办了几乎所有的工商业信贷、农村信贷和居民储蓄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改写了中国人民银行利用货币大一统金融领域的历史，而证券市场的诞生则实质性地加快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化过程。中国经济证券化比率(证券市值/ GDP)在股票市场诞生后迅速提高，由1991年的约1%上升至2001年的45. 370l00
    股票市场的发展培育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从投资者角度来看，随着股市的发展壮大，个人投资者在学习了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对银行存款、债券、股票、保险及基金等不同金融产品的成本—收益权衡，来应对自身面临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而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则需要根据其所代表的不同个人投资者的利益要求，进行金融产品的创新设计与组合，最终为投资者提供增值服务。从上市企业角度来看，股票市场所提供的股权流动性以及评价机制，对塑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明确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培育企业的市场竞争与风险约束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近年来，一方面证券监管部门对原有股票发行的额度审批制进行了改革，取而代之的是体现市场公平原则的核准制，从而为那些巫需筹资且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非国有企业敞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帮助它们进入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另一方面，针对已上市的连年绩差公司和严重违规公司，证券监管部门最新修订出台了退市办法，这为今后彻底杜绝我国股票市场上“越亏越光荣”、“违规也没事”等反常现象确立了政策依据。
　　四、促进社会诚信的确立
    社会诚信缺失被认为是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所具有的“通病”。现阶段，包括市场人士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社会诚信的逐步确立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背景下我国顺利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根本保证。然而，关于社会诚信，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争议:一是社会诚信本身所具备的内涵，即究竟什么是社会诚信;二是确立社会诚信的推动力，也即是依靠经济运行中的自发力量还是依靠政府力量促成。
    姑且撇开争议的具体内容，按照笔者的看法，一旦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选择了某上市公司的股票进行投资，他就拥有了参与企业事务、并能够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同时他也承担着监督企业经理层、防止其偏离公司经营目标的义务(当然投资者可以“搭便车”，也可以置这些权力义务于不顾，仅仅考虑投资价差)。但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必须真实、及时、详细地向公司股东披露经营管理的信息，在获得与经营业绩相对应报酬的同时，真正担负起对所有投资者的应尽义务。
    社会诚信逐步确立的推动力量主要是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主体自身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二是法规政策的完善与可执行。换言之，社会诚信的确立需要来自于自发力量和政府两方面的推动力，但两者的作用机制存在着很大差异。自发力量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的“试错”才能形成某种制度和规范，容易带来社会净损失，但制度或规范一旦形成，其生命力通常都很强;而政府通过立法和制定规章制度，则具有“出手及时”、针对性强、迅速改变预期等优点，但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被利益集团操纵或决策偏差的情况。
    如上所述，股票市场作为我国现有的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市场，其最近10余年来两个最重要的发展成就，就是信息披露日益透明和监管部门大批法规的出台，这无疑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诚信的确立进程。一方面，根据现有的规定，所有上市公司和上市基金都必须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定期向社会公众进行详细真实的信息披露，同时，各类中介机构、公众传媒及投资者本身也在确保市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监督作用。近年来，正是由于各类中介机构、公众传媒及投资者的“火眼金睛”，才使得诸如银广夏和蓝田股份(已更名ST生态)造假、基金黑幕、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已更名ST康达尔)股价操纵、通海高科欺诈上市等“市场丑闻”提早曝光，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大批法规的相继出台，使得监管部门对市场当中诚信缺失事件的处理有据可依，从而在制度层面上为那些市场违规者们设定了高额的“犯错成本(fault cost)·这也就是上面关于社会诚信内涵当中所谓“参与主体违反规则最终结果的不经济性”的具体含义。当然，除了由政府法规所带来的“不经济性”之外，违反规则的参与主体还有可能面临原有合作伙伴的“永久回避(permanent aversion ) " ,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发的所有潜在合作伙伴“永久回避”，这与那些可以量化的“犯错成本”(如高额罚款)相比，通常更具现实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