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联解体的经济根源

   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二是原有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资料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
    四、经济改革的失败与全面的社会危机
    5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体制的诸多弊端，苏联领导人推行了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从1957年赫鲁晓夫发动“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三自一全”，苏联的经济改革历史30余载，但无一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对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对斯大林时期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没有从理论上搞清楚。苏联经济改革往往着眼于经济体制中的个别矛盾，靠采取一些个别的、孤立的修补性措施来解决。没有触及经济体制的基本矛盾。更没有综合性相互联系的配套措施，使得不同时期的改革、不同的方案互不衔接，零敲碎打，事倍功半。
    第二，改革仅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始终未触及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如赫鲁晓夫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产生的弊端看成仅仅是部门管理体制这种形式造成的，因而在改革中，只改革了管理体制的形式，而没有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本身。苏联传统经济体制在所有制关系上的突出特点是城市经济全盘国有化、国家与企业关系行政化，这是经济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而苏联的诸多改革方案却无一触动这一问题。因此，每次改革只能收到短期效益，而没有最终改变苏联经济增长下降的趋势。
    第三，始终未能破除产品经济观，阻碍了改革的深化。产品经济观是阻碍苏联改革深化的最大思想障碍。纵观苏联改革全过程，产品经济观与商品经济观的斗争一直贯穿其中。如1962年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大辩证;1964年围绕着“新经济体制”的制定和推行展开的有关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批判的辩论;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是产品经济观和商品经济观斗争的集中表现。针对苏联和东欧一些人士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苏联掀起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以阻止改革发展中的这种市场取向。这场批判压抑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的寻求改革途径的探索。从此，苏联的改革也就堰旗息鼓。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企业“三自一全”改革方案的提出，戈氏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固有的”。这在理论上是一种新的进展，但在实践中并没有什么措施来建立发展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的产品经济格局还是原封未动的。
    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经济改革思想和方向的根本转变。这固然与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把人们思想搞乱有关系，但从经济上看，改革长期不见成效，经济发展不上去，使人们对改革失去信心，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动摇。经济危机导致了相当多的人产生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诱发了民族危机。苏联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但酿成民族危机，主要是由于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不能给各民族共和国带来高度的经济繁荣和富裕的生活。有些经济发达的共和国急于独立，离开苏联。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和经济危机为国内外反动势力“和平演变”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各种危机相互交织、相互推动构成了整个社会危机，从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由此可见，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改革经济体制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弊端，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